试述城市史的编撰与研究<br/>——以《常州通史》为例

试述城市史的编撰与研究
——以《常州通史》为例

2018-04-03臧秀娟

上海地方志 2018年4期

臧秀娟

《常州通史》（后改为《常州史稿》）作为常州市一项重大文化工程，该地有史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城市通史，也是国内不多的由地方志部门承担的城市史研究项目，经过2013—2017年五年时间的筹备、编撰、审校，于2018年上半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该书力求对常州漫长的历史进行全方位的把握和科学分期，史料丰富，见解独特，具有学术独创性以及纪实求真性。

《常州通史》编撰与《常州市志（1986—2010）》后期编纂工作同时进行，且具体负责为同一人。“事非经过不知难”，什么是城市史？城市史与城市志有什么不同？城市史的编撰对当地历史文化研究的意义有哪些？本文以《常州通史》的编撰及相关常州城市史研究为例，进行思考探讨。

一、什么是城市史

有学者提出：城市史既是城市学的分支学科，又是历史学的重要部分①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自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即对“城市的起源、兴衰与历史演变（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的史学研究②鲍世行、顾孟潮主编：《杰出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市》，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149、155页。。城市史以城市的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是一种以时间变迁为线索的纵向研究；同时，城市又是由诸多横向方面如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组成，这些横向的方面构成了历史学之外的许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城市史的学科性质是多元的③毛曦：《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城市发展历史具有时空维度。从时间维度的展开来看，是城市形成、发展、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有着明显的阶段性；而从空间维度的展开来看，则是城市在空间上的发展所形成的区域性。

城市史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为基本内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重要的，是与此地理空间紧密联系的人文环境、历史传统和时代变迁。综合看，城市史重视的是城市本身的发展演变，而不仅局限于城市范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只有当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同城市结构、功能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时，才成为城市史的研究内容。

二、城市史的研究与编撰

城市史的研究与编撰有着相当的难度，一是史料本身的缺憾，另一是“横不缺面，纵不断线”的高标准学术目标。即便有地方志办公室多年的地情资料积累，也难以完全解决问题。因《常州通史》的编撰项目，带动了常州城市史的研究，出版了《常州运河研究》《清代常州文化简史》《常州先哲遗书》（影印）、《光绪武进阳湖县志》（点校本）、《光绪金坛县志》（点校本）、《清代常州文化研究丛书》《常州历史文献丛书》等地情研究书籍；而这些研究，又为《常州通史》的高质量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熊月之、茅家琦、范金民等史学学者加入常州城市史的研究行列，甚至日本京都大学史学权威滨岛敦俊教授也表示关注和兴趣，逐步与江南史研究相接轨。

城市史的研究与编撰，需要重视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了解城市史系统研究的特点。

城市的历史发展与整个国家的历史发展密不可分，应善于将城市发展放在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中分析考察，把宏观和微观的研究相结合。把城市当成发展过程来研究，而不是地点。始终把握住中国城市发展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城市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二是行政力量下全国单一模式的城市发展道路。

在着手编撰《常州通史》前，各历史分期的主要撰稿人，对常州历史作了系统的研究。纵向上，研究常州城市形成、发展的脉络和阶段性，研究史前时期、先秦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元时期、明朝时期、清朝时期、民国时期、现代社会中的城市形态和发展状况及其历史特点。横向上，研究涉及城市的地理地貌、环境、自然景观、园林、工业、商贸和金融、建筑、公用事业、交通、市政工程、科技、文教、游乐、生活、心理、社区、服务、习俗、阶级和阶层、职业、社团、政治、宗教、人口、人物、建置、功能、疾病等，相互联系又消长变化的方方面面，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掌握。阶段性上，关注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城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市文化结构、城市职能分区和基础设施等的发展变化。

城市史既然是地方通史，必须对地方社会进行“通”体观照。史学家张荫麟曾指出：“众史事不是孤立无连的。到底它们间的关系是什么样关系？同时的状况，历史的一‘横切片’的种种色色，容可以‘一个有结构的全体之众部分的关系’的观念来统驭。”①张荫麟：《中国史纲》（1941），自序一，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这种“通”体观照的统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自然地理环境对于古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以及文化传统（思想文化、政治理念等）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譬如，古代常州生产、商贸活动主要集中在贯穿该地的大运河一线，“书香盈巷才人出，枕河人家数百年”，一条青果巷，走出200多位进士。又譬如，随着近代城市文化形式如报纸、学校、出版社、书店等产生，常州诞生了一批独立于政界、官场的自由职业知识阶层。这些新型阶级阶层的出现，改变了传统城市由封建官僚、绅士一统天下的局面，使城市社会与文化出现多极、纷繁、鲜活的面貌。像从常州青果巷走出的李宝嘉、汪文溥、刘束轩、董庵等人，远离官场，全身心地投入编辑和写作活动，成为有影响的城市社会新阶层。

2.经济环境对古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一个聚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因素：（1）它对属地或腹地提供零售商品和服务项目的作用；（2）它在连接经济中心的分配渠道结构中的地位；（3）它在运输网中的地位①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29页。。因此交通费用、需求极限（包含足够消费需求，使供应商获得正常利润的地域范围）、商品供应范围（一个购买者购买特定的商品时所不愿超出的极限范围）、人均收入、单位土地的农业生产价值及可耕地的比例等，是决定村落、集镇、城市布局的主要因素。常州城的形成，除地理形态制约因素，经济和运输网络的发展起着重要影响，并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和运输网络的变动而拓展和转移。像米市、豆市、木业运输、纺织业的发展和变迁，均与运河的作用有关。又像常州历史上的重镇奔牛、孟河、湖塘、横林镇，其城镇的发展与历史演变，经济环境与社会、人口与市场、城镇建设与管理、文化与生活等方面，皆具有鲜明的特色。

3.城市功能的变化对古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以城市文明演进和城市功能转型为主轴，着重展示常州在近代的社会结构嬗变、城市功能转型尤其是城市由传统封建市镇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都会的曲折历程。对于近代城市经济转型发展，近代市政建设、管理与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城市阶级、阶层结构及其变动，社会风俗的蜕变等多侧面的描述，特别是对常州城市近代化与半殖民地化相交织的复杂情景，以及常州近代工业、商业、交通、金融、文教的兴起和曲折发展，进行细致和科学的阐述。

（二）破解城市史史料征集的难点。

城市史编撰是一项严谨的学术行为，学术的严谨必然带来浩瀚的工作量：勤搜博采、钩沉稽遗、排比考证。《常州通史》古代卷、近代卷、现代卷上下铺设、条分缕析、古今贯通，蔚为大观。然而仍然存在“郡县归属失考、郡县名称失考、误引文献、诸州郡县置废失考、侯国建置失考”②孔祥军：《汉唐地理志考校》，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版。“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事难该辨”“难或详书”的无奈。

文献资料的数量多寡与价值高低，影响着研究的路径。先秦史的传世文献既少，行文又或简练或古奥；明清史的文献资料则数量巨大、类别众多。对先秦史部分的研究，要有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功夫，且不盲从后世注疏家的解释。对明清史研究，则要有从恒河之沙一般的文献资料中披沙拣金乃至点石成金，且到藏书机构、到田野广泛采集相关或独特的文献和证据。

史料的搜集，除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地方文献专著，亦应重视档案、报刊、正史、野史、口述史、回忆录、稀见史料等。广事搜集，考证传世文献资料，并辅以文物考古资料的补充与印证。

以《常州通史》（古代卷）为例，征集的文献包括历代官修的正史，古代文人笔记、诗词歌赋，官牍文献，包括近现代学者们大量的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考古学新发现，并引用了古代卷作者们长期研究地方史过程中亲自搜集的碑刻、墓志拓片和谱牒等第一手史料。就史料较少的先秦、魏晋南北朝等时期，引用了常州籍大家的史学专著，如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臧励龢《补陈疆域志》、洪齮孙《补梁疆域志》等。

《常州通史》（古代卷）收录100多幅照片、地图等图片资料，其中有些照片反映的文物，是在文物部门的配合下，从保管严密的文物库房中取出来拍摄，保证入史资料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三）运用城市史研究的成果。

《常州通史》凡例要求“全、广、博、精”，这需要研究相关史料和积极应用最新的研究成果，撰写中尽可能避免记载疏漏、考辨讹误、叙次不清等现象。

1.重视对历代文献、考古资料的运用，吸收考古发现的研究成果。《常州通史》（古代卷）将新近发现的中华曙猿、三星村遗址、象墩遗址等重要的考古发现成果，作为阐述历史的重要证据：常州地区的史前人类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史前文化，成为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也是旧石器文化的重要发生地；太湖流域新石器文化在中国史前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吸收大量近年发现的碑刻资料及其研究成果，譬如发掘的钱一本的碑，通过文献查证和走访调查，论证了钱一本与常州、东林书院与常州的特殊关系。石龙嘴“江湖汇秀”石碑的发现，则为古代常州运河水分流的情况及常州水利特点提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3.吸收了史学界（包括高校）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把近些年常州地方史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引入到相关章节中。譬如，近些年各界对“历史名人在常州”的研究，尤其是季札、王安石、唐荆川等，均有新的思考和亮点。《常州通史》还引用了高校史学博士的研究成果，通过阐述史实，甄别一系列相关的民间传说的真伪。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西晋移民的研究，澄清了民间关于萧氏家族和齐梁文化的一些误解。

（四）抓住城市史编撰的侧重点。

以城市为中心结点的地方史编撰，既要抽象意义上融贯地方社会的诸种要素，又要在具象的生活中呈现地方社会结构，突出表现城市史的地方性、时代性及学术性。

1.地方性。既把常州历史放到中国历史的长河，突破地域史偏于内视的束缚，把常州现象、事件和人物与整个中国的发展进程、脉络结合起来，更把对常州地域影响较大的现象、事件和人物凸现出来，将常州学派、阳湖文派等对中国思想和文化史的影响、地位相结合，更好地体现地方特色。

《常州通史》统稿者叶舟博士认为：有些运动有些事情，可能在全国很有影响，但在常州区域没有太大影响，撰写时就一笔带过。对于常州曾发生过的大事，一定去找详尽的资料来反映，以让读者全面了解与掌握历史。

近代一些人物或事件，对近代常州史编撰的助益不大，虽然这些人物或事件曾经浸淫于常州人文传统之中，但主要代表人物在上海或其他地方活动，像史学家孟森、语言家赵元任等，则可以简洁的笔墨记述。但对于实业家盛宣怀，由于对常州地方的教育、慈善事业和图书出版均有重大贡献，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则需要加强对这些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地方角色和作用的探讨，以凸显地域特色与影响力。

2.时代性。城市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近代城市是古代城市历史发展的延续。通过对古代城市发展特性和规律的研究，可帮助揭示城市发展的特性和规律。譬如，宋代是常州城市发生质变的一个界点，工商业开始规模发展；明后期到清前期，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依托大运河、长江航线，市场的形成和长途贩运贸易的兴起，常州快速发展为商业城市。城市手工业以农业经济和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为前期，主要集中在纺织业方面。城市功能的改变使其冲破城垣的限制，向郊外拓展空间。按照刘石吉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的统计，明清时期（1368—1911年）常州府8700平方公里，市镇数量253个，市镇率2.91%，市镇机能范围为34.39平方公里①吴建华：《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载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城市史研究》第11—12辑（1996年）。。可见明清时期常州府的城市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至近代，随着江南地区棉织品优势地位的丧失，常州以集散棉织品为主要职能的市镇开始衰落；“变商为工”是常州工业资本的主要来源，纺织染“一枝独秀”，成为常州近代经济的轴心②茅家琦：《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常州开始摆脱与乡村的多种同一性而具备起独具个性的近代文明状态。这些，即是常州史所体现的时代气息。

3.学术性。为了更好地继承我国史学传统的述、纪、传、图、表、录等体例，在每个历史时期，拣选重要的历史名人为其立传。同时，为了避免人物传与相关内容重复，在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内容中，侧重阐述某些名人的历史贡献和代表作；而人物传，主要介绍人物的生平和历史地位。

在各个章节，努力结合对史实的记述，阐述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观点，揭示历史规律和重大的考证成果。譬如，关于泰伯奔吴的学术问题，通过对多种学术观点的分析，结合考古学发现和文献学的考证，阐述泰伯来自陕西的学术立场。

一部学术性很强又比较通俗的通史，所有章节内容必须是信史，对于一些史前传说，均依据史学界结合考古印证的历史来阐述。通过对历史文化展示的比较科学的方式，阐述常州这方土地文化和文明的源远流长。

三、城市史与城市志的区别与关联

清初陈廷敬认为：“志与史略似而与史有异者，史所重在人事而地理郡国其附见者也。推此而论，志与史各有详略之可言矣。宗工巨卿，史所详者，志不必更详；片长轶事，史不及载者，志不可不载。其法与史相经纬又不与史相同，乃为得耳。”①陈廷敬：《午亭文编》卷39，《与徐少宗伯论一统志书》。

城市史与城市志从内容上看，两者都是以某一个地区为记叙对象，往往互相渗透，史中有志的内容，而志中也难免有史的成分。城市史主要记述该地域人类社会的活动，包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变化发展，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事件等等。每个历史时期该地区的自然界若有重大的、显著的变化，像地震、水灾等也应加以记述，但主要的记述对象是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即使记录了自然现象，侧重点也是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地方志则不然，至少是对自然和社会两者并重的，应将当地的地形、气候、水文、地质、土壤、植被、动物、矿产等各个方面都科学地记载下来。城市史以记叙过去为主，以记载社会发展为主；城市志是以记述现状为主，所谓略远详近。

“主张城市史应该以研究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发展演变为基本内容。……城市史和地方史、城市志的根本区别，在于它重视的是城市本身的发展演变，而不仅是城市范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只有当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同城市结构、功能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时，才成为城市史的研究内容”。②陈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由于城市是由多方面、多子系统组成的综合的系统的社会空间，因而城市史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到城市整体系统或城市方方面面的历史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城市史或城市史的某些领域便成为多种学科的研究领域。故地方志部门要跳出部门的视角，以立体的思维加强城市史的研究，切实担负起城市史编撰的重任。

四、盛世修史的意义

当今城市高速发展，保存城市的历史文化，是城市存留底蕴和保持活力的必然之举。“在现代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背景下，如果不抓紧时机对城市史进行研究，将来的城市也许会失去自己的历史中所形成的独特价值和魅力。换句话说，历史上的城市将不复存在”。③张冠增：《城市史的研究——21世纪历史学的重要使命》，《神州学人》1994年第12期。

《常州通史》展示出常州地区所拥有的丰饶的历史文化资源，将常州城市发展与其历史文化接续起来，完整地再现了常州独特的历史文化特征。它对于展现常州人类社会的历史，展现常州历史文化的源头，探索常州历史文化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地位，更好地研究城市的发展轨迹，鉴古知今、开辟未来，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探寻城市发展的规迹，为新时代城市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化速度的加快，现代城市在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古城保护、城市建设、文化继承等方面暴露出一些问题，“为了给现代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并预测城市的未来。就需要研究城市历史。城市史通过研究城市的起源、历史发展和必然趋势，揭示城市的本质的规律。”①陈绍棣：《加强城市学和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素有“五方杂处，兼容并包”发展传统的常州，新中国成立后区域经济有大幅度的增长。但由于旧体制的诸多掣肘，其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常州创业者不断强化多元优势互补，依托内外市场不断寻求和完善新的增长点，区域经济出现腾飞，一度被誉为“第一个崛起的常州”（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的新兴城市）。然而在90年代，常州工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由于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给国有工业打下的烙印特别深刻，政府职能转换的步伐受诸多因素制约相对滞后，国有企业机制转换特别是企业产权制度变革的进展不快。在撰写《常州通史》同时，同步开展了相关课题的研究，其中“如何重振常州工业明星城市”的课题，引起省、市政府高度的关注。

现代城市是古代城市、近代城市的继承、发展和变革，通过城市史的研究，可以“为我国当代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以及城市化道路提供历史借鉴和历史依据”。②陈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