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卉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0）

大陆对古龙及其武侠小说的研究起步于1990年代，古龙不囿于刻画侠之大义的武侠传统，而是着重于刻画人的存在，使一些研究者窥到存在主义哲学的意味。除了大量的武侠小说，古龙还留下了许多散文作品，书写他对“江湖”生活的感悟，这些散文渗透着他的创作灵性、生活态度和思想意趣，代表了他的艺术追求和成就，值得解读与探讨。

“荒诞”，在存在主义哲学中，被用来形容生命无意义、矛盾、失序的状态，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和“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三个观点。萨特认为“人即自由”，无法被已知或特定的规律所束缚，但由于缺乏普遍性价值依据，人在面临选择时的自由就变得孤独无依，从而出现一个“主体性”林立的社会，相互之间处于无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之中，整个世界呈现出无主宰、无理性、无规律可循的荒诞。生活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中，步步都有障碍、限制，只能是痛苦且孤独的。萨特的理论点明了荒诞中包涵的两个要素——“自由”和“孤独”，人们在追求自由的同时，对无人理解自身的孤独而感到痛苦，造成了生活的一种荒诞。

萨特曾对“舍弃”“焦虑”“绝望”三个名词作解释，在提及“绝望”时，萨特写到：“我们没有希望也得行动。”[1]30即使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也要保持行动。对比萨特，加缪的观点具有更鲜明的感情色彩，“使荒诞存活，首先是正视荒诞。与欧律狄刻相反，荒诞只在人们与其疏远时才死亡。这样唯一前后一致的哲学立场，就是反抗”[2]56。古龙在散文创作中，以浪子的视角对江湖生活进行观察和反思，荒诞意味也通过他对自由与孤独、“反抗”江湖的书写而显现出来。

一、浪子：自由与孤独

自由的选择，成就了人的自由，但也是人与人之间存在隔阂的原因，人在自由的同时也要承担不被理解的孤独感。古龙的武侠小说塑造过许多经典的浪子形象，如李寻欢、陆小凤、江小鱼、胡铁花等，在《楚留香和他的朋友们》中，古龙对浪子形象进行解读：“游侠没有浪子的寂寞，没有浪子的颓丧，也没有浪子那种‘没有根’的失落感，没有浪子那份莫名其妙无可奈何的愁怀。他们看起来虽然嘻嘻哈哈……可是他的内心却是沉痛的。一种悲天悯人却也无可奈何的沉痛，一种‘看不惯’的沉痛。这种心情当然不是别人所能了解的，别人愈不了解他，他愈痛苦，酒喝得也愈多。”[3]322自由与孤独在浪子身上体现得最为深刻。

浪子是自由的，可自由恰恰是构成浪子痛苦的根源。因为“没有根”，浪子缺乏思想上的依托和指导，一切只能由他自己选择，也只能独自承担选择的结果，这种“被迫的自由”令他们痛苦。浪子是孤独的，“荒诞自由这种精神跳跃骨子里是逃脱意识”[2]59，荒诞自由使浪子从生活的普遍目的中脱离出来，带来的不仅是孤独的生活状态，也在浪子与住家子之间划下不可消除的鸿沟，形成浪子精神上的孤独。古龙笔下自由与孤独的浪子形象，也成就了古龙“浪子回头金不换，浪子不回头大快生平”的浪子精神。

在古龙的散文中，荒诞的浪子精神主要体现在婚姻观与爱情观的矛盾上，最早可见于散文《城里城外》中，古龙描述好友倪匡和夫人的感情状态，心里既羡慕又嫉妒：“那只不过是一种依赖，一种互相的依赖……住在城里时，只觉得有时欢乐，有时痛苦，有时爱得天昏地暗，有时恨不得拼个你死我活，其实究竟是什么滋味，我自己也不太清楚。”[3]6古龙对自己原有的爱情观产生怀疑，婚姻的围城束缚了他的爱情，城中的爱情变了质，在这时古龙将其称为“依赖”。1976年古龙的老师白景瑞离婚，古龙写了《一点“异”见》，“每个人在恋爱的时候，都会认为那是他第一次恋爱，因为爱情是会变质的，变为亲情，变为友情，有时候甚至会变为仇恨和负担，但‘时间’已经使他过去的感情变质，这一次的爱情就变成‘第一次’了”[3]35。可见古龙对婚姻略显消极的态度，也埋下了浪子精神在古龙后半生中得以保持的伏笔。

十年后，古龙在《不是爱情》中再次明确了自己的爱情观：“爱情是什么？爱得你死我活，爱得神魂颠倒，爱得神志无知……甚至连命都不要。”[3]204在文章的最后，古龙通过描写一对黄昏时行走在路上的老人，表达了他对婚姻的看法，“那当然已经不是爱情了，而是人类所有最伟大的爱情的混合”[3]204。古龙婚姻观与爱情观的矛盾逐渐明朗。在人生的最后阶段，古龙写下《却让幽兰枯萎》，解释了自己摒弃正常婚姻、流连风尘的原因：“风尘中的女孩心里往往会有一种不可对人诉说的悲怆，行动间也往往会流露出一种对生命的轻蔑，变得对什么事都不在乎了，做事的时候，往往就会带着浪子般的侠气。”[3]46可见古龙并不是“害怕”失去某些现有的东西才不选择长久地住在“城”里，而是更青睐风尘女子的“侠气”，而这种“侠气”进入“城”里，便失去了爱情的激动与纯粹。古龙的爱情观融入了浪子精神，纯粹的爱转瞬即逝、求而不得，因此自由与孤独永远围绕着古龙。

《不是玫瑰》中古龙表明在婚姻、爱情和友情中选择友情，“所以我喜欢朋友，也希望能有妻子。但愿有一天，我能拥有这一切。可是，假如在这两者之间我只能选择一样，我宁可选择朋友”[3]233。但夜深人静、朋友散去时，古龙仍对爱情甚至婚姻有所渴望。古龙在婚姻、爱情、友情之中的选择是自由的，但三者之间不无矛盾。为了爱情放弃婚姻，却羡慕厮守一生的恋人；为了朋友放弃爱情和婚姻，却在孤独的夜里渴望家人陪伴；即便是选择了朋友，也要经历暂离人群时的孤独。古龙置身于无处不在的自由与孤独之中，越自由越孤独，他的精神向往与现实所得正在相互分离，他成了这个江湖的“异乡人”。

如果说浪子精神在情感上所展现的矛盾，仅仅触及了荒诞的表层，那么“酒”则把古龙散文中的浪子精神与荒诞意味结合得更为紧密。“荒诞，既十分明显可见，又十分难以征服，进入一个人的生活，找到了故土。还是在这种时刻，精神可以离开清醒的努力这条既缺乏想象力，又枯燥乏味的途径。”[2]53“枯燥乏味的途径”指普通的日常生活，而接近荒诞的是不清醒的幻化世界。在《风铃中的刀声》序中，古龙坦言：“有一天，酒后醉，醉后醒。这个故事的影子居然成了一点形。”[3]307古龙武侠小说的灵感来源于酒后，并在清醒时通过虚构写作的方式将浪子精神注入叙事之中。古龙散文对浪子精神的展现则更加外放和直接，《另一种美》《朋友》《城里城外》等都是写于酒后，字里行间充斥着自由与孤独所营造的荒诞感。越接近荒诞，越摆脱现实的藩篱，人的思维就越广阔。酒为古龙带来的不仅仅是灵感，更拉近了古龙与荒诞的距离，使浪子精神得以深化。自由与孤独的浪子精神，是古龙散文中荒诞意味的来源，而酒作为古龙散文进入荒诞的连接，推动了浪子精神的发展。

二、江湖：反抗与荒诞

加缪认为西西弗是荒诞英雄，这“既出于他的激情，也出于他的困苦”[2]128，诸神让西西弗重复一个无用又无望的劳动作为惩罚，这种无意义、矛盾、失序的环境本就是荒诞的，而西西弗却坚持反复的劳动，在维持荒诞境况的同时也增加了自身的荒诞，可见反抗与荒诞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西西弗“确信一切人事皆有人的根源，就像渴望光明并知道黑夜无尽头的盲人永远在前进”[2]131，这是西西弗作为一个荒诞英雄的“反抗”。而古龙散文中的荒诞意味，也体现在他对江湖生活的“反抗”上。

提及古龙散文中反抗精神，不得不先从其小说创作中寻迹。《陆小凤传奇》中的花满楼，虽身有残疾却不自怜自哀，依然对世界怀有希望和热情；《多情剑客无情剑》中的阿飞从悲哀中获得力量；《天涯明月刀》里傅红雪在自我怀疑和自我放逐中，重新认识自身的存在。“这一类人物的身上，承载了古龙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体现了他反抗荒诞世界的思想武器，那就是爱与独立的个体生命价值及追求自由的生命意志。这样的反抗方式，体现了萨特式的理念，却又有别于任何一位存在主义倾向的作家的观念，是纯粹古龙式的，是存在主义理念在极具中国特色的武侠小说中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碰撞所产生的结果，也奠定了古龙小说鲜明独特的个性。”[4]

古龙在《一些问题，一些回答》《关于“陆小凤”》等散文中都提到过小说创作的一些原则，“人生中的憾事已够多，所以我的故事，通常都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3]183，“人有很多种，故事也有很多种。我只喜欢写一些能够令人愉快的人，写一点令人愉快的故事”[3]102。正因为这样的创作态度，古龙的小说始终以正义战胜邪恶、欢乐多于痛苦为宗旨。古龙的武侠小说创作是他反抗生活的实际行为，指导这种行为的思想则隐藏在散文之中。摆脱了小说的虚拟背景和庞杂人物，古龙在散文中对反抗的表达更为直白、彻底。在散文中，古龙式的反抗回归了他所在的江湖，展现出平和与通透的态度，其荒诞意味多表露在接受荒诞和寻找幸福两个方面。

“碰到荒诞之后，一切都动摇了”[2]58，加缪认为荒诞在消解人间的意义，古龙则认为“人生，并不是很有意义，幸好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3]210，他承认意义被荒诞侵蚀，却始终有所保留。古龙把荒诞称为“不对劲”的时候，“我们说的这种感觉（不对劲的感觉），却是一个加油站，在一段艰苦过程中的歇息与再生，把它写出来，让生命得到某一种至今犹未能让人了解的平稳力量，然后再把自己从这种感觉中超越出来”[3]191。在古龙式的反抗中，他视荒诞为突破口，虽然在突破后又会陷入新的荒诞，但荒诞会让个体成长。正因为接受了荒诞，古龙在创作和思想上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态度，“幸福和荒诞是共用一方土地的两个儿子，是难分难离的”[2]130，在接受人间荒诞的同时，自然会去寻找幸福。

在小说创作中，古龙认为幸福是正义通过乐观进取的态度获得真正的胜利；回到散文，幸福依旧取决于态度。在《另一种美》中，古龙描写了一个瘫痪的女孩，唯一能动的只有手，但她的眼神明亮，常做手工，虽然女孩所处的环境是荒诞的，但她依旧能感受幸福。正如西西弗虽身处荒诞，但“攀登山顶的拼搏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2]131。身处荒诞江湖的人是否能够获得幸福，取决于他对待荒诞的方式，这种积极达观的态度贯穿在古龙的散文创作中，无论是描摹荒诞的江湖，还是抒发自身的自由与孤独，古龙都用一种轻盈的书写将之淡化。萨特认为在人类的“行动方式中始终有希望在”[1]2，古龙在接受荒诞的同时寻找幸福，如他在《谈谈“意境”》中所说：“不管怎么样，阳光普照大地，总比‘灯火阑珊处’好。”[3]29

三、古龙散文中荒诞意味的成因、特点与意义

古龙的许多小说和散文都透露出存在主义思想，在他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从北国到南国》中，主人公“铿”的孤独意识就隐约展现了古龙与存在主义思想交集的倾向。1960年代后期，古龙的武侠小说创作进入鼎盛时期，他的散文创作也逐渐起步。古龙的求学与创作阶段正好与存在主义文学鼎盛的时代相重叠，他很有可能接触到存在主义文学并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古龙散文中的荒诞意味除了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也基于他飘零无依的人生经历。古龙曾经历过一段困顿潦倒的流浪时光，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生活的希望，这种飘摇、洒脱的人生情怀贯穿了他的后半生。正是经历过自由与孤独的流浪生涯，他才坚定了与生活对抗的决心，这也使他的文学创作与荒诞更加契合。

1970年代，古龙逐渐将注意力从小说创作转向小说影视改编，他的散文创作也崭露头角，这段时期被称为“大成”时期①这段期间古龙在香港《大成》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散文，并经常和梁实秋、唐鲁孙等散文名家并列。。抒情散文《城里城外》《朋友》，长篇散文《关于武侠》《我不敢教人写武侠小说，我不敢》，都体现出其早期散文不拘一格的生活态度和荒诞的思想深度。1980年代古龙迎来散文创作的高峰，当时《民生报》邀请他撰写“不是集”和“台北的小吃”两个专栏，在生命的最后五年，他创作了八十余篇散文。

古龙散文的取材并不广泛，但正因此，才使其拥有更加鲜明的特点：其一，古龙的散文爱写“人”，这也是他散文的最大特点——将真实世界的江湖人写得更“江湖”。在《牛哥的三奇》中，他用精练诙谐的语言把牛哥（李费蒙）及其夫人描写成一对江湖侠侣。古龙通过江湖化写作在散文中扬长避短，这也体现在“台北的小吃”专栏中，他从“人”写起，让美食染上了人的江湖秉性，可谓另辟蹊径。其二，除了抒情散文，古龙散文中最多的类型便是武侠小说批评与创作论，这些文章展现了古龙武侠小说的学习与创作之路。其中最经典的是他与武盲（唐文标）的论战，《我不教人写武侠，我不敢》《小说武侠小说》《我也是江湖人》在记录战况的同时，阐释了古龙小说中武侠精神的源流和创新：“侠义”精神脱胎于江湖人，江湖人“那种守然诺、重信义、锄强扶弱、永不妥协……有恩必报的精神，永远随着他们的悲哀存在”[3]173，而这种武侠精神是“工业社会中最缺少的”[3]166。古龙的散文创作源于他对江湖和人性的关注，贯穿着存在主义者对自由行为的责任感。其三，古龙善写对身边事的感受，写的多是他比较了解的事，《不是集》中很多文章都是开门见山、直抒胸臆。与金庸散文取材上的博古通今不同，古龙散文在取材上虽略嫌单薄，却始终保持着笑对人生的浪子风格。金庸的散文更为严谨，在《谈“不为五斗米折腰”》中，金庸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写起，仔细考证五斗米从古至今的重量有何不同，从而指正翻译，纠正陶渊明嫌弃官小而辞官的错讹。反观古龙散文，摒弃了严谨连贯的逻辑，时而走马观花，时而停下喝酒，恣肆随意却不失其味，正是浪子视角所产生的陌生化效果。

生于乱世，又遇家庭破裂，造成古龙内心漂泊无依浪子性格的形成。古龙的散文展现的也是浪子般自由却“没有根”的生活状态，描摹其心灵上的孤独。自由与孤独的矛盾导致古龙本我与超我逐渐分裂，形成他极富个性的浪子精神，这种精神在酒的催动下逐步走向荒诞。在散文中，古龙描绘了生活的荒诞，也书写了江湖式的反抗，他接受了荒诞并从中寻找幸福。古龙散文中的荒诞意味来源于他在荒诞江湖中的经历与理解，正因他曾饱受荒诞生活的痛苦，所以他主张关切人的发展，建立人的自信和希望，所以在每篇散文的最后，他总能给读者带来希望的曙光。虽然他是为了“江湖人”而书写，但“江湖”也恰恰是人类所处的这个世界。

参考文献：

[1]萨特 让-保罗.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加缪 阿尔贝.西西弗神话[M].沈志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3]古龙.笑红尘[M].陈舜仪，整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

[4]余晓栋.存在主义思想对古龙武侠小说创作的影响[J].理论与创作,2009（2）：6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