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斌

（苏州市职业大学 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04）

明崇祯年间计成所著《园冶》一书，是中国古典园林营造实践及其美学领域的经典之作。由于种种原因，其人其著在之后的数百年间一度沉寂。近世以来，时风丕变，《园冶》从域外重新返回国人视野中，融艺心入匠心，渐受重视。时至今日，研究者从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各自的专业领域入手，对《园冶》奥义多所发覆，但《园冶》仍然有其尚待今人指认甄辨的特殊性。

金学智教授的新著《园冶多维探析》[1]就为今天我们如何笃实细致而又从容深入地研读《园冶》，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全书厚重扎实，精义纷呈，其中第三编《园冶点评详注——十个版本比勘与全书重订》[1]443-584在人文阐释学领域所展现的方法论意义，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在笔者看来，金著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一、解经传统的当下盘活

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无论是在儒家、道家和释教的思想层面上，抑或在医药、匠作等技艺层面上，都存在着一个“经部”的居于统领地位的内容及价值观核心。在儒家，是为“五经”“九经”“十三经”等。道家则以《老子》《庄子》《列子》为《道德》《南华》《冲虚》三经。佛教大藏经中也和儒家经典一样，列有经部门类，一直到民国印光法师以《佛说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普贤菩萨行愿品》为《净土五经》，更是为近世净土宗振兴奠定了思想基础。流风所及，乃至百工技艺，莫不有经，像中医学有《黄帝内经》，木作行有《鲁班经》，甚而植桑养牛，也都有经。正因为“经”在传统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千百年来，人们认知、解读、阐发经典的手段和方法是十分丰富和多元的。“经”者，正如《文心雕龙》所言：“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2]具有本源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然而近代以来，随着王纲解纽、社会剧变，知识结构和教育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风东渐，几乎在每一个思想和知识领域，原有的“经”的地位几乎完全动摇，藉旧“经”建构起来的一系列原则、理念和价值观均遭到贬抑、质疑，于是与之连带的解经诸种手段和方法也被弃如敝屣，而种种不尊重旧“经”文本内在肌理的外来的、趋时的理解，常常不无隔膜悬想、鲁莽割裂之失。旧有的解经方法即便有所保留，也往往被或简单、或笼统地加以应用。

《园冶》这部奇书，将体现人的主体自由的创造性审美自如而合理地建立在对营造技术的熟谙和内行之上，给技术的躯干安上想象的翅膀，经受了时间的洗礼，跨越历史场景的、文化上的以及语言上的诸多障碍，业已成为今天建构中国造园学的源头性经典。也正是鉴于《园冶》及其相关研究的丰富性，金学智教授比照了人文领域的相似情形，梳理了后世研究者重视《园冶》内蕴复合性的意见，提出了成立“园冶学”的倡议[1]3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园冶》书名里虽然没有“经”这个字（《园冶》流传史上曾一度易名《木经全书》），但在中国古典造园学中却有着“经”一般的地位。而《园冶多维探析》一个很有特点、很见功力之处，即在于该著不但有时代的当下维度，更有历史的现场维度。著者理解并尊重中国古代的解经传统，并将其灵活而恰当地运用在对《园冶》的阐释中，精彩而有效。

在第三编《园冶点评详注——十个版本比勘与全书重订》里，著者在逐字释读《园冶》的过程中，纵横开阖，旁逸斜出，有针对性地灵活运用校、订、注、笺、疏、解、证、评等传统治学方法，使读者充分领略到中国解经传统的知性魅力。在中国解经传统出现、发展、变迁的漫长进程中，形成了各有功用、行之有效的诸多解经手段，这些方法丰富而驳杂，笃实而细密，涉及到字的音形义确认考辨、字词句章的理解和疏通、典故和今典的揭示发覆、读者通过文本的中介与著者之间构成的精神主体对话，乃至义理层面的阐释引申。要之，出入于文本世界所关联起来的言语与现实之间、微观与宏观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历史与当下之间，以达“辨章学术，考镜源流”[3]之旨。

二、穷尽文献的基深础固

正像历史上很多居于“经”的位置上的文本一样，《园冶》一万八千字左右，本身的篇幅并不大；而从明末出版一直到近世，知者也甚为寥寥。但是随着时代变迁，吹沙见金，《园冶》在经历了奇妙的跨国界文本旅行之后，无论是出版、翻译，还是介绍、研究，已有了相当的成果积累，殆至今日，渐成显学。而在该著呈井喷式传播的态势之下，核心的种种难解难索的问题依然板结，而种种讹舛和歧见却层出不穷。正如金先生所说：“计成《园冶》的传播史、研究史、接受史，肇始于明代末年，至今已有380年了，其间曲折起伏、由潜而显的历程，它所层累沉积的理论内涵和丰富的经验教训，均值得认真地进行梳理总结。”[1]52有鉴于此，《园冶多维探析》扎硬寨，打硬仗，用的是全景勘察视野下穷尽文献的功夫。

首先，著者梳理了有关《园冶》版本流衍的状况，并“以《园冶》流传史上首印、再版、钞写、翻刻以及经校雠重刊而极有价值者为限”[1]443遴选了十个版本，包括日本内阁文库明版全本、国家图书馆藏明版残本、华日堂《夺天工》钞本、隆盛堂《木经全书》翻刻本、喜咏轩丛书本、营造学社本、城建出版社本、陈植《园冶注释》第一版和第二版，以及《中国历代园林图文精选（第四辑）》作为对比校勘的基础。其次，著者还对已有的《园冶》注本、论著以及相关学术论文进行了逐一审视。对于先前在《园冶》研究领域有独到建树的陈植、曹汛、张家骥诸家的释读和观点，著者在高度尊重的前提下，本着切磋琢磨、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了认真仔细的研读和思考，从而不止是在点评详注部分，乃至整部著作中，都呈现出一种既活跃又从容、素心论学的对话性。再次，《园冶多维探析》还对世界范围内围绕《园冶》的不同语种的译本（包括英译和法译）以及不同国别的研究（包括日本、英国、瑞典、法国、澳大利亚、韩国等）进行了整体介绍和评价。不是抓取信息的一条条罗列，而是穷尽文献式的一件件研读，使得金著所提供的《园冶》版图广袤、准确而翔实。

三、释以经典的意蕴充盈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迈克尔•斯坦福在其著作《历史研究导论》中曾区分对事件或现象予以解释的两种类型，即妥当解释与全盘解释。所谓妥当解释，“则是可令针对某一目的而提出的特殊问题得到满意回答”，“实为听众取向，解释是提供给听众的，因听众不同而不同”。[4]188他认为优秀的历史学家不能只是满足于应时便给，而是要在阐述历史时追求“全盘解释”，“可以满足所有的可能问题”，即便是实不能至，也仍需心向往之。[4]188《园冶多维探析》就是一次对《园冶》进行全盘解释的极具抱负的尝试。著者不放过文本的任何一个问题，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还常常引譬连类、延衍生发，就此投注的巨大心力形成了一个关联学科涉及相当广阔的辐射面，同时也成就了著作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品质保证。

以《园冶》题词中“简文之贵也，则华林”为例，此语源出《世说新语•言语》“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5]这里的简文帝实指东晋简文帝司马昱，而由于后世的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声名更彰，历来的《园冶》注家习焉不察，大多误注为后者，金著既纠正了此误，又爬梳了这一误注产生流播的详细过程，十分具有说服力。[1]450在金著中，同样精彩的例子还有著者辨“倘支沧浪之中，非歌濯足”源自《楚辞•渔父》而非《孟子•离娄》等[1]205-208，这里所体现出来的精准特识，是建立在著者对传统文史经典具备相当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基础上的。

在进行文本阐释的过程中，著者从解读原文的四六俪句出发，除了源流上的准确指认外，还常以经典诗文或文化故实和文本章句平行互动，扩充义旨。如释读“静扰一榻琴书”之“扰”字，与王维《鸟鸣涧》“月出惊山鸟”之“惊”字类比引申，指出均为写“反常合道”之静境的杰例。[1]468又如以苏轼《后赤壁赋》、冯延巳《酒泉子》、欧阳修《阮郎归》合注丛证“隔林鸠唤雨，断岸马嘶风”。[1]481再如用诗、画、园林的三种情境来阐发被著者誉为“《园冶》中最富于艺术含蓄美的俊语之一”[1]483的“不尽数竿烟雨”。这些解读对于理解文本意蕴来说都是契合语境、恰如其分的。

四、审鉴行文的诗性选择

金著在释读“驾桥通隔水”一句时有一段按语，特别值得留意：

“驾桥通隔水”的“驾”字，各本均如此，喜咏本亦然，仅《图文本》作“架”，此改似无必要。驾，本有架构之义。《淮南子•本经训》：“大构驾，兴宫室。”高诱注：“驾，材木相构驾也。”何况“驾”既不误，亦非繁体字。不妨比较：若作“架桥通隔水”，显得平俗呆板；若作“驾桥通隔水”，则较雅致，擅文采，妙有凌驾的气势，这体现了行文的一种诗性选择。[1]471

《园冶》诚然是一部包涵着中国古代造园规律以及实践智慧的奇书，但同时又有着浓郁的文学性，在语言表达上，骈体文的形式将汉语文言文言简义丰，富有弹性、韵味和暗示性的特点表现得非常充分。著者在释读《园冶》时所拈示的“行文的诗性选择”一说，是在对“驾”本有架构之义的“字有达诂”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诗无达诂”的认知层面。在这个问题上，著者还进一步指出：一方面，《园冶》用骈文“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弘扬了独特的园林艺术”[1]711；另一方面，“品赏《园冶》的文学美特别是骈文美，又不能完全以六朝、初唐那种规范来要求它，而应适当放宽尺度”[1]711。这些看法对文体特殊性和作者时代性的辩证认识都十分中肯而深刻。而在“岭上谁锄月”和“临濠蜒蜿，柴荆横引长虹”的两句释读中，关于如何来理解“锄月”，如何来理解“临濠”之“濠”（并非“城濠”的“濠”，而是庄子观鱼濠上之“濠”），著者也同样指出了文句的诗性立意。[1]473-474山东大学龚天雁曾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园林美学三种研究视野之对比分析》中，将金学智的园林研究视为“将园林视为艺术品，并从艺术学角度出发的‘艺术视野’”[6]的典型，不为无因。

五、字确义逊的主体决断

人文学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因人而起，因人而立，有时候需要研究者拿出主观判断的领域。在文本本身有局限性、字词无误而意义有差，从而造成释读障碍的关节处，需要研究者具有超越文本作出判断的经验和勇气，而通常这也伴随着风险，“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不容易。在金著的释读《园冶》中，就有两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一是《园冶自序》里关于“元朝温相故园”，原文里既明确无误地说是“相”，而后来的注家承之，称“温相”为“元代温国罕达，蒙古族，曾任集庆军节度使”，著者通过查考正史，发现这位温公并非元人，实为金人，为相这一点也与史录相出入，且注家误姓名中的“迪”字为“国”。[1]457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当文献的文字记载清晰无疑义时，我们仍然可以“于无疑处生疑”，对事实上的偏差“有所勘正”。二是“倘有乔木数株，仅就中庭一二”一句，所有的《园冶》版本里均为“有”字无歧义，然而著者认为如果是“有”字的话，那整句的意思就是：如果地基上有几株大树的话，只保留中庭的一两棵，其他均应砍去。著者觉得这与《园冶》作者计成一贯的“芳草应怜”“花木情缘”以及“休犯山林罪过”的生态学立场是相悖的。由此著者提出：“‘育’、‘有’二字形近，疑为刊刻时音近、形讹所致，于是误作‘有’字至今。”[1]487在很难再有确凿的实证来证明这一点时，著者的判断是有说服力的。

长期以来，《园冶》一直是主要被视为中国古代造园学著作而得到瞩目关注，基本的研究力量也集中在古建、园林、建筑学以及传统工艺文化领域，而金学智教授则在《园冶多维探析》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明末计成所撰《园冶》，是一部奇书，是一部文化内涵丰永，极富中国传统民族特色，值得‘共欣赏’与‘相与析’的奇书，当然它更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对世界颇有影响、具有完整造园学体系的经典名著，同时，也是一部骈、散结合，以骈文为主写成的文学佳作。”[1]Ⅲ这就将《园冶》的价值延伸到了文学层面、美学层面以及文化层面，开拓了研读《园冶》的新路径和新天地。在金学智教授的治学之路上，他曾多年从事汉语及汉语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20世纪60年代起即参与不同世代的美学理论研讨，并且在具体的民族特色鲜明的书法美学及园林美学方面成就卓著，更兼在多种形式的艺术实践，像书法、篆刻、演奏等方面都有自身切实的感性体验，这就使得他在阐发《园冶》内涵的丰富性时，因神思遄飞、武库充备而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在《园冶多维探析》中，著者一再强调了一个非常突出的核心观点：中国古典园林不但是物质性建构，更要从一种“精神性创意工程”的认知高度来理解。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完备、多元、开放的知识结构在形成创造性的思维链时所具有的能量。

参考文献：

[1]金学智.园冶多维探析[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

[2]刘勰.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0：75.

[3]章学诚.校雠通义：卷八[M].上海：上海书店，1988：51.

[4]斯坦福 迈克尔.历史研究导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188-189.

[5]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67.

[6]龚天雁.中国园林美学三种研究视野之对比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15：摘要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