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学智

（苏州市职业大学 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04）

“路漫漫其修远兮……”这既是我向前求索的座右铭，又是我往后回顾曲折历程的写照，还可剪辑一些有关报道、采访、信件等缀以故事串连起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是一个形影相吊的孤儿，在常州城隅寄人篱下，为求学而辗转……上海《书法》杂志《雄视古今，求索上下——记书法美学家金学智先生》（以下简称《求索》）一文写道：“先生自幼失怙，继而失恃，孤苦伶仃，生活无依，读中学未竟，复遭失学。这连续的‘三失’，在他心灵深处留下了累累创伤，然而又使他更发愤地刻苦自学。他钟情于书画、音乐、戏曲、诗文等传统艺术，藉以寄托自己苦寂的心灵。”[1]这概括了我早期的人生苦旅。

江苏文艺出版社责编朱建华先生，先是负责出版了我的《中国园林美学》，后又主动邀我写、我也很想写的《中国书法美学》。他的严谨的编辑作风让我和他接近；对我早年身世，他也不乏了解和同情，故他在《中国园林美学》一书的《编后赘语：金学智先生印象》中写道：“少年的金学智，读书已然不易。奈何他还不安分，念念不忘逃学，不是偷偷钻进戏园看京戏，便是照着古典绣像小说描摹人物，甚或着了色，一套套地送给他的少年朋友。明明白白，可恶的艺术魑魅摄去了少年金学智的魂灵。”文中又写到常州一位哑吧画师，“见少年的痴迷执着，居然不要束脩地情愿教他绘画书法……少年从这里发蒙，要去捐那艺术的门槛。”[2]1167而陆嘉明先生则将此铸为丽辞：“艺术之灵，成为苦难的唯一救赎；艺术之美，点燃了人生的一盏明灯。”[3]为我阴暗的少年时代涂上了一抹亮色。

1948年初，由于再也交不起学费，也为了糊口，我不得不离开常州，到武进县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当了一名小先生。全校只有三个半教员，我是非正式的，只算半个，没有薪水，只有饭吃。伙食是“供饭”制，由家长轮流将饭食送到学校或是我到学生家去吃以抵充学费。学校借用一座小祠堂办学，只有三间半平房、一个院子、一个隔厢，辟为三个教室，却要容纳五六个年级，于是两三个年级共处一室，进行“复式教学”——即便这样，教室里学生居然还是稀稀拉拉的，因一个年级只有几个或十几个学生。最难熬的是星期六晚上，我独处阴冷的祠堂，倍感茕茕然形单影只，只能在油灯下临摹《芥子园画传》等以艺术自慰。如豆的灯火时亮时暗，我的志趣却持续不衰，不怕“吃尽苦中苦”，只希望将来兴许能当一名画家，有个出头之日……

一年多后，江南解放，作为小学教师，我不愁被辞退、不愁衣食，还有了微薄的工资，但我很节省，省下钱来进城去看戏、购乐器、买颜料。从乡下到城里，约莫二十里路，我常常靠两条腿走，不乘车，把钱积攒下来。在戏园里，我常站在伴奏乐师旁，看他们怎样操奏，我不只是戏迷更是乐迷。几年下来，狭小的卧室里，挂满了我苦练的二胡、琵琶、京胡、箫、笛……这是我自娱的一方小天地。

我在这所农村小学度过了八个春秋，和农民们一起排练锡剧《双推磨》等节目，为他们伴奏，成了受欢迎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满足，心里潜滋着一种发表欲。当时漫画较流行，我凭着过去所学技艺创作教育漫画，发表在《江苏教育》《辅导员》杂志上，这才真正感到了属于自己的“我”。

1956年，我通过自学，作为调干生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告别了农村生活。我在《此情可待成追忆》中写道：“入夜……灯与月交辉，勾勒出大楼组群的古典身影：宫殿式的大屋顶，壮实挺拔的列柱，一排排大抵明亮的窗户……这就是我记忆中南师大的校园之美……我对美学的热切向往，正是从这时开始的。”[4]时当学术界开展美学大讨论，主要讨论何为美的性质……我感到这类纯理论的争辩最好能和艺术创作欣赏结合起来，于是，决定以过去的艺术爱好为起点，探索走一条美学联系艺术实际之路。

1958年“大跃进”时，我读大三，带着《李太白全集》下乡劳动、筑铁路，由于劳动奋力，得了个“保尔工作者”的荣誉称号。这个称号使我得以夜晚在汽油灯下读完李白全集，而免遭“走白专道路”的批判。回到学校，我就将李白诗歌和美学挂上钩。当时的美学理论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我引来阐发李诗的“光明洞彻”之美，写成处女作《在李白笔下的自然美》（以下简称《李白》），四年级时把论文交给老师（那时高校师生都不要求写论文），结果挨了批评，老师说：“中国唐代的李白，怎么和19世纪俄罗斯美学联系起来？非驴非马，不能胡乱凑合！”一气之下，我将论文寄给了《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第二年接得中华书局通知，论文将刊于《文学遗产增刊》第11辑（1961年）。后又接得延期通知，拟集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研究于第13辑（1963年）刊发，于是，杜甫和王维也成了我日后研究唐诗美学的重点。

南师毕业后，我被分配至苏州中医专科学校工作。为了让学生继承中医用毛笔开处方的传统，我自编《教学大纲》，开设书法理论与实践课（这在全国高校是首例）。同时，开始写短篇随笔，如《中国画的题跋及其他》（《文汇报》1961年11月15日）、《颜色美漫谈》（《雨花》1962年第12期）。也写长篇论文，如《虚与实——艺术辩证法札记》（《江海学刊》1963年第9期）——而《李白》一文竟略晚于此文问世，成了迟到的处女作。受当时社会大气候的影响，我还写过“批判”文章。1964年，“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我写了《〈礼乐新解〉剖析》（《学术月刊》1964年第10期），批判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的“无差别境界”论。

1962年苏州中医专撤销，我被分配至沙洲县（今张家港）中学任教。1966年“文革”开始，由于发表过几篇文章，我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分子，关进了牛棚，但旋即被“解放”——我这是沾了会多门艺术的光：红卫兵需要我在礼堂上画大幅毛主席像油画、在山墙上画《毛主席去安源》，到处抢不开；为普及样板戏，领导让我拿着一把京胡到各公社教唱《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又组织宣传队四处演出……虽免受了一些苦楚，但时间毕竟花去了不少。当时可以学的，一是《毛泽东选集》，二是马列著作。我选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哲学笔记》，虽不能完全读懂，但我的哲学水平、思辨能力却有所提高。

好不容易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也回到了苏州，以往的写作岁月只能算“序曲”，而今才真正开启了我的学术生涯。我首先从哲学入手，写了《试论孟轲的“民贵”思想》，被《哲学研究》载于《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1辑（1979年）；《“一”与“不一”——中国美学史上关于艺术形式美规律的探讨》（《学术月刊》1980年第5期），也是在哲学背景上展开的。同时，我还探讨书法中的辩证关系，在《书法研究》发了系列文章，后来结合以前编写的《教学大纲》，加工和扩展为我的处女著作《书法美学谈》。

自1980年代始，十余年中，我写艺术随笔、美学小品可谓四面出击，如《艺术随想录三则》《从“观诗”“读画”谈起》《似花还似飞花》《节奏的魅力》《妙有彩凤双飞翼》《雕塑美欣赏》《盘马弯弓惜不发》《线条与旋律》《反复——画面感》《用心灵看》《静与动——雕塑艺术断想》《绘画的模糊语言》《此时无声胜有声》《写影》《光与影的协奏》《变形与艺术心理》《希腊柱式随想》《欣赏•想象•知音》《祥林嫂的笑》等，广涉各类艺术，力求题倩文美，发表于《文艺研究》《艺术世界》等各类刊物，其中有一些还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摘录。这除了实现我长、短并举，深化与普及双轨同进的写作构想外，还显现了我所走的“自下而上”的美学探索路径。我的基础差，不可能如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那样站于理性制高点，“自上而下”以“理念”说推演出高见妙解，只能“自下而上”，尝试着从写短文入手。不过，我的百余篇短文，除了园林类收入文集《苏园品韵录》外，其他没能结集出版。

再说我从《李白》一文被录用后，即不忘赓续，1964年初在乡村中学完成《杜甫悲歌的美学特征》一文的写作。通过与西方悲剧的比较，我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悲歌”范畴，从中探寻杜甫悲歌的美。此文当时寄给了中华书局，不久，“大批判”风暴席卷全国，我也未能幸免，这篇论文在我记忆中也就烟消云散了。事隔十四年，1978年，我意外地收到了中华书局的退稿信，信中说：“最近处理封存的旧稿，现退还给你。”我翻开发黄的旧稿，发现这篇文章当时虽未发表，但曾受到过批判，编辑在稿子中贴了一些小纸条，说我把杜甫美化为“人民诗人”，是“过高地肯定”，“很不妥当”……我庆幸此文逃过了一劫，感谢他们为我保存和退还了这唯一的“文革”前的手稿。

1984年，我开始研究早就心仪的唐代多才多艺的诗人王维。我不以诗论诗，而是引用了黑格尔、达•芬奇等的理论，融合中西绘画美学，从色彩、线条、构图、透视、意境等角度进行分析，写成了《王维诗中的绘画美》，发表于《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当期《文学遗产》的“编后记”对此文还作了推介；中国外文局则将其翻译后分别刊于1985年第4期英文版、法文版的《中国文学》。1988年，我接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部专家章琨先生（《王维诗中的绘画美》法文版的译者）来信，获悉，他一年一度去巴黎讲中国文学，法国朋友对我所论诗中有画“大为赞赏”。后来他又说，巴黎的Comp出版社有意将其出版，文后增加选译王维的诗。我则建议再增添其姐妹篇《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音乐美》（《学术月刊》1985年第7期），让绘画音乐合璧，书名初定《唐诗探美》，他答应去协商。不料1989年初，我因骑自行车被撞，跌断了股骨颈，术后，医生说，两年内如不坏死就没问题。1990年下半年，不到两年，医生检查确诊坏死，说以后只能躺在床上，间或坐坐，绝对不能久坐，更不能走动。我想，这下彻底完了，只能与朝斯夕斯的学术生涯永诀了，此时的心情，用得着江淹《别赋》中“心折骨惊”之语。于是，一切心灰意冷。此时恰好章琨先生来信要我确认法国出书事，我只能噙泪致函实告，对不起章先生，于是法文版《唐诗探美》成了泡影。

一连多少天躺在床上，心潮澎湃，思绪激荡。我实在耐不住寂寞，决定对抗医嘱，尝试拄着拐杖移动脚步，几天后就开始到校上课，回到家中再继续写作。由此，学术生涯断而复续。如是，凭着拐杖坚持了十七年之久，有人称我为蹒跚于探索之路的“拐杖学者”，此是后话不提。恢复写作后，我首先想到不能半途而废的，是我允诺朱建华先生的《中国书法美学》。于是，或坐着伏案，或站着凭五斗橱，每写作一个多小时站、坐交替一次，如此坚持了一年多，终于完成了九十二万字的书稿，我将其看作是生命和意志的收获。

松了一口气之余，想起了1964年写成、1978年退稿的论杜甫悲歌之文。当时美学书籍出版已较多，于是除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外，又引了鲍列夫、叔本华……稍事修改后即寄《文学遗产》。不久编辑回复：“前拜读王维诗中绘画美等文，甚钦佩。这篇论杜甫的大作，我与主编都已欣读，写得颇新颖，又严谨，虽引西方理论，却切合杜诗实际，文字也明白顺畅。”面对来信，我思前想后，深切感到古典文学论文不一定不能引西方理论，关键在于二者不应是油水关系，而应是乳水关系；又感到中西比较，互为融通，是科研的好方法，学术研究不妨“非驴非马”，进行杂交稼接，其成果往往能跨越时代。我1964年所写论文，历二十七年之久，其中还经1985方法论年的振荡，尚仍能让人感到“颇新颖”，刊出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还全文转载，这不就是学科交叉显现出的生命力吗？还有韩国，就据我几篇论文，将我列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辞典》。

紧连着对王维、杜甫、白居易的研究，我陆续写了《〈王维诗中的绘画美〉续篇》《〈长恨歌〉的主题多重奏——兼论诗人的创作心理与诗中的性格悲剧》以及论李贺的《感觉联想与诗美》等，非常遗憾的是，这十余篇唐诗美学论文未能结集。

再说我的美学交叉研究意向，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选中了唐诗，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则选中了鲁迅。在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之际，我发表了《鲁迅对文学特性的审美把握》（《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2期），以后，又写成《鲁迅论美》这篇纲领性的论文，寄给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哲学研究》，后来他们转给文学所的《鲁迅研究》，于1984年第1期发表。此外，我还写了《鲁迅的喜剧观》《鲁迅的悲剧观》《鲁迅论印章艺术美》《〈一件小事〉审美新探》《鲁迅与形式美的鉴赏》等，但随着刘再复《鲁迅美学思想论稿》的问世，我原来寄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四”部预先送审的半部《鲁迅的美学观》书稿，就没有再去问讯了。

我没有半途而废的，是世纪之交投入了五年时间之久的，上自先秦下至当代的四卷本《苏州文学通史》，这是苏州市委宣传部的重点项目，我和苏州大学的范培松教授联手主编主撰。我虽主要承包明代卷，但全书的整个框架和其他各卷都要我花很多精力审改甚至补阙撰文，其中自感写得较满意的，有《兵家圣典〈孙子〉的散文艺术》《张继〈枫桥夜泊〉及其接受史》《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等。

门类艺术美学专著，是我“自下而上”美学探索的重点。我一直想让自己的美学研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在《研究中国美学从书法起步》这篇访谈中说，“改革开放以后，我决定美学研究先从中国特有而西方没有的门类艺术切入，这第一门就是书法，它是中国的‘土特产’。中国的各门艺术，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线条性的特点，而中国书法是最典型的线条艺术，它足以代表中国艺术的性格”。如中国人物画的“十八描”、山水画的皴法，“都是不同的线”。[5]而《求索》则对我作了这样的概括：“新时期以来，他先后出版了《书法美学谈》《书概评注》《中国书法美学》。这三部著作与其大体上同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恰恰标志着他书法美学研究道路的三个阶段。”[1]以下分别予以概说。

《书法美学谈》（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年版）代表着起始期，还脱不了处女著作幼稚机械的印痕，其中个别观点还受到了学界质疑，但它图文并茂，具有明显的普及、应用价值，故三次印了七万多册。台湾华正书局未经授权，1989年、1990年印了两次，至2008年还印，这距离1984年已有二十四年了。

《书概评注》（上海书画出版社1990年版）代表着沉潜期，探讨被称为“中国黑格尔”的刘熙载的《艺概》中最难读的《书概》。《书概评注》出版后，日本的刘熙载研究学者相川政行教授通过国家教委亚非处来苏作交流访问，并交换著作。2007年该书插图本出版，相川教授再度来苏访问、交流。

《中国书法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代表着集成期，用《求索》的话说，它“多视角、多学科、多层面地揭示了中国书法的多质系统……进而从哲学的高度进行整合”，“对中国书法提出了多判断、多向度的立体交叉的全新定义”。[1]该书与我去年出版的《园冶多维探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极其相似，也是九十余万字，上下两卷，分为四大部分，也突出一个“多”字，可看作是《园冶多维探析》出现的前奏。此书问世后，适逢北大哲学系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叶朗先生应邀参加韩国书法艺术馆开馆活动，他来信讨一部作为礼品，我欣悦于此书成了国际交流的文化纽带。

中国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的艺术，除书法外，“这第二门就是园林。西方虽也有园林，但和中国园林截然不同。西方园林本质上是……坦荡得一览无余的‘面’，而中国园林则是遮遮掩掩、曲径通幽的‘线’”[5]。园林美学也是我的主攻方向，有《中国园林美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简称“南京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2005年版[以下简称“北京版”]）、《苏州园林》（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苏园品韵录》（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风景园林品题美学——风景园林品题系列的研究、鉴赏与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园冶印谱》（古吴轩出版社2013年版）、《园冶多维探析》。

《中国园林美学》“南京版”问世后，新加坡国立大学萧驰教授在美国图书馆看到此书，回国后多次与我联系，还特来苏州邀我合作，我因为当时实在忙，均先后婉辞。2013年，日本园林学家田中昭三先生在日购到“北京版”《中国园林美学》以及《苏州园林》，几经曲折来苏“请教”，回国后又为我提供日藏内阁珍本《园冶》，助成了我《园冶多维探析》的研究。他还和我去苏州各园林拍摄了大量照片供我选用。他在我的《苏州园林》一书中发现了俞樾和曲园的线索，我也略助成了他的有关研究。对于我的《园冶多维探析》，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的专家也倾情支持。

我在出版了两本“中”字头的门类艺术美学后，本想再写第三本《中国绘画美学》，还有《中国音乐美学》《中国戏曲美学》……但年龄已不允许了，宝贵的光阴花在以上两种门类美学的外围著作上了。

我也曾走过“自上而下”的美学路径，那是1990年代，江苏省教委要我主编小教自考教材《美学基础》，我拟定了全书提纲，最后的成书中共列举小学各科教学范例近三百例。该教材与一般美学教材之不同在于：增添了几对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美学范畴；提出了“大美育系统工程”的概念；等等。

我还涉猎了两组国内似无人作系统研究的课题：一是艺术养生论，体现为艺术与中国养生哲学、中医学、西方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的交叉。已发表的论文涉及书法养生、绘画养生、园林养生、音乐养生（分别见《文艺研究》1996年第4期、1996年第6期、1997年第4期、1998年第5期）、舞蹈养生（《艺术百家》1999年第1期）等。因约稿急切，第四篇起即邀同事陈本源老师协作，但到第六篇文学养生，不意陈老师去世，此项目即告中断。二是艺术亲缘论亦即比较艺术论，比较见其异，亲缘求其同。我先是论述了建筑与音乐的亲缘关系（《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接着，又论述了建筑与雕刻、书法与文学的亲缘关系以及书画同源新解等。虽然诗与画、园与画等的亲缘关系未及撰写专文，但《王维诗中的绘画美》所论也较详，园林美学书中也有相应专节。

我从切身治学经验中体悟到多学科相互沟通更容易出成果、出新意。近代著名画家吴昌硕《刻印诗》云：“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6]此为美学的金玉良言。互通，就是跨越，就是开拓。我的方法是把文学和各门艺术、美学理论以及创作、鉴赏实践统统彼此交叉，相互打通。我的方法论就是“艺术亲缘论”“艺术比较论”特别是“交叉嫁接论”。例如《中国书法美学》，其中有“书法在艺术群族的关系网络中”一编；《中国园林美学》中有“艺术泛化与园林品赏的拓展”一章；《苏州文学通史》中有些朝代均辟有园林文学、绘画文学等专章。我还把古、今、中、外彼此打通，任何论述和实例只要有理，对我有用，就不管是哪国、哪派、哪家，都大胆地加以吸收，引用。说到嫁接杂交，我在《苏园品韵录》前言中也写道：“有人说，杂交是培育新品种的好方法，不但容易成活，而且生命力强，生长势快，优势集中。我尝试着移花接木，如此这般地把园林之花嫁接到美学的‘砧木’之上。居然，也成活了……经时历世，长势日旺。”[7]这也有《中国园林美学》的事实为证，如2005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第二版，至2017年已印了十二次，平均每年一次，可见“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杂种”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不是贬义词。至于《中国书法美学》，第二次重印后，由于责编朱先生英年早逝，不幸而成了绝版，故后来有《书法美学引论——新二十四书品探析》（与沈海牧合著）之续。

关于读书，我曾写道：“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写书。在更多出的情况下，我是为了写书而读书……我写书还特别喜欢古今中外旁征博引……既然要广泛征引，大量的书就必然不可能本本精读，而只能泛泛而读，‘不求甚解’，特别是对于一些深奥难解的名著，我用的是抓‘点’阅读法（如康德、黑格尔）”，重点读懂其中要用的部分。我赞赏南宋陆九渊的诗句：“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需要细思量。”（《读书》）“未晓”，即陶渊明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切身”，即应细细体味要引的部分。“既要不求甚解，又要好求甚解；既要权且放过，又要细细思量，这才有利于自己的用中之学，学中之用。”[8]

我还喜欢读哲学，不只因为美学原本属于哲学，还由于它是方法论、智慧学。我写《中国书法美学》，从西方哲学史梳理出“多质观”；在《园冶多维探析》中对隐逸文化再评价，抓“点”则找到了南宋的事功学派，这样，就都抓住了关纽，一切似乎都迎刃而解了。

对于我的治学，朱建华先生曾概括道：“在地道的传统基础上，也还不短少对西学的吸纳，大胆的‘拿来’，表现出古今中外交糅、文学艺术融通、思辨鉴赏结合，‘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往复的学术风格。”[2]1174堪称知音之语。

我对自己漫长学术生涯的最大体悟，是我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我“论著的数量虽不多，但我将其看做是生命的对象化。我认为，人不是只有一种生命，就我来说，除了自然生命外还有学术生命，这两种生命不是同时按比例延续的。”[9]今天看来，作为“80后”，我的自然生命已不算短，我听其自然；而我的学术生命，则是充分地利用自然生命、发挥自然生命甚至挑战自然生命所赢得的，但愿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能延续得更长……

参考文献：

[1]林一鹤，王志仁.雄视古今，求索上下——记书法美学家金学智先生[J].书法，1996（3）：43-45.

[2]朱建华.编后赘语：金学智先生印象[M]∥金学智.中国书法美学：下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

[3]陆嘉明.蔚若锦绣著华章[N].姑苏晚报，2003-03-03（22）.

[4]随园沧桑[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882：260.

[5]高琪.金学智：研究中国美学从书法起步[N].苏州日报，2009-12-25（C01）.

[6]梅墨生.吴昌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12.

[7]金学智.苏园品韵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1.

[8]金学智.“不求甚解”及其他[N].姑苏晚报，2003-10-25（6）.

[9]沈亮，刘放.寻梦品题，雕琢时光[N].姑苏晚报，2011-08-2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