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晓光

“内在逻辑”(inner Logic)是西方最古老的哲学术语，一般指“世界上可理解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在中文语境中，“内在逻辑”与“内在规律”(Intrinsic law/way)是同义语。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是把这种内在的必然联系解释为“现象中持久的东西，即是规律，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实施双一流建设计划是一个创造性的伟大工程，必然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因此，无论是一流大学建设，还是一流学科建设，都不能无视这种规律性的存在，无视这些关键性的内在逻辑的作用。简言之，就是要在实践过程中处理好最重要的矛盾关系。

第一，长期目标与中期目标。双一流建设既要追求短期和中期目标，又要放眼长久的更高境界和长期目标。近中期目标就在2035年前后把中国一些顶尖研究型大学和学科带入到世界先进行列，让她们跻身于世界一流“方阵”。长远的目标就是在2050年前后不再让中国大学充当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系统“跟跑者”(follower)的角色，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领跑者”(leader)，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潮流。若如此，中国大学和学科仅满足追求“一流”(world class)是不够的。其更高的理想应该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变得更加“伟大”(greatness)或“崇高”(holiness)。“一流”和“伟大”(或崇高)分别属于两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修饰语，如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指出：“一流==伟大，一流是标准，而伟大是品格，一流是繁华，而伟大是寂寞”。只有成为伟大的大学，才能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和仿效。

第二，部分领先与整体提高。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不在于实现少数精英研究型大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在于实现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水平和质量的提升。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是世界最大的系统之一，各级各类高校数量多达2596所，其中普通本科1237所，高职院校1359所，在校生规模3699万，执世界之牛耳。但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列入双一流建设计划的院校和学科所占比例很小。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少数院校和学科达到世界一流，也不能代表我国整个高等教育的真正实力。高等教育体系是一个结构化的，呈“金字塔状”的系统。比喻地讲，一般院校和学科占据比例大多数，宛如金字塔的塔基，少数双一流建设院校和学科则仿佛处于金字塔的塔尖。不言自明：如果没有“塔基”，何谈“塔尖”？ 一般院校/学科和双一流建设院校/学科的关系也可用地理学概念上“高原”与“山脉”比喻：前者如“高原”，后者如“山脉”。高原的高度影响山脉的高度。譬如，如果没有青藏高原的存在，就不会有喜马拉雅山脉，其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也就不会获得“世界屋脊”美称。同理，如果一般院校和学科不能整体上达到足够的高原高度，双一流院校和学科也就很难真正攀登上世界学术的珠峰。

第三，全球标准与中国特色。双一流建设是有世界客观标准的。换言之，所有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如世行前高等教育主管萨尔米(salmi)所言：“充足的资源；人才的汇聚和卓越的治理是三个重要的指标”。一些有影响的评估机构颁布的大学排行榜(RAWU-Shanghai，THE，QS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全球高校的广泛认同和重视，成为引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参照系和风向标。我国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目标和方案也毫不例外地参考了这些标准和指标。然而必须指出：目前这些大学排行榜也基本上以西方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学术标准为依据的。有些指标有失客观、公平和公正，让处于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边缘”体系中处于边缘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处于不利地位。如果我国的“双一流建设”方案和评估崇洋媚外，过份依赖和参照这些标准，不能够扎根中国大地，不面向中国实际，不能贡献建立在“四个自信”基础上的“中国方案”或“中国智慧”，那么，我们将永远不会看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并能引领世界高等教育潮流的“中式大学”(Chiniversity)到来的那一天。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因此，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必须考虑中国实际，扎根与中国土壤。当然，这种“中式大学”要有包容性和开放性，它即属于中国，也是属于世界，体现全球标准和中国特色的统一。

第四，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在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中，本科生培养是研究生教育的基础，优秀的本科生是优秀研究生生源的重要保障。全球多数一流大学都同时开展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大学的本科教育都是第一流，备受重视的，没有一流本科教育的一流，绝对够不上一流的标准，更谈不上伟大。例如，在上世纪70年代，博克(D.Bok)成为哈佛历史上第一个被称为“非哈佛人”校长(哈佛观念上只把毕业于哈佛本科学院毕业生称之为“哈佛人”)。当时曾有人劝说干脆放弃哈佛本科教育。他慎重考虑后回答道：不！如何没有哈佛学院，整个哈佛将失去应有的学术活力。与此同时，他任命自己最得力的助手罗索沃斯基(H.Rosovsky)担任哈佛本科学院院长，并与后者一道制定和实施“核心课程计划”，在通识教育领域掀起一场被称之为“学术界平静的革命”的改革运动。在我国，很多最顶尖的大学，如清华、北大、浙大、上海交通和复旦中，本科生都是从全国最优秀高中生毕业生中严格遴选，择优录取的。其知识和智力水平出类拔萃，凤毛麟角。他们成为了“双一流”建设最好的“人才蓄水池”(talent pool)。如何把这些优秀的本科生培养成才，使之形成全球视野，成为各行各业领军人物，是我国双一流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然而，从目前看，我们高校本科教育的总体水平还不高，在培养拔尖人才方面与世界顶尖高校之间上有差距。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弥留之际提出“我国大学为何培养出优秀的创新人才”的叩问。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不仅要有一流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还有一流的教学和本科生教育。在我国的双一流建设中，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参与和支持本科教学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重研究生教育，轻本科教育，“重科研、轻教学”的世界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