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梦晓

(信阳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蒋瑞藻在《小说考证》所引《阙名笔记》中，曾提出《歧路灯》“纯从《红楼梦》脱胎”[1]263一说，在《歧路灯》研究中曾有一定影响。郭绍虞在《介绍〈歧路灯〉》中认为“《歧路灯》的成书与《红楼梦》同时”，从而否定“脱胎”说[2]1。栾星在1980年中州书画社出版的《歧路灯校本序》中进一步考证，认为“绿园较曹雪芹年长约九岁，《歧路灯》开笔比《红楼梦》开笔早六年，绿园约写完《歧路灯》前八十回以‘舟车海内’辍笔时，《红楼梦》尚未具雏形。绿园老年续写《歧路灯》的结尾部分时，大约高鹗也正在续写《红楼梦》的结尾部分。考察他们生平，并无萍水相聚机缘，他们互不了解对方的写作，可以说是肯定的”[3]8-9，较具说服力地否定了“脱胎”说。郭绍虞、栾星等人对“脱胎”说的否定无疑是正确的。笔者今天重提“脱胎”说的目的，并非为“脱胎说”招魂，而是认为学界过去对“脱胎说”的否定往往集中于否定《歧路灯》与《红楼梦》之间存在“脱胎”的可能性，而对《阙名笔记》之所以会提出《歧路灯》“纯从《红楼梦》脱胎”的原因及其问题所在关注不足，特别是《阙名笔记》的立论逻辑又能为当前的古代小说研究提供哪些启示，均值得深入讨论。

一、“相似文本”：《歧路灯》“从《红楼梦》脱胎”的立论依据

不可否认，《阙名笔记》中所说《歧路灯》“纯从《红楼梦》脱胎”并非毫无凭据，甚至其立论依据为最直接的小说文本。比较阅读《歧路灯》与《红楼梦》，可见两部小说从框架到细节均存在大量的“相似”笔墨，据笔者考察，在具体的文本上就至少有12处以上①，逐一胪列、分析如下。

(一)“祖上原是江南丹徒人”与南京老宅

《歧路灯》中谭家有两派，一派是身在祖籍江苏丹徒的宜宾派，一派是移居河南开封的鸿胪派。小说前半段以移居在外的鸿胪派为讲述中心，以祖籍丹徒派为幕后陪衬；后半段丹徒派从幕后走出，对鸿胪派的命运形成重要影响。而《红楼梦》中贾府亦有两处，一是贾府现居住的京都，一是南京的老宅；小说中亦有两派，一是京都的贾家，一是居住于南京的“老亲”甄家。小说前半段以京都的贾府为讲述中心，以南京的甄家为幕后陪衬；后半段甄家从幕后走出，对贾家命运形成重要影响。

(二)“就是一对双生儿，也没有这样儿厮相”

在《歧路灯》中，小说反复提及居于江苏丹徒有个与开封的谭绍闻“一个样儿”的三老爷家的瀛相公(谭绍衣)，谭绍衣的意义在于作为谭绍闻的参照物，两个连模样都一样的人只是因为“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与否，导致了人生命运的不同。而在《红楼梦》中男主人公贾宝玉亦有一个小说中反复提及的与之相貌一样的甄宝玉，甄宝玉在小说中亦是作为贾宝玉的参照物存在。

(三)梅克仁与包勇

《歧路灯》中，沟通宜宾派与鸿胪派两派的有一个宜宾派的仆人梅克仁，梅克仁也见证了谭家的兴衰；《红楼梦》中也有一个沟通贾家与甄家的仆人包勇，特别是阻止贾府被抢之时，包勇发挥了关键作用。

(四)临终托付田产

《歧路灯》第12回中谭孝移临终之际，“虑事深远”“久后城南菜园地二十亩，南街鞋铺两间门面、一进院子，连那鞋铺三十两本钱，都与了王中”[3]131，而谭家在覆败之际正是依赖此处田产的“掘藏”才得以重振。《红楼梦》第13回，秦可卿托梦王熙凤亦交代田产事宜：

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4]170

临终托付田产之事在小说中对家族命运关涉甚大，《歧路灯》中王中于菜园“掘藏”，拯救谭家败落之势；《红楼梦》中王熙凤未依秦可卿之言置办田产，而致贾府抄家之际“一败涂地”。

(五)“德喜见幽灵”与“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歧路灯》第56回，谭绍闻自缢，德喜与邓祥抢救之时“猛然看见老主人谭孝移背墙而立”[3]550，“卸吊时，亲身见老大爷站在西墙灯影里，拍手儿，却不响。以后他回来叫你们时，我抱着大相公，听的嗟叹，仿佛是老大爷声音”[3]552。谭孝移魂魄见谭绍闻“未三年而改父之道”，家庭即将败落，无奈喟叹。在《红楼梦》中在贾府即将败落之际，亦有鬼魂喟叹的情节。小说第75回“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大家正添衣饮茶，换盏更酌之际，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大家明明听见，都悚然疑畏起来。贾珍忙厉声叱咤，问：“谁在那里？”连问几声，没有人答应。尤氏道：“必是墙外边家里人也未可知。”贾珍道：“胡说。这墙四面皆无下人的房子，况且那边又紧靠着祠堂，焉得有人。”一语未了，只听得一阵风声，竟过墙去了。恍惚闻得祠堂内槅扇开阖之声。只觉得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凉飒起来；月色惨淡，也不似先明朗。[4]1050

《红楼梦》第88回还有小丫头“听得三间空屋子里哗喇哗喇的响，我还道是猫儿耗子，又听得嗳的一声，像个人出气儿似的”的情节，与75回中的“发悲音”前后呼应。《红楼梦》通过一个隐形人物发出的长叹“悲音”，以冷静而客观的视角预示贾家的即将败落，这种叙事手法与《歧路灯》通过谭孝移的亡魂因看到谭绍闻败家上吊而长叹极为相似。

(六)认干爹

《歧路灯》第22回，戏子九娃认谭绍闻为干爹：

茅拔茹哈哈大笑道：“明早就起箱去。爽快我有一句话，一发说了罢。九娃过来，你就拜了谭爷做个干儿子罢。”绍闻这一惊不小，方欲回言，九娃早已磕了四个头，起来靠住绍闻站着。店主起来作揖，说与谭绍闻道喜，绍闻嚣的耳朵稍都是红的。[3]219

小说第23回王氏责备谭绍闻乱认干儿：

王氏说绍闻道：“你就是认干儿，也再等几年。你看那孩子，比你小不上两岁哩！”绍闻道：“谁认他来？他只管胡叫哩。”[3]222

在《红楼梦》第24回中亦有贾芸认宝玉为干爹以及贾琏嘲笑宝玉乱认干儿的情节，二者在故事结构、语言上颇为相似：

宝玉笑道：“你倒比先越发出挑了，倒像我的儿子。”贾琏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就替你作儿子了？”宝玉笑道：“你今年十几岁了？”贾芸道：“十八岁。”原来这贾芸最伶俐乖觉，听宝玉这样说，便笑道：“俗语说的，‘摇车里的爷爷，拄拐的孙孙’。虽然岁数大，山高高不过太阳。只从我父亲没了，这几年也无人照管教导。如若宝叔不嫌侄儿蠢笨，认作儿子，就是我的造化了。”贾琏笑道：“你听见了？认儿子不是好开交的呢。”说着就进去了。[4]320

(七)孔慧娘之死与秦可卿之死

《歧路灯》第47回有孔慧娘去世的情节，王中感叹“败的由头来了”[3]441。孔慧娘作为谭绍闻的第一任妻子，知书达理，是理想的贤内助。孔慧娘因谭绍闻赌博败家，郁郁得病而亡，从此谭绍闻无人劝阻，放纵更甚。在《红楼梦》中亦有有“兼美”之称的秦可卿，秦可卿在小说中是“极妥当的人，生的袅娜纤巧，行事又温柔平和，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4]69。然而，秦可卿却早逝，小说亦有“造衅开端始在宁”之说，秦可卿的死以及其过度奢靡的丧事无疑也是贾府开始败落的由头之一。

(八)“灰迷了眼”

《歧路灯》第47回丫头冰梅因见孔慧娘病体沉重伤心落泪：

慧娘道：“你先哭什么？”冰梅笑嘻嘻道：“我没哭。”慧娘道：“我已看的明白了。”冰梅笑道：“我是灰迷了眼，眼酸，揉的流出泪来。”[3]439

在《红楼梦》中亦有与之相似的情节：

宝玉看见袭人两眼微红，粉光融滑，因悄问袭人：“好好的哭什么？”袭人笑道：“何尝哭，才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过了。[4]257

有意思的是，在两部小说中冰梅与袭人的身份均是丫头，遮掩时均有“笑”这一动作。

(九)谭绍闻打德喜与赵姨娘打芳官

《歧路灯》第80回有谭绍闻打小厮德喜，众小厮作乱的情节：

绍闻急在心头，怒生胆边，便劈面一耳刮子，说：“你这淫妇养的，通了不成！我就打了你该怎的？”这德喜一头顶住绍闻胸膛，说：“你打死我！”顶的绍闻退了几步。绍闻道：“你两个还不扯开这个东西？”邓祥道：“打哟！”绍闻道：“您这一起儿，通是反了！”用力将德喜推开。这邓祥两个亦各有愤恨之意。[3]773

《红楼梦》第60回亦有赵姨娘打芳官的一段故事与之相似：

赵姨娘气的便上来打了两个耳刮子。……芳官捱了两下打，那里肯依，便拾头打滚，泼哭泼闹起来。口内便说：“你打得起我么？你照照那模样儿再动手！我叫你打了去，我还活着！”便撞在怀里叫他打。……四人终是小孩子心性，只顾他们情分上义愤，便不顾别的，一齐跑入怡红院中。荳官先便一头，几乎不曾将赵姨娘撞了一跤。那三个也便拥上来，放声大哭，手撕头撞，把个赵姨娘裹住。……赵姨娘反没了主意，只好乱骂。[4]822-823

(十)“胸中藏一部缙绅”与“护官符”

《歧路灯》第7回有长班自夸“胸藏一部缙绅”的情节：

长班走来禀道：“老爷居住已妥，这拜客以及投文各样事体，须得陆续办来。老爷乡亲旧友，或是某部某司，翰、詹、科、道，开与小的个单子，小的都是知道寓处的。就有不知道的，不过一个时辰就访的出来。至于部里投文，小的也查问确实。……”孝移道：“我的亲友，你如何一时便知？”长班道：“小的们胸藏一部缙绅，脚踏千条胡同，有何难访难问？……”[3]68-69

《红楼梦》第4回亦有门子谈及“护官符”的情节，与《歧路灯》中长班“胸藏一部缙绅”相似：

门子道：“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不保，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作‘护官符’……”一面说，一面从顺袋中取出一张抄写的‘护官符’来……[4]57

(十一)夏鼎回话与小红回话

《歧路灯》第95回有夏鼎回话的情节：

夏鼎回来，到门上回复道：“少爷父子，是他自幼师傅姓惠的，请去南乡吃酒。我把梅二爷说的，大老爷请进衙门的话，的的确确是二十一日，叮咛明白，对少爷管事家人姓王名中的说透记清。”梅克仁笑道：“话虽饶舌，却明白的很。”[3]891

《红楼梦》第27回亦有小红回话的情节，虽夏鼎口中多是“爷”，小红口中不绝“奶奶”，但却凸显出人物的口齿伶俐，并且得到夸奖：

红玉道：“平姐姐说：我们奶奶问这里奶奶好。原是我们二爷不在家，虽然迟了两天，只管请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们奶奶还会了五奶奶来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儿打发了人来说，舅奶奶带了信来了，问奶奶好，还要和这里的姑奶奶寻两丸延年神验万全丹。若有了，奶奶打发人来，只管送在我们奶奶这里。明儿有人去，就顺路给那边舅奶奶带去的。”……凤姐又道：“这一个丫头就好。方才两遭，说话虽不多，听那口声就简断。”[4]367

(十二)“日边红杏倚云栽”

《歧路灯》第83回，苏霖臣以“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暗指张类村第三房小妾杏花儿打趣张类村。《红楼梦》两次出现“日边红杏倚云栽”，一次是第40回史湘云说酒令，一次是第63回预示探春命运的花签。

上述12例是《歧路灯》与《红楼梦》在文本上具有直接相似的地方，两部小说在间接的笔法运用、人物性格等方面亦多有相似，细致梳理，文例的数量当更为可观。比如由于李绿园的理学家身份，“忠恕”观念贯穿小说叙述，故而《歧路灯》的小说叙述具有明显的“笔墨节制”特征；而《红楼梦》为净化笔墨，也带有很强的“笔墨节制”特点。虽然两部小说“笔墨节制”的原因不同，但其表现形式却是相似的。同时，两部小说对子弟的教育都甚为关注，《歧路灯》以“封建子弟的教科书”著称自不待言；《红楼梦》亦十分关注“教育”，小说第2回即通过贾雨村“这样诗礼人家，岂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说这宁、荣二宅，是最教子有方的”道出。《歧路灯》虽有“八字小学”，谭绍闻却赌博败家；《红楼梦》虽“教子有方”，贾府子弟却“保不定日后作强梁”“一代不如一代”等。

从上可见，仅从文本的比较而论，《阙名笔记》所认为的“脱胎”说是有其合理性的，而且“脱胎”说也正是基于最直接的比较阅读得出。但为何《阙名笔记》的“脱胎”说却是错误的结论？问题何在？

二、“相似文本”仅是“影响”与“被影响”关系成立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从《阙名笔记》的错误结论可见，仅凭文本间的相似并不能正确判断两个文本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还必须考虑其他重要因素。因为文本相似只是判断两部小说存在“影响”与“被影响”关系的必要不充分条件。《阙名笔记》所犯错误即在于仅依靠文本相似来判断《歧路灯》脱胎于《红楼梦》而忽视了以下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歧路灯》与《红楼梦》创作时间的先后问题；二是《歧路灯》创作是否有参考《红楼梦》的可能性。而要论证《歧路灯》“纯从《红楼梦》脱胎”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素：第一，需证明《红楼梦》创作在前，《歧路灯》创作在后；第二，《歧路灯》创作过程中，李绿园有机会直接或间接地阅读《红楼梦》并有参考《红楼梦》创作的可能；第三，《歧路灯》与《红楼梦》之间存在“影响”与“被影响”的直接证据，也即相似文本。上述三个要素才是古代小说研究中判断两个小说文本是否存在“影响”与“被影响”关系的充要条件。

在当前古代小说的“影响”研究中，类似上述《阙名笔记》仅通过“相似文本”即判定两个小说文本之间具有影响与被影响关系的并不少见。以《红楼梦》为例，据笔者所见，讨论此前文本影响《红楼梦》的诸多论著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不少文章对《红楼梦》是否有参考此“前文本”的可能性避而不谈或无条件认同，而只是基于“前文本”早于《红楼梦》并且《红楼梦》与“前文本”具有“相似文本”(或更为间接的相似心态)。以《红楼梦》是否受到《肉蒲团》“直接的影响”为例，在探讨《肉蒲团》是否影响《红楼梦》基于的三个条件中，《肉蒲团》早于《红楼梦》自不必言，二者也存在诸多“相似文本”。尽管《肉蒲团》早于《红楼梦》并与《红楼梦》存在诸多“相似文本”，且不论“相似文本”是否有研究者在比较阅读中“处处皆像”的“洞见”，但这并不能证明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之时“直接的”参考了《肉蒲团》，因为“相似文本”只是得出《肉蒲团》影响《红楼梦》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杜贵晨先生《试论〈红楼梦〉所受〈肉蒲团〉“直接的影响”》一文即在通过发现《肉蒲团》与《红楼梦》有大量的“相似文本”后认为“这些一致处，个别观之虽不足为《红楼梦》受到《肉蒲团》‘直接的影响’的证据，但合而观之，其多而显至令人惊奇的地步，却绝不会是《红楼梦》创作与《肉蒲团》的偶合，而是合乎逻辑的指向证明曹雪芹读过《肉蒲团》，对后者有自觉学习与借鉴的结论”，然在后文，杜贵晨先生也认识到这一结论的冒险，故又申论“无论有无曹雪芹直接阅读效法《肉蒲团》的直接证明，都丝毫不减弱本文以上所揭蔽《红楼梦》与《肉蒲团》如此众多惊人之相似描写的意义。而且倘若两部书真的先后不曾相谋的话，反而能够更加强化我们审美的惊奇与追问：为什么如此的不同而同呢？”[5]139-146杜先生在文末对“直接的影响”并不持有十足的把握，可见一位小说研究者的审慎。毕竟，《歧路灯》“纯从《红楼梦》脱胎”的错误观点，对作为《歧路灯》研究名家的杜贵晨先生来说，应相当熟悉。

从杜贵晨先生的观点中可见，“后文本”直接效法“前文本”的“直接证明”的发现对于判断《肉蒲团》是否影响了《红楼梦》甚为关键。无独有偶，陈洪《〈红楼梦〉“木石”考论》一文也着重强调“前文本”对“后文本”影响的可能性。在讨论雍正年间《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中大量使用的“非木石”对《红楼梦》中“木石”意象的影响时，即以大量篇幅证明曹雪芹有看到《谕旨》的诸多可能性，以此作为立论的前提[6]24-35，充分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

但据笔者所见，有不少研究论著虽然多少意识到这一问题，但往往笼统带过，无法提供足够的“硬证”而贸然定论。如有学者认为出现于《红楼梦》之前的弹词《三国志玉玺传》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时代先后、相似文本都没有太大问题，但面对曹雪芹是否有可能参考《三国志玉玺传》创作小说时，论者的论述就极为含糊。特别是《三国志玉玺传》作为手抄本，是否为曹雪芹所见都成问题，影响说就显得较为牵强[7]185-187。

再以才子佳人小说与《红楼梦》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判定为例。才子佳人小说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绝无疑义：首先，才子佳人小说早于《红楼梦》；其次，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批判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可见其读过并熟悉才子佳人小说；最后，《红楼梦》与才子佳人小说存在不少“相似笔墨”。所以，才子佳人小说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满足充要条件，可以成立。但问题是，一旦落实到特定的某一部才子佳人小说对《红楼梦》的影响的讨论时，就必须考虑到尽管清初才子佳人小说蔚然成风，但有些小说并未畅销，如何证明曹雪芹读过此部小说并证明此部小说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是否夸大甚至误判了某些名不见经传的才子佳人小说对《红楼梦》的影响？而这也是中国古代小说“影响”研究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毕竟，仅依据时代先后和“文本相似”并不一定说明二者有“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作为创作于儒家文化语境和文学背景中的小说家，在创作中出现“偶合”并不少见，本文所讨论的《歧路灯》与《红楼梦》二者之间的关系即是最好的例证。例如，以容貌相似的人物作为参照的小说叙述，在《歧路灯》与《红楼梦》之前，已有《五鼠闹东京》中的真假包公、《西游记》中的真假美猴王以及《聊斋志异》中的真假阿绣等，所以《歧路灯》中的谭绍闻与谭绍衣和《红楼梦》中的甄宝玉、贾宝玉在面貌相同上展开叙事的手法，并不能简单认为必是两者中的“前文本”影响了“后文本”，因为还有两者都是受到同一“前文本”或文学创作生态影响而出现的创作“偶合”，而这也是古代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由此可见，在古代小说的“影响”研究中，“影响”与“被影响”的可能性问题至关重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同时涉及到小说的出版发行、作者的阅读等一系列问题的考察。古代小说的出版发行，当前已引起学界的关注，但古代小说作者的阅读研究，因限于小说作者生平事迹的难以考索、文献的缺失等问题，虽然已有从小说的引文、作家素养等角度对作者阅读展开的探讨，但尚未引起多数学者的关注，古代小说家的阅读研究尚是有待开发的园地。

三、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阙名笔记》中《歧路灯》“纯从《红楼梦》脱胎”一说的立论逻辑，认为其错误的原因在于仅基于“文本相似”而忽视了文本先后以及影响的“可能性”两个关键条件。而《阙名笔记》的这一错误的立论逻辑，在当前的古代小说“影响”研究中，具有一定典型性。笔者之所以不避烦冗地罗列《歧路灯》与《红楼梦》的“相似文本”，目的即在于论证“相似文本”(即使“相似文本”数目可观)并不能构成某一文本影响另一文本的充要条件，这是古代小说“影响”研究中的常识，但长期以来却往往被研究者忽视了。

在“影响”研究的三要素中，“影响”的可能性问题不像时代先后、“相似文本”两个要素一样可以具体考证、比较，而是需要深入到小说的出版发行及其普及率、作家阅读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中，从而得出更具说服力而非“或然性”的结论。因此，作家阅读研究就成为摆在当前古代小说“影响”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并付诸研究的实践。

注释：

① 本文所举例子主要为具体而微的“相似文本”，更多宏大的“相似”处，还可参看王滋源：《试论〈红楼梦〉与〈歧路灯〉的同异》，河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