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笑宇,张雪梅

(延安大学 历史系，陕西 延安 716000)

刘光第(1859—1898)，字裴邨，戊戌六君子之一，维新派著名爱国诗人，四川省富顺县人。作为戊戌变法时期的重要人物，刘光第顺时代潮流而动，并用生命践行了对维新改革的追求。本文将对近三十年以来刘光第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梳理并做相关探讨，进而反映出刘光第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转变轨迹。

一、研究基本趋向

1988年召开的首届杨锐、刘光第学术研讨会可看作是学界对刘光第研究的一大转折。在此前的研究中，学者们对刘光第研究所涉不深，更多停留于刘光第在“戊戌变法”中政治立场的争议上，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有胡绳、徐昌义等人认为属洋务派，范文澜等人认为属帝党[1]38。刘光第划派分野的分歧也成为1988年学术会议的一个重要研讨话题，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不仅对刘光第的立场与评价重新做出梳理与探讨，还为后续的刘光第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路径。会上学者指出要注重对政治思想范畴以外的史料进行搜集与研究。在对《刘光第集》中的诗稿进行专题分析的同时，用诗文与其他史料相印证以此阐明刘光第的政治吁求与思想发展，以诗为媒，裨补缺漏也成为刘光第研究中的一个崭新途径。至此之后，学术界对刘光第研究的领域逐渐拓宽，其由封建士大夫向维新志士的转变，刘光第本人的政治主张、思想发展、诗歌文集都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角度都产生了重大的变化。

尽管多年以来刘光第研究渐进渐深，但其主要研究成果仍停留在文章刊发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仅有两部：《杨锐、刘光第研究》《戊戌变法一志士——刘光第评传》。前者为首届杨锐、刘光第学术讨论会后出版的论文合集，文章作者们将刘光第置于戊戌变法乃至近代中国的历史大环境中并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对长久以来刘光第研究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以及有关理论和方法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讨。不少论文引用了过去很难获知获见的大内档案资料、方志资料和新发现的其他各种资料。后者为丘铸昌所著，《戊戌变法一志士——刘光第评传》对刘光第的生平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学术价值不高。

刘光第自幼深受传统儒学教育，浏览其自著文集不难看到“我等做官，俱为皇上办事”[2]105“且为人臣子,思去其位,总觉有不忍之意”[2]109等言论，甚至于在周孝成的回忆中刘光第在从容受刑前曾“拜北阙，谢皇恩”[3]3。由此看来，范文澜先生也难免要将刘光第视为“积极的拥帝官僚”[4]248了。但晚清时期的拥君封建士大夫何其之多，为何刘光第毅然走上了维新道路？其由封建士大夫向维新志士转变的缘由以及动态变化的过程也成为诸多研究刘光第的学者关注的焦点。

在戊戌运动中，刘光第身居“小军机”得以直接参与并处理诸多变法事务，探究这段时间刘光第的政治行为与改良思想也已经成为刘光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刘光第因为自身封建士大夫的忠君特性以及与洋务派张之洞的关系，都使得他的政治立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备受争议，因此，对刘光第的划派分野也曾是20世纪80年代末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民权素》所载南村《滤怀斋诗话》云:“有富顺刘光第《介白堂诗》,亦为一时杰作……介白堂则以清新俊逸胜也。”[5]39但学界长久以来对于刘光第的政治立场尚未有正面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对刘光第文学地位的认识，从而忽视了他的诗歌成就。以诗歌为视角切入刘光第研究真正始于首届杨锐、刘光第学术研讨会之后。会上学者们对其诗歌进行了专题分析，并同其他史料相互印证以裨补缺漏。此后的学者们不仅借诗歌阐发刘光第的政治主张、思想轨迹外，也对刘光第的文学素养、诗歌成就予以了肯定。

史学界对刘光第在戊戌变法中的政治立场曾颇有非议，由此导致的是对刘光第本人的政治思想、文学成就等都没有正确的认识。但在史料愈加完整，书信、手稿、文集等史料运用广泛的情况下已有了显著地改变。刘光第作为戊戌志士的地位更加巩固，争议逐渐消弭。自1988年以来，对刘光第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学界不再单纯关注刘光第在戊戌变法中的政治地位，其由封建士大夫向维新志士的转变，刘光第本人的思想动态、改良政策、政治行为、诗文成就都进入了学者视野。在此基础上，学者们还致力于从已有的史料中掘出新意，并不断搜寻挖掘新史料。《刘光第集》《介白堂诗集》在刘光第研究中早已屡见不鲜，而2006年由刘光第后人捐赠的刘光第手稿也进一步丰富了刘光第研究的史料。尤其近年来在四川学者的大力推动下，有关刘光第的研究更加深入全面，刘光第研究的学术价值亦有所提升。

中国的思想文化高度，包含了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的不断探求和积累。刘光第作为中国传统士大夫却最终完成了向维新志士的转变，其经历与中国历史之宏大背景紧密相关，梳理和探析包括刘光第在内的近代先进中国人的心路历程和发展趋向，无疑有利于当代中国人在今天的继承和创新，其启示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

在1988年的首届杨锐、刘光第学术研讨会上，就二人的评价、政治分野把握及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会上特别指出在研究方法上要灵活运用历史的纵横比较，注重对政治思想范畴以外的史料进行搜集与研究，辨析利用对戊戌变法有评论的外文刊物。这一方法的提出也对后来的刘光第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 刘光第政治活动及民主思想

刘光第自幼生活于受外界冲击影响较少的内陆地区，而四川富顺在当时又有“温温乎礼仪之邦”的美誉。在闭塞保守的社会环境下，受儒学文化长期浸淫的官僚士大夫却最终走上了维新变革之路。刘光第所受的传统儒家教育中是否孕育着接收“变革”思想的土壤，何为促使刘光第发生巨大转折的原因以及变化之后的思想特点都引起学者们的思考与探讨。

吴雁南提出“儒学”贯穿了刘光第变革的始终，构成了刘光第变法维新思想的基础并与刘光第所提的变法维新内容相交织[6]165。然则儒学内容包含万千，曾绍敏将其具化为《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认为刘光第已经将这种“变通”融入“圣贤豪杰，体国经野”之中，刘光第也因此得以投身到维新变法的浪潮中去。陈大士认为忠君报国的儒家思想催发了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的政治改革明显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但就其思想基础而言,仍是传统儒学[7]59-61。何一民认为刘光第汲取的儒家文化精华,是其区别于腐朽堕落的官僚、士大夫,且产生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的思想基础。甲午战争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他产生了改革中国的强烈愿望,并把目光投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提出了向西方学习,进行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改革主张,这标志着他从传统士大夫向近代改革者的转化[8]56-63。儒家文化中蕴含的“变通”“忠君爱国”思想都使得刘光第在危难之时主动寻求解决危机的途径，务实理性地看到“变革”的需要，并在主动参与变革的过程中不断吁求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才加入这股浪潮。

除了外在环境对刘光第的塑造，学者们还从促使刘光第变革的内部因素着手分析变化产生的原因以及变化开始后运行的轨迹。甲午中日战争被诸多学者视为刘光第人生的重大转折，清王朝的战败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屈辱求和的行为都极大地激起了刘光第的愤慨。受忠君爱国思想影响的刘光第也渴望为危机中的国家做出贡献。宋兴华提出刘光第的维新道路是非常特殊的，他以爱国为出发点展现出了一条清晰的轨迹：忠君忧国-改革弊政-倾向维新-学习西方[9]94-100。苏全有、王申对刘光第走上维新道路缘由的剖析则更具有现实的意味。苏王二人将刘光第的爱国情感细化为爱国、爱民、爱乡的三者合一，刘光第自身品质的忍耐、勤勉以及从传统儒学中培育出的变革思维都有助于他与维新派思想相合[10]144-148。同时，苏王二人大胆地提出生活的困苦促使刘光第必须出仕且有所作为，维新变法只是一种路径。在此基础上，苏全有指出学界将其动机笼统的归于爱国是不可取的。

戊戌运动中刘光第被任命为“军机四卿”之一，直接处理变法事宜。探究这段时间刘光第的政治行为与改良思想也是刘光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国家危急存亡之际，刘光第就曾在激愤之下写成《甲午条陈》，其中“取材异国，有益我邦”的思想也侧面印证了刘光第后来与康梁维新一派投契的必然。尽管学术界普遍认为刘光第在《甲午条陈》及后来维新中始终没有形成系统成熟的改良思想，但其思想高度并不因此有所损伤。曾宪辉将刘光第思想与康、梁、谭等人简要对比后，提出虽然他们4人都强调西方议院制度与民权思想，但刘光第更多的是从君权不行的角度谈及民政议院的可能。同康梁等人诉求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相较而言，刘光第并没有彻底摆脱封建士大夫的局限性，他更加看重皇权，希冀光绪帝能够亲自任用一批人才重振朝纲。对于刘光第所提的“民权”，邹礼洪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刘光第的民权实际上只是绅权，即希望光绪皇帝摆脱西太后的控制，让朝中大臣参政议政[11]38-41。刘光第的皇权与民权正体现出了他思想上的矛盾性，在呼吁“取其长而制其害”的过程中，刘光第始终无法摆脱传统文化的向心力和对封建君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局限性也成为他思想悲剧的根源。苏全有在分析刘光第“坐以待捕”时，就指出忠君思想和对清朝廷的幻想都成为他坐以待捕的重要原因。

在民族危机和西方思潮的推动下，刘光第的改革思想跳出了传统改革的模式，以川蜀地区为代表的学者们就对刘光第在维新运动中的思想动态做了深入探析，论证了他的变革思想并非只停留在政治制度改革的设想上。在范佳看来刘光第在“风气渐开”后就积极倡导与兴办四川时务报馆，宣传接种牛痘促进川蜀卫生事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刘光第还培养扶持人才，改善川蜀官场风气[12]196-202。刘光第的种种努力，不仅志在促进川蜀地区的发展，也试图为四川官场与飘摇中的清王朝培养一批可塑之才。曾宪辉认为刘光第劝谏光绪帝“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以及推崇张之洞断定“用人”是刘光第变法的核心思想之一[13]63-69。刘光第对于如何培育和选拔良才也有着 “为世有用”的治学观，邹礼洪认为这种治学观是对“经世致用”的继承与发展，它要求学者们既要吸收西学中有利于国计民生、社会进步的东西，也应当成为贯通中西学的通才[14]256-264。吴会蓉从人才的标准、培养、选拔和任用深入的阐释论证了刘光第已经形成的系统完整的人才思想。刘光第的人才思想不仅是对当时弊政的一味良药，也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预见性，并且对当代人才选用方法提供了借鉴。李西臣在《刘光第的法律思想》一章里指出，刘光第任刑部主事候补一职长达十年，“勤，慎，清”的为官准则使得刘光第能够洞察秋毫，精心决断。对刑律的精通与程序正义的笃信也是刘光第在狱中坦然开解康广仁一众的原因[15]67-80。

除此之外，刘光第的划派分野问题曾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刘光第身上传统士大夫忠君的特性以及与张之洞的、杨锐的关系使其政治立场的划分饱受学术界争议。吴杰认为刘光第与戊戌一派有着原则上的区别。刘光第参与新政,只不过是为了不辜负高厚的“圣恩”而已[16]59-66。丘铸昌对刘光第与洋务派张之洞关系的争议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认为政变后张之洞急电荣禄，力保杨锐，而未保刘光第这一事实，也足以证明刘光第并不是张之洞的亲信[17]10-14。刘光第对张之洞的崇敬仅限于张的主战态度，从刘光第与友人的通信中可知，张之洞对戊戌变法的犹疑态度也使刘光第对其大失所望。苏全有对刘光第与洋务派、维新派、帝党的关系都进行了论述，他赞同汤志钧提出的刘“并非康党”的观点，同时驳斥了洋务派、翁同龢系的论断，认为刘光第不属于三派当中的任何一派，是一个持中间立场的过渡性人物[1]38-42。刘光第自恃在政务中要做到平允，但实际上维新派、洋务派、帝党等在政治上的冲突都使得刘光第被裹挟其中，他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左右摇摆的矛盾性人物[18]124-137。这种矛盾性使得刘光第始终无法形成自己较稳定、完整的政见。他曾寄希望于张之洞，又对洋务派颇有微词；于思想上倾向变法，对维新派的变法措施却又认为“多有失宜”；在行动上参与保皇会却对这段经历“绝恶之”。但刘光第对变法从未犹豫彷徨，他临刑不惧直至为变法付出生命。丘铸昌对汤志钧提出的右翼说就进行了逐条批驳，认为右翼说是在史料不充分情况下的误读。

(二)刘光第诗歌研究

深受正统儒学熏陶、有着较高文化素养的刘光第也留下了不少诗篇。胡先骕曾言:“予独以为刘裴村之《介白堂诗》,不但为六家之冠,近世亦鲜有能过之者。”[19]518刘光第的诗歌不仅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而且学者们能够借其诗歌内容窥得刘光第的政治、思想动态。以诗歌为视角切入刘光第研究真正始于首届杨锐、刘光第学术研讨会之后。会上学者们对其诗歌进行了专题分析，并同其他史料相互印证以裨补缺漏。此后的学者们不仅借诗歌阐发刘光第的政治主张、思想轨迹，也对刘光第的文学素养、诗歌成就予以了肯定。对于刘光第诗歌特点的研究。刘传英认为时代的悲凉，加上作者耿介的气质、痛忧的心怀及苦琢的严谨，使凝重、沉挫和深邃成了全诗最明显的风格[6]251。刘光第的诗作政治倾向性明显、宗杜拟杜是为诗的基本点[5]39-44。刘光第在《杂诗》中就曾借古讽今，将指责矛头直指慈禧。丘铸昌在批驳右翼说时，就通过对刘光第“决心归隐”到“不忍急切离去”这一反复过程中所创作的诗歌研究，认为他考虑个人的进退出处,并不是以个人的利害得失为依据,而是以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为前提[17]10-14。

对于刘光第诗歌的具体内容，曾绍敏、蒋志分析刘诗的核心内容和基本主题是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外国侵略者的强烈仇恨，是真诚的爱国精神和不可移易之志[6]254。这种爱国之情在刘光第的诗歌中还可体现为讴歌和赞美祖国的壮丽山河。刘昭棠在研究中指出刘光第对同时代的众多风流人物也寄予厚望，多篇诗章都抒发了刘光第的嘱托和期望[20]32-37。

三、 其他方面

戊戌变法及六君子的牺牲不仅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也引起了外国人士的关注。政变后，在舆论方面, 中文报纸比较慎重, 英文报纸则多同情中国维新党, 这方面可以《字林西报》为代表[21]209-210。从《字林西报》发表的多篇评论中可以看到他们并不认为戊戌变革中的一切计划足够高明，甚至可以看作是权力之争。但是以刘光第为首的六君子的牺牲却是令人敬佩的。“他们的动机是高贵的，他们的光荣也因此永垂不朽。”[22]491-493“这六个青年的鲜血也将是新中国的种子, 他们的名字是应当被记住的, 因为总有一天, 他们会享受崇高的荣誉。”[22]520

林顿在《杨锐、刘光第、宋育仁爱国主义思想浅探——兼及维新派与光绪帝之双向依赖》中运用历史比较法对杨锐、刘光第、宋育仁3人进行了纵横对比。维新派作为甲午战争后最进步的思想团体并没有意识到以革命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养育他们的文化母体和他们承接的思想轨迹也从未赋予他们这样超前的意识。尽管维新派注定失败，但正是面对这种历史与现实，维新志士富于批判和开创精神的维新改良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承前启后,形成了一道递进的思想轨迹。

四、结语

总体来看，刘光第的研究呈现出渐进渐深的态势，学术界不再局限于刘光第的政治立场之争后，单一化的政治视角研究迅速被投向多个领域的微观化研究所替代。刘光第的改良思想、诗歌作品研究业已取得一些成果，对推动重新认识刘光第在维新变法过程中的活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就目前的研究而言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相关原始资料仍有深入挖掘的利用空间。自《刘光第集》《介白堂诗集》出版以来已多次刊印，刘光第的信件、奏章亦有迹可循，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刘光第提供了便捷。然而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学者大多撷取诗文、信件中的只言片语(对诗歌、信件中的材料只做提取)用以支撑其思想研究。但对文章、信件等第一手资料的分析和把握较少。尤其刘光第曾位列“军机四卿”之一，其奏章直接体现出刘光第对具体政事的意见与态度，但至今只有茅海建在勘正以往研究中有所提及。

其次，对于刘光第的研究受限于“固有形象”。刘光第以“戊戌六君子”的政治形象受人瞩目，其本身所体现出的强烈的爱国思想毋庸置疑。这也使得诸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就因固有印象而刻意向“爱国”靠拢，导致学术评价片面化。同时，近年来对刘光第的诗作研究逐渐增多，而对刘光第在科举、经济、军事等领域的思想动态与政治措施仍浅尝辄止。如何跳脱出已有的框架，客观看待刘光第的思想与改革举措，仍需要当下学者们予以正确的把握。

再次，对刘光第受宗亲影响的研究尚有欠缺。刘光第自幼家贫、性格内向，为官后又因清廉常常入不敷出。他在受身为盐商的族叔刘举臣父子等人资助的同时，常在往来书信中抒发政见，探讨政事。由此可见，刘光第与宗亲之间的联系并非只停留在经济层面。然而，刘光第与宗亲之间的双向互动带来的影响至今仍少有学者关注，仅有陈大士因刘光第受“商人”历年补助而认为刘光第一生的政治活动建立在商业资本的基础上，进而推断在一定程度上刘光第是民族工商业的代表。

最后，刘光第的转变是在历史洪流的激荡中完成的，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局限性，而如何深入地探究与把握这种特点需要与同时期戊戌六君子对比，需要与同时代具有变革意识的志士进行对比。虽然刘光第以戊戌六君子的群体概念被广为提及，但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中注重的多是刘光第这一个体的变化，如何将历史纵横比较的方法更好地运用于刘光第的研究中，深入认识刘光第的动态变化，把握同一时代中及不同时代下维新志士，甚至具有变革意识的士大夫的异同就更需要学者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