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志军，赵大鹏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一、现象与迷思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资本家通过压低工人工资获取高额利润并把这些利润投资再生产。如此推论，高福利会损害资本家的利益，因此也与资本主义的国家性质和企业性质相矛盾。另一方面，在全球市场和全球化视野下，高福利会影响资本形成率从而会降低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和国际贸易方面的竞争力，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企业愿意提供高福利给其社会成员，并且还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创新和经济增长能力？

二、既有的研究与文献

（一）工厂政治与企业福利

在工厂生产及工厂政治时代，雇主与劳动者的矛盾被马克思和布若威所发现并分析。马克思认为福利是在资本加速积累，工人阶级日益贫困的状态下，工人阶级通过斗争不断争取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用以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以克劳斯·奥菲为主要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把福利称之为“鳄鱼的眼泪”，他们认为福利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缓和了资本积累所造成的劳资矛盾，为资本主义国家赢得了合法性，并通过一定的社会投资，满足了对技术熟练工人的要求，实现了工人的代际传承，而且确保了社会再生产的有效进行[1]。布若威在《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的变迁》中也看到了工厂政治中阶级斗争对福利产生的促进作用[2]。

此外，也有研究把欧美国家的福利制度同政党政治和国家性质联系起来。艾斯平·安德森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体系都做了类型化的处理。他从去商品化的水平出发，把福利国家分为三种类型，以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以德国、意大利等国家为主要代表的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以美国、英国为主要代表的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安德森对福利体制这三种类型的划分对学术界影响较大，其后的很多研究大部分都以这三种类型为划分标准，对福利体制进行比较研究。

但是，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正变得不可避免，仅仅强调劳资矛盾及工厂和工会斗争以及政党的性质和类型是不够的。现代劳动经济学既关注企业也关注家庭和国家的税收政策，它侧重于把劳动力供应的数量、质量、结构与企业的竞争力结合起来分析。乔治·鲍哈斯在他最经典的著作《劳动经济学》一书中从企业、家庭和国家税收的视角出发，论述了企业的竞争力同劳动力供应的数量、质量、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3]。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丹尼尔·贝尔则指出了高层管理者、技术精英与资本所有者关系的微妙变化。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产生了真正的分层和分化：具有知识资本的新工人精英与资本家是互补和一体化的关系，而技术独特性较低的传统工人则被跨国企业的海外工厂所替代[4]。

企业是连接起国家、家庭及生产者个体的最重要生产组织，如果不关注它们的变化及它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就无法真正了解各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和社会结构变化。

（二）生产型福利及东亚的崛起

“东亚奇迹”以后，东亚诸国和地区的迅速崛起让人们把目光聚焦到了“生产”与“福利”的关系上，关于生产型福利的讨论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詹姆斯·约翰逊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中通过研究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问题，提出了“发展型国家”的概念[5]。“发展型国家”是指国家有强烈的发展意愿，把经济的发展作为超越一切的目标，并通过发展来取得自身的合法性。在这一逻辑的支配下，国家的一切政策设计都围绕经济来进行，以保证经济发展为核心理念。发展型国家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优先性而对福利和社会再分配的忽视。随后，发展型国家被用来指称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模式。禹贞恩在《发展型国家》一书中指出，“发展型国家”这一个概念是对东亚发展奇迹的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它进一步表明了在东亚的赶超式发展下，强大的国家能力和社会政策设计上为了经济发展而对社会福利的限制[6]。

在《政府、市场与增长-金融体系与产业政策的变迁》中，约翰·齐斯曼也看到了政府所进行的有选择的干预方式对产业结构和社会政策的不同影响。他认为，东亚的社会福利由于以发展导向为核心的国家的强烈干预而显示出了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色彩[7]。在综合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武川正吾在《福利国家的社会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生产型福利”的概念。他认为韩国、日本等生产型福利背后国家对资本的渴望和由此逻辑出发所导致的对工作福利这一因素的考量，使得福利在这些国家中总是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是一种通往生产型福利的道路[8]。在埃斯平·安德森那里，东亚的福利制度具有“寻走游学”的特点，即在福利的建构上，采取边干边学的策略，不断吸收各种福利体制的特点，并赋予其鲜明的自身特色。在其《转型中的福利国家》中，他认为东亚的福利制度表现出了很强的区域色彩，既有对欧洲福利体制的部分吸纳，也有在全球化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福利设计中对经济发展的优先考虑[9]。

作为“追赶型国家”或曰“发展型国家”的代表，日本、韩国的生产型福利虽然被看作压低个人福利以加强国家资本积累的典型，但事实又带给人们另一个疑问：如果只是通过压低社会福利来提高资本积累和资本利用，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下，后发国家何以可能制胜？承载了当时先进技术的汽车、家电、电子等行业的企业何以能够获得创造力和竞争力？

三、企业的转型与矛盾的转移

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和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促成了企业内部的新生产等级。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经理和其他劳动者所生产出来财产和利润就有了社会性。”[10]在这里，马克思看到了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以及经理阶层地位的上升。在股份制下，资本所有者已经不能凭一己之力来管理企业。面对日益复杂的管理程序和外部竞争，他们必须借助经理人阶层的专业知识来对企业进行专业化的管理，从而使得经理人阶层的地位明显上升。贝尔也谈到：“后马克思主义时期中，经理与业主的分离，企业的官僚科层化，职业结构的复杂化，这一切都使得一度明确的财产统治和社会关系的情况模糊了。”[11]

几次工业革命及接下来的信息革命在企业层面带来了至少两种后果：企业的转型及技术精英地位的上升。企业的转型一方面表现为产业升级和跨国企业的兴盛，另一方面表现为专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随着产业升级和专业分工的细化，在高精尖的技术领域，技术的作用日益重要，技术的拥有者在社会机构中的位置大幅上升，并一跃成为管理阶层。民族国家与跨国企业一道让传统工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替代与被边缘化的压力。在掌握精密技术的工人面前，那些缺乏技术优势的工人开始变得无关紧要，在整个生产体系中他们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处于被孤立和忽视的境地。而第三世界有着大量低技术的劳动力，这成为这些国家吸引流动资本，并解决就业的优势所在。这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人群体的内部结构和矛盾的发生与发展机制。

在民族国家内部，执政党为了转移矛盾也乐于把失业归罪于第三世界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落后的工人保护和工人的“自我剥削”。为了对国内的压力做出回应，欧盟几国和美国发动了多次贸易争端。“占领华尔街”及希腊的失业危机难道是在突出先发国家的底层民众被第三世界工人替代了吗？肯定不是。那些支持跨国企业扩张的知识精英及管理精英肯定也在被怨恨之列。在底层民众心目中，知识精英和管理精英已经在福利和工资收入等方面同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差距。

这些精英群体依仗自己对知识和技术的掌握，在福利等事关社会再分配的问题上有着强大的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机制，使得社会政策向他们倾斜，从而加重了对底层劳动者的剥削。在美国社会，那些真正具有支配力量，处于统治地位的是那些为美国创造了大量财富的大企业的所有者，他们凭借强大的组织和游说以及财政能力控制着联邦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施行[12]。

可还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正是跨国企业及高新技术产业才稳稳地保住了部分先发国家在世界产业链中的领先位置，使它们在信息、电子、医药、航天等领域保持了竞争力，并拿回了品牌、理念、代码等所附带的大量隐形利润。这是来自生产角度的一种坚实力量，它保证了资源和物质的生产，支撑了国家的经济局面。这一方面保证了民族国家的对外竞争力，另一方面也为国家提供了可观的税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较高的普遍福利得以维持。如果仅仅强调对传统工人的保护和福利因素，盲目通过高税收和慷慨的社会支出来缓和社会紧张和矛盾，企业的竞争力就会丧失，这也意味着国家经济增长能力的岌岌可危。但如果仅强调企业及增长，就会陷入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逐利”怪圈，从而损害社会稳定、妨碍社会整合，增大社会内部摩擦，引发政治危机。企业的这种角色本身就充满了内在的矛盾。

四、“新生产型福利”的到来

17世纪初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大量贫困和失业人口，这使得英国社会变得日益无序和不安，贫困和大规模失业对资本主义的有效统治构成了危害。这时，福利的分配功能和社会调节功能便显现了出来。马克思和布若威在工厂政治时代就发现了福利的分配功能和社会调节功能。福利的建构通过社会再分配，进一步调节了社会秩序，缓和了资本的逐利性质所带来的社会失范和社会矛盾。福利对于社会整合的作用再次得以显现。

其中分配型福利是人们熟知的类型，它在西欧各国及美国都经历了较长的实践。分配型福利以高福利、高税收为主要特征，力图通过福利制度的社会再分配功能，缓解社会收入差距和改善人们的生活状况。高税收、高福利的分配型福利通常被认为限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制约了企业的活力，从而为欧美等众多实施分配型福利的国家带来极大的困境。而对生产型福利的讨论起始于东亚各国（地区）的奇迹般崛起[13]。在生产型福利这一概括下，东亚在福利建构上具有很强的区域性色彩。生产型福利被认为有着对经济发展的首要关切。在全球化时代，资本流动加剧，福利的设计只是被限定在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内，以降低人力成本，吸引国际资本的到来，这被视为东亚快速崛起的秘密所在。

但深入到各个国家的内部并进一步缩小比较的视角则可以发现一个新的现象：生产型福利从来不是一个具体的制度，也不是哪个或哪些国家的专利制度，而是民族国家间竞争的产物。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等位于东亚的后发国家（地区）的成功追赶使得“生产型福利”变得仿佛有指向和有制度依附性，使得这一概念成为东亚的日本和韩国等国家所特有的一种福利特征。其实这种具有明显地域所指的生产型福利的概念忽视了对其他国家的深入考察。自系统性的福利制度伊始，它的分配型和生产型就一直共存，只不过后者更加的隐蔽和具有嵌入性。历史地来看，英国在福利制度建构之初，就有着对经济发展的考虑。可以说，英国“在斯品汉姆兰法令下，社会被两股相反的力量所利用：一种源自父爱主义，保护劳动者免受市场体系的威胁；另一种力量则将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组织到市场体系下。”[14]从这时起福利的复合性与内在张力就显现了出来。对家庭价值的关怀与对效率及竞争力的重视都出现了在决策群体的视野内。

工厂政治时代的劳资对立并没有否定国家层面福利的复合性功能。劳动经济学则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家庭税负所反应的劳动参与和劳动力供给情况反应了福利对经济要素的影响。而那些反复强调福利国家之间亚类型差异的学者则往往忽略了系统性福利在建立和调整过程中所反映出的共性：对生产性危机的应对和对外部竞争甚至战争的反馈，对社会动员的制度性支持。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发现了“新生产型福利”的存在。

与“生产型福利”相比，“新生产型福利”除了考虑福利制度建构的再分配性质外，也强调对生产的正向反馈。它没有明显的地域性，把欧美的福利制度的性质也包含在内。没有对生产的关照，任何单纯强调分配功能的福利制度，都将使经济的发展难以为继，所以仅仅强调福利国家的高福利、高税收及其对生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对企业家精神的磨灭，就无法解读瑞典等国家在保持高福利的同时，经济和创新能力持续增长的秘密。制度经济学熊彼特提出了“熊彼特主义”的概念。他认为：“竞争力取决于个人和集体在资源、科技、生产、组织或市场中的创新能力。这些能力不仅仅是狭义的经济因素，也包括广泛的超经济因素。”[15]“新生产型福利”就是在福利设计上考虑到了除经济因素以外的福利因素对竞争能力的影响，从而注重了福利对生产的关照和积极作用。

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社会汲取和社会动员能力尤为重要。对生产的关怀，保证了以税收为主要来源的社会汲取的持续；对福利分配功能的重视和对家庭价值的关怀，保证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在现代国家，正是有了对企业和家庭的共同考虑，对生产效率、经济增长以及家庭价值的关怀，才会看到瑞典、挪威等国家在保持高福利的同时，其企业依然有着良好的经济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据世界银行的报道，自2009—2013年，瑞典GDP（本币）持续增长，由2009年的 3.11万亿增长到2013年的3.56万亿。GNI也由4.88万增长到了5.62万[16]。据《世界经济论坛》2012年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瑞典的全球竞争力排在瑞士、芬兰和新加坡之后位列第四。但是，在科技转化、创新、教育等领域瑞典仍然名列前茅，而且其预算保持平衡、公债水平可控，宏观经济环境稳定。这些数据表明，瑞典具有很强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17]。

人们也不再一味强调生产场所中的对立以及零和博弈。“慷慨的福利计划可能提高而不是削弱国际竞争力，并且可以成为经济体比较制度优势的一部分，而并非只能造成比较成本劣势”[18]。

因此，仅仅看到“高税收、高福利”的福利国家所面对的危机，我们就无法解释我们上文中所提及的问题：为什么瑞典、挪威等国家能够实行高福利的社会政策而继续保持较高的创新和经济增长能力？在种种福利表象的背后似乎隐藏着促成它们的动力机制及其各异的发生机制。这提示人们：问题是哪种福利分配模式可以给生产以正向的反馈，从而提供维系这种福利模式实施的物质基础。这是唯物主义的视角，是考察表面格局背后的动力系统及支持系统的视角。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利不仅是一种财富、资源以及机会的分配过程，更是一种生产结构的延伸。

总之，传统的生产型福利的提法不应该是提出了一个类型，而应该是指出了所有福利的共性，长久来看这是任何类型的福利得以持续的最终支撑。西欧及北美的福利因为是建立在国家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基础上的，所以与生产紧密相关。东亚各国和地区因为其追赶状态而使得人们把福利制度及其追赶的成功联系在了一起，冠名以“生产型福利”，并暗指这种福利与生产间的特殊关系。但历史事实却指向另外的规律：所有福利制度与国家的同构性以及与国家转型的紧密相关性，同时它也成为化解资本追求利润所造成的社会张力和社会危机的重要制度手段。

五、结论：福利背后的制度新形态

“福利国家”与否或高福利还是低福利在一个时期曾经成为了人们争论国家性质的重要指标。但鉴于上文的分析我们却发现，许多争论仅仅是表面的分化。在分化现象的背后却隐藏了巨大的制度新形态。实行高福利不一定与政党的意识形态有关，也不一定与国家的政治偏好有关，这是生产变革的产物。安德森指出：“当代福利国家不仅仅是工业发展的被动副产品。随着福利国家的工业化，福利国家变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机制，决定性地塑造着未来。”[19]表面的分化及对它的讨论甚至掩盖了它背后更重要的机制和问题探讨。

在新的科技时代，对技术的需要使得福利制度成为企业降低技术型工人的流动性，避免对劳动力的再培训成本，从而获得有效技术优势和持续竞争力的手段。同时，由于对生产和企业的关注，使得国家在福利设计上，也考虑到了福利对生产的积极反馈作用。这就很好地回答了我们对企业积极支持福利制度以及瑞典等国家在具有高福利、高税收的福利特点的同时，经济仍然保持持续发展的的疑惑。

因此，我们看到了欧洲福利国家的内部多样性和制度流变性，看到了貌似奇怪实则具有理性考量的企业行为，看到了高福利下仍然能够保持较高生产能力和竞争优势的欧洲企业。即使注意一下各国的工人斗争和街头政治，我们依然能看到作为主流的内生性制度变革方式：“劳动者-资本-管理者”进一步表现出了企业及各类生产组织层面的在重要分配和生产领域的调整，进一步改变了福利体系的性质。“新生产型福利”正不断应对着内外压力，不断维系着制度的动态均衡，正使得制度的变革日益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