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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语言学、历史学、文化学、思想史等角度研探《史》、《汉》中人物传记的叙述，考异同，论高低，议论迭出，董仲舒就是其中之一，相关研究包括文本分析、史学探寻、内容考释等，甚至有关论赞序的比较研究也不在少数。马、班的创作情感[注]康德的道德哲学里追求纯粹的、排除感性经验的“道德律”，但在中国人心中，情感是不可能丢掉的。李泽厚在《美学四讲》中提出“情感本体万岁，新感性万岁，人类万岁”的呼唤。(参见李泽厚： 《美学四讲》，北京： 三联书店，1989年，第251页。)情感是人之为人的本源和归宿。《史》、《汉》是马、班倾注毕生心血的煌煌巨作，其中不自觉地渗透着马、班的理智感、道德感和美感等高级情感的实现，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论赞，毋宁是二者内心情感的积极投射，故从情感角度解读《史》、《汉》，显得尤为真实、重要，这也反映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抒情与叙述特色。作为重要的主体性话题，在《史》、《汉》董仲舒比较研究中多有提及，如曾小霞在博士论文中用“史抒性情”与“含蓄内敛”来描述马、班的主观情感。[注]曾小霞： 《〈史记〉〈汉书〉的叙述学及其研究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两人不同的背景、经历、个性及写作旨趣，不可能完全剥离政权与思想、理想与现实、个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毋宁是以情感为纽带，寄情于史，融情于境，是主体人心与历史故事之间的有机融合过程。朴宰雨曰：“马、班写《史》、《汉》时，若有与自己的经验较有关或足以引起联想的史实出现，就必定会产生或浓或淡的感情反映，而自然地移入感情于写作的对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