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 睿

(山东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济南 250014)

近几年来，国产电影中有关边缘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关注，这种底层叙事的类型化表达已实属不鲜，荣获金马奖等多项大奖的电影《一个勺子》就是用人性化的视点去展现底层小人物的真实生存状态，通过对他们生存困境以及悲剧性命运的揭示进而揭露社会道德失落下的身份迷失和精神困境的双重表达。这种带有现实主义文本特性的影像叙事，更容易挖掘善恶背后对于人性的思辨，用一种黑色幽默让观众在进行价值判断的同时扪心自问，给心灵以震撼与思考。

一

影片的故事背景被放置在土壤贫瘠、生态环境恶劣的西北地区，主体是以拉条子为代表的西北贫困乡镇的普通农民，说的都是当地的方言俚语。没有复杂化的叙事手法和华丽的电影语言，影片最大程度上还原了这个地方的原貌，就是在这样带有强烈现实主义风格色彩的语境中，讲述了拉条子因恻隐之心从街上捡了一个傻子并把他带回家，却因这个傻子给拉条子一家招致了一系列麻烦啼笑皆非的荒唐故事。

影片改编自文学作品《奔跑的月光》，导演摆脱了文本叙事语言机制的限制，用电影意象化的手法将故事架构于荒诞外衣之下，用一种戏谑式的严肃将人性乖张的丑陋和道德失落下对于人心的拷问撕裂在观众面前，使之具有一种义愤填膺的震慑力，这种黑色与荒诞色彩是由人物命运苍凉式的表达所产生的，是一种不苟言笑的严肃认真。“傻子”这一群体在社会中带有很强的排他性和讽刺意义，作为异己一般的社会存在，他的“闯入”必然会引发周遭人的反感与排斥，不仅仅是智力层面的排斥，更多的是他是思想失控者，是非理性的疯癫者，是秩序与规则的破坏者。

而拉条子因善心未泯将傻子带回家，给他饭吃给他鞋穿，让他睡羊圈怕他冻死，给他一系列人性化的关照，本是人性善驱动下的德性行为却招来周遭人的嘲笑与辱骂。善良得不到尊重，人心冷漠，社会炎凉。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拉条子依旧信奉着内心的善，给傻子剪发、洗澡、换新衣、拍照，张贴寻亲启事，本是善心驱使下不图回报的付出却由此招来了几拨寻亲人上门的诬陷和诽谤。在这里，善良成为霸凌欺辱的理由，人的孤独感和悲凉处境以一种戏谑的姿态和戏剧化的形式呈现出来。观众不禁感叹：这个社会怎么了？在拉条子这荒诞处境下隐藏的是人物内心深层焦虑的无处释放，自我价值观与社会利弊标准相悖下所带来的精神归属感的无处找寻，对社会良心的拷问与讽刺。

在影片中，自傻子闯入拉条子的生活后，拉条子一家平静的生活状态被打破，原始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又未形成，在这种失重的生存状态下，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拉条子“傻子为什么老跟着我？”“傻子有什么用？”“大家为什么都要找傻子？”这几个看似荒唐问题追问的背后其实是人物对于人类自我价值的询问，是自我身份的怀疑与确认的过程。在拉条子询而未果的失落背后也隐含着底层人物精神归属上的尴尬困境。导演用这种戏谑的荒诞手法将这一人类价值的终极命题戏剧化，实则流露出一种玩世不恭的严肃犀利，将人性的善恶含而不虚的赤裸裸展示，让观众在无奈的发笑过后感受现实性主题所带来的沉重。

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空前繁荣的物质背景下，中国面临着文化转型和思想整合的挑战。在这种文化语境下，个体的主体意识和自身价值在多元和多样化的文化价值取向面前显得无措与迷茫，在这种无所适从的焦虑中逐渐迷失了自我，继而出现“价值真空”的精神危机。在拉条子近乎非理性的行为表达上，观众看到了带有现代性焦虑的文化标识和时代印痕。

影片处处以一种隐喻的手法将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快速发展的时代相对照，在极差对比中体现出个人存在在时代洪流中的无力感和存在上的虚无感，这种身份焦虑都被导演在影片中进行了无意识的隐约表达。

影片中有一场拉条子想极力甩掉傻子却始终甩不掉，拉条子无奈地蹲在路旁，傻子也跟着蹲在了他的一边，他们俩身后就是一辆近乎崭新的现代化越野轿车，在这个庞大的工业产品的映衬下，拉条子和傻子的身躯显得十分矮小，空间上的比例大小的对比就是个体与时代的力量权衡，底层人物并不是现代化物质文明的享用者，他们没有享受到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物质上的丰裕和精神上的富足。现代化社会与底层社会发生了断层，而他们只能在断层裂隙中求生存。拉条子和傻子穿的破旧的厚棉袄与周边的现代化建筑显得格格不入，川流不息的车辆在他们眼前疾驰而过时，在画面中几乎都看不清他们两个人的脸，是的，时代变化太快了，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很难与时代的发展并驾齐驱，他们与时代的脱节是他们身份焦虑的重要致因之一。

拉条子在与大头哥的交谈大多发生在大头哥的车里，每一次拉条子都是被大头哥赶下车。影片中多次出现拉条子在飞驰的车载后视镜中的画面，看着站在原地的拉条子在后视镜中的身影越来越小，观众也感受到了拉条子被时代所抛弃的孤独感和他以一种弃孤的姿态存在的自身无力感。

将存在感置于社会，它是个人本位与社会这一庞大客体的二元对立，物质的快速膨胀和阶级固化的分层使得原有的传统价值面临消解，信仰的崩塌以及精神支柱的未定型使得人们感受到自我存在的虚无状态，这种精神上的匮乏感带来的是在社会中立足的矛盾与挣扎。导演将这种精神挣扎于生存困境共同架构于“拉条子”这一人物命运的书写中去。

影片中傻子对拉条子无目的的随从，折射了导演对于现代人存在感虚无的一种体现，为傻子找寻亲人也正是拉条子精神上寻找归属感的心灵诉求。傻子就是拉条子的镜像转化，拉条子也是在对于傻子的不断认识中去建构自我认知，因此，傻子也就是拉条子精神观照的外延，是拉条子身份迷失的物化象征。而拉条子的农民视角很难看清自己生存困境的限定性，他的知识与力量无法帮助他在社会中完成自我救赎和身份重构。他将救赎的希望寄托给这个让他迷失的快速发展的社会。于是拉条子求助于象征着世俗市井的大头哥、三哥；求助于象征着权力的基层官员村长；求助于象征着理性与权威的杨警官，但是四处求助得到的却是冷漠与嘲讽，拉条子自我身份的质疑和求助无果所带来的价值怀疑，这种身份焦虑感和个人力量的无力感在拉条子这个底层小人物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使其一面失落于时代，一面失落于自我，最后拉条子不得不以一个“双重失落者”的姿态来面对命运的悲情。

拉条子在社会中被看作与“傻子”一样异物般的存在，拉条子每一次被大头哥赶下车其实就代表了他与大头哥这一类被金钱物质所物化了的群体所信奉的价值观格格不入。拉条子用一种孤者姿态在价值怀疑中迷失徘徊，拉条子对于“傻子到底有啥用”这个被视为傻子式问题的追问，实则是摆脱了生命客观实体存在的自证，而转化为一种价值追问，一种身份意义的确定。当他将这个问题的不解求助于大头哥时，大头哥的回答让他彻底明白了这个社会的唯利本质，原来自己与这个社会最大的不容就在于价值观上的相左，于是拉条子第一次主动要求下车，他的这一次主动，是一种番然醒悟更是一种失落。

当自身被社会所排斥，是自己出了问题还是这个时代出了问题？什么才是这个时代所需要坚守的？拉条子的身份焦虑依旧存在着，当他将这个问题的不解求助于三哥时，三哥用他经常所说的自命为真理的那句“人生就是这样”来教化拉条子：凡事不要太较真，太较真了，你就是傻子。三哥的这句话实则也代表了很多普通人的处事原则，一种得过且过的随意入世态度，他们放弃了对于普世价值的最终追求，因而缺乏一种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人生意义的严肃认真。精神的最大功劳就是对物化的否定，拉条子的执拗其实就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询问，对于身份确定的追求，然而他的这种执拗在这个“自我失落”的时代中无奈只能沦落成一个“苍凉的手势”，但是拉条子在这个唯利的社会中是以一个威胁者甚至是一个破坏者的身份存在着，他用非理性的行为来与这个非义的社会抗衡，以此完成自己的身份重构。

当拉条子被大头哥最后一次赶下车，更确切的说是被揍下车并将那五万块钱重重的砸在拉条子的头上，拉条子将身份重构寄托于社会的希望彻底崩塌。当他从雪地里爬起来将那五万块钱揣入口袋时，他发现了口袋里傻子的红色太阳帽。拉条子将这个带有明显“傻子”标识的太阳帽戴在自己头上，这一举止的深层意象表明拉条子决定与这个利益熏心的社会相对立，而愿与“傻子”为伍，以此完成自己的身份确定与重构。当拉条子戴着这个红色太阳帽逆流走在人群中时，镜头透过红色的太阳帽镜模拟拉条子的主观视角，让我们看到了过往的人群鄙夷不屑的眼神，人们的冷漠在红色的镜像中更是给人一种不寒而栗之感。这是之前“傻子”看我们的视角，亦是我们观众在看自身。

底层社会中的小人物虽然是现代社会中被漠视的边缘群体，并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呈现出失语的状态，但是“卑微的灵魂”依然在这个悲凉的社会中做最后的残喘与挣扎。导演将对于底层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对人性的反思共同架置于拉条子的身份迷失与重构，让观众在拉条子的身份迷失与焦虑中看清了人性的恶，在他的身份重构中又看到了这个时代的文化症结。

三

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文明的膨胀，人们的精神文明却呈现着空虚甚至缺失的境况。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脱节与断痕，使得中国面临着“文化尴尬”的境地。将良知抛弃于价值信仰的边缘地位，善良泯灭于利益交换之间，最终成为现代文明中的野蛮人。

“农村”原本是善良、淳朴、忠实、本分的精神乐土，在时代发展的洪流冲荡下，在现代化文化语境中却成了道德沦丧的蛮夷之地。物质上的匮乏和精神上的沦落共同造成了这里的人们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下的悲凉书写。导演将这一文化反思和现实诘问一并介入到影片的故事叙事的架构之中。

而大头哥这一人物形象，作为工业文明成果的直接享受者，住着楼房，开着轿车，过着比拉条子一家富裕几倍的生活。这样一个在贫困地区享用着巨大经济利益的现代人却骗取拉条子一家为儿子缓刑东拼西借来的五万块钱，面对拉条子的讨要更是以各种蛮夷的理由搪塞，在与拉条子的交谈中时常是蛮横的语气和粗俗的用语。大头哥物质上的富足并没有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文明与高尚，他是一个被金钱所物化了的野蛮人。

对于现代文明下人性善恶的揭露还体现拉条子对待傻子这一问题上，在小卖部的三哥和卖瓜子的大姐他们看来拉条子的行为简直不能理解。因为他们是商人群体的代表，他们信奉的是利益原则，而拉条子这种无私的施善行为在他们眼里拉条子就是个十足的傻子。而拉条子也不能理解自己只是单纯地想帮傻子找到家人为什么会被这么多人嘲笑。第一拨号称“傻子的亲人”上门认亲，他们接走了傻子并在临走前塞给拉条子一些感谢费。在大头哥这类人看来这些钱是应得的，但拉条子却觉得心里不安，一心想要还回去。而此时，接连两拨号称是“傻子的亲人”上门索人，发现傻子不在，然后诬陷诽谤拉条子是人贩子。其中一拨人还以赔偿费为由骗取了拉条子一家仅有的几千块钱。这两拨人，一拨是穿着皮衣操着一口天津口音的中年夫妻，一拨是戴着头盔的机车兄弟，相对于拉条子一家人来说，他们都是物质上的富足者，可是张嘴却是刁钻蛮横的语气，面对老实本分的拉条子一家对于傻子的善意视而不见，却自居为善，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责令施善者，用物质上的傲慢去污蔑善良。

在这个黄土四漫贫穷落后的村庄，我们看不到曾经独属于中国原始乡村的淳朴与美丽，在这个缺乏生机的贫瘠土地上，我们看不到乡邻之间互帮互助的温情，取而代之的是人情的冷漠，以利益至上为行动准则下的漠不关己退而自保的自私嘴脸。在以物质文明主导下的消费文化使得原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在金钱的冲击下被击荡，社会良知被消解，公众道德让位于个人利益，金钱物质成为现代人寻求存在感的重要依托。

拉条子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所信奉的善良与道德良知没有得到善意的回报，相反却成了招致灾祸的祸源。善良本是德性，而在拉条子一家人身上，善良却被精明愚弄，被世俗嘲笑，甘愿自我牺牲的利他德性在这个利己的社会中却被看作是愚蠢的存在。这种不可理喻的荒唐最终在拉条子的妻子金枝子的情绪中爆发：人善被人欺，好人没得好报。金枝子对于拉条子的气愤，同时也是对于社会非义的谴责，对于社会良心的质问。

四

电影符号学认为，电影“不是对现实为人们提供的感知整体的摹写，而是艺术家创造的产品，是重新结构的，具有约定性的符号系统。”[1]张振华也在《第三丰碑：电影符号学综述》中提到符号论美学——各种造型元素均能构成的电影符号，既是物质的呈现，又是精神的外观。[2]在电影这个意象世界里，《一个勺子》中“傻子”“羊”“拉条子的儿子”就超越了自身客体属性，电影所带有的艺术张力使得这些具象从形式的控制中解放出来，成为阐释符号的载体，成为被携带意义的感知，从而带有很强的意象符号化色彩。

(一)“傻子”

“傻子”在影片中作为一种社会的异己身份存在着，他是这个社会的边缘群体，是现代文明的“失语”客体，傻子的疯癫是位于文明的对立面，因而他们“既是威胁又是嘲弄对象，既是尘世无理性的晕狂，又是人们可怜的笑柄。”[3]在影片《一个勺子》中，“傻子”的出现是造成拉条子一家悲剧性命运的导火索，而“傻子”作为一个“闯入者”，他的命运引线都是带有很强的被动性质，他没有名字，“傻子”这一称号都是别人所定义的，最终的命运也是被莫名的认亲者给带走了，因而他的人生是被标签化的，被动的，不自主的。而他命运的不自主又与拉条子这个底层人物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消费主义时代下，命运的不受自控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地洞”那两场戏中，“傻子”第一次跟着拉条子回家时，经过一个地洞，拉条子处于地洞的阴暗处，“傻子”位于地洞靠近光亮的一端，镜头从拉条子的位置视角凝视“傻子”，拉条子想甩掉“傻子”的想法未能实现。“傻子”第二次跟着拉条子回家，当他们再次经过这个地洞时，两者的位置关系发生了互换，这一次拉条子位于光亮的一端，镜头从“傻子”的阴暗处凝望拉条子。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在这简单的位置互换的影像背后，实则暗含了“傻子”和拉条子命运的相似性，拉条子凝视“傻子”也就是反观自身。所以“傻子”的非理性是焦虑的内在转向，也就是拉条子是身份忧虑的外化表征。

另外，“傻子”这一被看作是“疯癫”的自然客体，实则已经逃离了人类符号和价值的驯化。而大头哥这类被金钱所物化了的商人代表，他们深谙社会的利益法则而最终成为金钱的附庸。相比大头哥“人的异化”，“傻子”才是最接近自然人的本性，而他身上的这种人性的原始性也与拉条子身上“人性本善”的道德属性相吻合。

(二)“羊”

而“傻子”这一形象在影片中所承载的符号意义与拉条子家的“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羊”作为一种动物属性，动物与人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思想的缺失，而“傻子”的非理性也是无思想无精神的表现。而“羊”一直被看认为是温顺、善良的象征，它的这种象征意义也与拉条子的纯良本分相照应，但同时“羊”也是动物界中的弱者代表，无论是在野兽丛生的丛林世界，还是以人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它都逃脱不了被宰割的命运。拉条子的妻子责骂拉条子的那一句：人善被人欺，也是对于相似命运的昭示与愤慨。最后小羊被炖，“傻子”被带走，拉条子被小孩用雪球围打，他们三者都是社会中的弱者，他们在这个残忍的社会中求生存的阻力是大的，因而他们的命运都带有不同程度的悲剧性。

(三)“拉条子的儿子”

影片自始至终，“拉条子的儿子”都没有出现过，只是在拉条子夫妇的口中常常被提起，因而“拉条子的儿子”在影片中就是“在场的缺席”。我们从拉条子夫妇的口中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儿子由于太过“聪明”而触犯了法律最终锒铛入狱。“傻子”的对立面是聪明，“聪明”是善，而“太过聪明”的另一面就是恶。“拉条子儿子”的“太过聪明”其实也就是人类道德沦丧、良知泯灭的表征。而与此带来的唯利原则、金钱至上的非义道德标准也是为这个时代所反对的，因而注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这是“拉条子的儿子”所承载的符号意义，同时也是导演对于“道德与法”的辩证思量。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电影超越了物象自身的形象限制，通过电影特有的语言来建构意义，而意义的阐释是以人性为基根的。电影《一个勺子》在其荒诞外衣的包裹下，用一种戏谑式的黑色幽默去反思人性，在对底层小人物的悲剧命运的书写中又饱含着导演对于社会道德的思考和对于文化的反思，让影片更具有人性的温度和思想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