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凤伟 郭亮亮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日照 276826）

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索尔兹伯里高度赞颂长征，认为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伟大史诗”“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的确，长征是一部惊心动魄的远征史诗，它规模之大，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险恶是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可中国工农红军硬是凭着艰苦奋斗、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征服了天险，战胜了强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奇迹。感叹之余，不禁深思：是什么赋予了他们如此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巨大的力量？是什么把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军战士浇铸成了无坚不摧的钢铁集体？究其原因，党在长征中持续不断地开展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功不可没。其中，既有一贯的政治教育，也有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激发的即时的、富有针对性的主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党在长征中激发了红军革命积极性和必胜信念，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瓦解震慑了敌军，为长征胜利造就了极其重要的力量源泉和政治保证，无愧为红军的“生命线”。

一、思想政治工作是鼓舞军心、激励士气的战斗号角

激励部队英勇杀敌，是战时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1]这是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生命线”的服务、服从功能的体现，即一切为着当前的党的中心任务来服务。长征中对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正是根据形势和任务的转换，分时段有序展开的。未长征时，党和红军的中心任务是开拓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而长征时则是远离根据地的长途跋涉，主要是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保存和扩大红军有生力量，中心任务的改变必然要求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随之发生变化，即使是在长征中也是如此。比如，长征初期，打仗冲破封锁是红军面临的首要问题，红军各级都需紧紧地抓住这一点全力开展作战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当党中央议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后，长途行军成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如何保证行军不掉队，克服厌烦情绪，保持吃苦耐劳、连续奋战、能走能打的革命士气，则成了思想政治工作保证胜利的又一个关键。而长征后期，大的战斗已不复存在，生活条件却急转直下，粮食匮乏，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便转为应对生存考验。思想政治工作随着不同时期部队形势和任务的同步转换，从而确保了红军长征的最终胜利。

长征初期，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误导，加上视长征为搬家式行动，导致红军辎重如山，行动迟缓，被动、疲惫，广大战士思想迷茫，不明白为什么要长征，也不清楚长征要到哪里去，无明确的战略意图，也无具体的行动规划，加上军事的不断失利，导致士气低迷。为提振部队士气，增强必胜信念，1934年10月29日，总政治部发出《对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给予训导，反对任何悲观动摇的情绪，鼓励红军发挥固有之吃苦耐劳、坚决勇敢、顽强抗战的牺牲与革命热情，《红星》报则在《我们在反击中的胜利》等文章中，辩证分析暂时困难与革命前途的关系。各部队为加强有针对性的思想引导，还主动、及时组织了多种形式的教育讨论，达到了稳定局面的目的。

遵义会议后，红军一改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采取正确的军事路线，开展了一系列机动灵活、出神入化的军事活动。而围绕这些军事活动展开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更为丰富，形式更为多样化，有力地配合了红军战略方针的实施。如红一方面军强渡乌江时，部队进行宣传鼓动以壮军威，豪迈地喊出了“突破乌江”“到遵义去过年”“乌江虽险，又怎样能挡住红军飞渡”等，表达了每个红军官兵必胜的决心和信念；在著名的娄山关战斗中，红三军团第4师12团政委钟赤兵在战前的宣传鼓动中提出了“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占娄山非好汉”等响亮的口号，既鼓舞了斗志，又显示了志在必得的决心；红军过雪山时，为了增强大家的信心，官兵们书写“大雪山，不算大，最高不过七十八，算个啥！”“同志们，比赛吧，看谁最先登上它，顶呱呱！看白军，已抓瞎，金沙江边学狗爬，没办法！”腊子山口战斗后半段，红军趁胜追击残敌，山道石壁上已贴满、写满、涂满了“不怕肚子饿，就怕敌人跑”“追到岷州去，活捉鲁大昌”等标语，极大地激励红军官兵忘却疲劳，勇往直前。[2]长征途中，战争态势变幻莫测，政工干部战前要进行思想动员，使指战员明确打好此仗的意义，了解战斗方案，获悉取胜的优势或不足。战斗打响后，则适时进行战场鼓动，激发斗志。初战告捷，大力宣传，即使在战斗失利情况下，也注意总结经验教训，重振军心，以利再战。正是因为有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支撑，无论面对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还是经历湘江惨败，党中央和红军都没有动摇、退缩过。就是在山穷水尽、生死一线之时，党的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还在思考如何绝地反击，置之死地而后生，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打仗之外，行军走路是长征的基本形式。在行军期间，党无时无刻不注重士兵的政治和教育工作。对于不停的走路、迂回穿插、周旋作战，有一些同志产生了厌烦情绪，政治部门要及时地疏解，讲明之所以或前进，或撤退等不停地机动转移，皆是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以及革命形势所需，而在运动战中能最大限度拖垮和消耗敌人。要做到这一点，红军则务必能够吃苦耐劳，连续奋战，能走能打。简单及时的思想工作让战士们豁然开朗，懂得了为什么要急行军以及练就快速行军的看家本领。

为了保证行军不掉队，各级政工干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行军前，需要排查摸清哪些同志伤残病弱，安排党团员分工扶助他们；检查每个同志装备是否到位，关切有无备用，叮嘱行军过程中会遇到的困难以及应对措施；行军路上，组织各班开展互助竞赛，要亲自收容，甚至要带头唱歌、讲故事、说笑话使大家忘却疲劳。宿营以后，带人找米找柴，帮助炊事班尽早开饭；饭后，要督促烫脚，休整安顿，做好第二天的行军准备。[3]行军中除做好生活上的保障外，通常会派出宣传队想方设法给战士鼓劲，如唱莲花落，数快板，当啦啦队等。过党岭山时，宣传队员在半山坡上唱：“党岭山，三百三；路难走，山难翻，山高，高不过我们的脚背；路难走，难不倒我们两条腿。大家加油赶快翻，翻过山去有温泉……”。红军过草地时则编唱歌谣：“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留下一段战友尝！”[4]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前进的队伍，使漫长而艰险的长征路途变得富有生气。

还在长征进行中的1935年7月3日，苏联《真理报》就发表文章说：“中国红军主力部队从江西省向四川省进军，是真正革命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大无畏气概的卓越范例。世界上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过去和现在都不曾实施过如此艰苦卓绝的行军。中国红军的英勇战士冲破层层封锁，在前进的道路上多次粉碎敌人强大兵力的堵截，击退敌军的攻击，巧妙地进行机动，……红军跨越了极大的距离，总计约三千公里，通过急流险滩、绝壁峻岭、荒原沙漠，以及被骄阳烧烤和经过敌人烧杀的不毛之地。在革命战争的历史上也不曾有过这样的进军”。[5]

的确，在长征中，广大红军指战员在炮火连天中无论是斩关夺隘，还是战险排阻，前仆后继，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从容踏五岭、走乌蒙、爬雪山、过草地，创造了自身的一个个生命奇迹，将生命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致，使红军成为无坚不可摧、无往而不胜的战斗集体。而这些奇迹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红军有思想政治工作而激发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伟大的革命精神，这些是长征红军的生命之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经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6]

二、思想政治工作是宣传和动员群众的重要手段

紧密扎根人民群众，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力援，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力量源泉。而要争取群众，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行动，势必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这个中介。长征中，红军所经之地大多为新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所针对的不再是熟悉、拥护红军政策的苏区群众，而是对党和红军缺乏了解甚至存有误解的白区群众，能否做好他们的工作，关系到战略转移任务的完成，而且关系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因此，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始终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作为事关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先后做出了一系列指示和规定。1934年10月9日，总政治部在《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示》中明确要求“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发出号外，提醒红军战士要注意部队在群众中的形象，要求做到“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损坏了群众东西要赔偿，借群众东西要送还”“不强买强卖，买东西要给钱等”，号召广大红军战士争创群众工作的模范部队。

红军各部认真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和规定，通过张贴布告标语、演讲和化装演出、访贫问苦、召开群众大会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各项政策主张，宣传红军的性质宗旨和群众纪律，讲解长征的目的和意义，以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针对文化基础较为薄弱的偏僻落后地区的民众，党和红军用最通俗简明的方式，把深奥的革命道理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地进行宣传。有的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如“红军是唯一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共产党是工农穷人的唯一政党，共产党是为穷人谋解放、谋衣穿、谋饭吃、使穷人有土地有政权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替穷人找饭吃的政党！”等，这些口号语言通俗、简单易懂；有的宣传党的政策，如“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分配给农民”“取消一切高利贷”“佃农不交地主租”“反对侵占民田”，抓住了民众的迫切要求，便于发动群众斗争。还有的采用童谣式，如“绅粮堆谷满仓，干人无米煮汤，地主豪绅住洋房，工人农民住茅棚，还有种种苛捐杂税，把工农血汗吸得精光，只有拥护红军打胜仗，工农才能得解放”，生动押韵，朗朗上口，为民众喜闻乐见。

她脑后有点寒飕飕的，楼下两边橱窗，中嵌玻璃门，一片晶澈，在她背后展开，就像有两层楼高的落地大窗，随时都可以爆破。一方面这小店睡沉沉的，只隐隐听见市声——战时街上不大有汽车，难得揿声喇叭。那沉酣的空气温暖的重压，像棉被捣在脸上。有半个她在熟睡，身在梦中，知道马上就要出事了，又恍惚知道不过是个梦。

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导之以言，还率之以行。长期以来，国民党大肆攻击、丑化共产党和红军。广大战士以实际行动予以驳斥，他们严守纪律，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散发或低价出售没收来的财物，帮助群众建立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和恐惧，“人民群众奔走相告，都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专打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先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欺骗宣传躲入深山老林的群众，都纷纷返回家园。”[7]红军还派出干部，成立地方革命委员会和游击队，播下革命斗争的火种。在斗争中，注意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地来联系引导。如讲解土豪劣绅被打倒了，可他们上面还有更高一级的反动统治政府；这里的百姓翻身了，可其他地方的百姓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由点及面，由打倒某个土豪劣绅联系到要推翻整个反动统治阶级，由夺取每个战斗的胜利联系到要达成全国的胜利，由建立某个苏维埃政权到要实现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大同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群众的革命理想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被引导树立起来的。

红军的宣传，切合了民众的心愿，反映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祈盼；红军严于律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党和红军的形象，博得了各族民众的敬仰。四面八方的群众为红军筹集粮款，烧水送饭、缝衣做鞋、打探情报、甘做向导，支援红军作战，而他们对红军最真诚的信任和最大力度的支持莫过于送自己的亲人参军，可以说这是检验红军对群众思想政治工作深入与否的最高标准。据统计，仅在遵义地区，就有4000多工农群众参加红军，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红军总共补充了约两万人的兵源。

长征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战略转移，但是党和红军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毅然把它转变成撒播革命种子、凝聚民心导引民向的胜利之举，被誉为“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红军沿途的宣传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正是在红军政治工作下，各族人民群众“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认识到“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8]革命真理和革命文化的传播把大半个中国的各族人民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三、思想政治工作是联合和团结少数民族的粘合剂

长征途中，大半的路程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红军先后经过了苗、瑶、侗、壮、水、布依、仡佬、纳西、彝、藏、羌、回、东乡、土、裕固等10多个少数民族杂居或聚居地区。过去由于历代统治者实行民族欺压和歧视政策，各少数民族与汉人之间存在尖锐的民族冲突和隔阂，加之国民党对红军的恶意攻击，导致部分少数民族对红军高度戒备，对立情绪很重，有的甚至还组织武装对红军进行拦截和袭击。所以如何有效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争取和稳定少数民族人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长征顺利穿越民族地区不可或缺的保障。

对此，红军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加强各民族团结、红军和各族人民是一家”“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实行民族自决”等，明确提出：不懂得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军战士。无论行军多忙，战事多紧，红军都要派出人员了解当地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宣传民族平等政策，有针对性地做思想政治工作。

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9]和以往发动基层民众推翻当地当权者的统治不同，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念及当地的土豪大部分是阿訇、知识分子等上层人士，中国共产党灵活地转变政策理念。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制定的“三大禁令，四大注意”中明确规定了“禁止打回民的土豪”。红四军颁布的《关于进入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也作出相应规定，不打回民土豪，而采取一种过渡的办法如减租、减息、募捐、卖粮等方式来改善回民生活和解决红军给养，使我们党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最大限度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政策的灵活变通带来积极的效应，四川境内的颇有实力的定乡桑披喇嘛寺，主动派寺僧通知藏身深山的群众回村，把粮食集中到寺庙卖给红军。据当地群众回忆，红六军团在定乡休整的七天中，各乡群众集中到桑披喇嘛寺的小麦、大麦、麦面、青稞、荞子“堆的像小山一样”。红军则以书写着“扶助番民，独立解放”的锦旗一面、五十斤重白银一块、饮水水壶一个作为酬谢。

领袖的榜样示范。红军的高级领导人身先士卒，做到尊重民族习惯，尊重民族宗教，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当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回民聚居的单家集、公益镇等地时，毛泽东亲自到清真寺里拜访阿訇，讲述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和党的民族政策，使阿訇和回族群众深受感动。红二、六军团经过滇西北藏族聚居的中甸，贺龙亲自宣传和模范遵守民族、宗教政策，向喇嘛寺赠送“兴盛番族”锦旗，派部队到喇嘛寺前站岗。更传为一段美谈的是红军先前支队司令员刘伯承与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增进了红军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理解与团结。还成为一段佳话的是朱德与藏族格达活佛的交往，双方建立了友好关系，结成联盟，达成协议，补给军需粮食物资，组建了藏族骑兵队伍随军北上。

正确的政策导向、有效的宣传方式、言行一致的作风纪律，感召了人心，凝聚了力量，前所未有地加强了民族团结。红军所经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不仅为工农红军长征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军需物资，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少数民族力量围追堵截工农红军的计划，还为工农红军的壮大提供了力量源泉，成为工农红军扭转劣势、成功实现战略转移的重要条件。

四、思想政治工作是瓦解敌军、战胜敌人的实战利器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通过宣传从而达到对敌军的政治瓦解，这是红军长征中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之一。为实现对敌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的有机结合，红军团以上各级政治部内特设专门负责对敌军的宣传瓦解机构，如“白兵工作部”“白兵工作委员会”“白兵工作小组”等机构。遵义会议后，红军政治部迅速于1935年2月27日发出《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编写标语的命令》指出：瓦解敌军，夺取广大白区士兵，是现在最紧急任务之一。且在命令后附了12条宣传材料，考察其内容，全是瓦解敌军的。而“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如何把革命的道理讲到国民党军的心坎上去，起到瓦解其战斗意志的作用？红军在流动分散、频繁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坚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既采取多样的手段和办法，又注重内容的丰富性，向国民党军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

就手段和方法来说，在双方对峙时，注意火线上尽量利用可能的机会进行喊话宣传，喊话需简短，富有鼓动性。也可大量散发宣传品，在敌方军政要员和白军士兵经过的交通要道张贴标语、漫画、布告。还可曲线助攻，给白军家属写慰问信、送慰问袋，启发他们开导白军亲友弃暗投明。当然更切中要害的是，各部队注重从“天下穷人是一家”“穷人不打穷人”等基本道理上唤起白军士兵的觉醒，或正面宣传红军俘虏政策，“红军绝不杀敌方投诚官兵”“红军优待白军俘虏”“优待白军俘虏，医治白军伤兵，士兵不打士兵”；或反面入手着眼官兵之间的具体矛盾，揭露敌军虐待士兵、克扣军饷的典型事例，引导他们认清国民党军的反动本质，鼓励他们“不当炮灰，白白送死，奋起反抗，杀死贪官污吏”；或授之以理，鞭挞敌人，“蒋介石说他抗日，为什么把东三省送给日本”“国民党是自古以来最大汉奸帮凶”“打倒不准士兵抗日的国民党军阀”；或动之以情，“白军兄弟长年当兵，没得啥子，家里还要受军阀吊打出款子，你们为何不赶快拖枪投红军找自己的出路”；或直接对比，“红军官长对士兵又和气又亲热，白军官长对士兵又打又骂”；或晓以大义，宣传抗日救国，“帮助红军，打平天下，工人农民一齐出头，白军士兵，都得解放”“白军弟兄团结起来，杀死狗贪官，与红军联合，一同到北方打日本帝国主义”等等。极富鼓动性和战斗性的宣传，直击人心，摧毁其心理防线，使许多敌军官兵思想消沉、士气低落，有的丢枪逃跑，有的投奔红军。

对此，曾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新5师第9旅旅长王懋德有深切的感受，他曾说：我很害怕“穷人不打穷人”这个口号，如果我们士兵一旦觉悟，枪口向着我们那可不得了。不少国民党士兵就是看了红军的宣传，懂得了“天下穷人是一家”和救国救民的道理，再无斗志，甚至带枪来投奔红军。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对敌实施的宣传攻势和成效由此可见一斑。

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历时两年的长征铸就了被世人称道的“长征精神”，这是共产党强有力思想政治工作的结晶。新时代条件下，在新的长征路上，仍需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政治优势，传承长征精神，关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找准理论与现实联系相契合的切入点，采取丰富多样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变简单机械的灌输为生动真切的代入，在党的创新理论和广大群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不断实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化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