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花

（绵阳师范学院，四川 绵阳 621006）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奴役，最大的损失不是物质和领土的丧失，而是民族自信心的丧失，进而导致对自身文化失去了自信。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被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整理发掘，在继承其优秀思想文化价值基础上，不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文化重新焕发出光彩与自信。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自信的重拾与重塑息息相关。

一、近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危机与马克思主义传入

（一）近代中国文化自信遭遇危机

中国传统文化是农业文化或乡村文化，不同于西方工业文化或城市文化，它在古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长盛不衰。大唐时期，中华文明远播四方，影响深远，而且因善于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不断获得创新发展，成就了非凡的大唐盛世，塑造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开放包容自信的品格。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虽然战乱不止，但中华文化却绵延不绝，原因即此。

但是，由于长期缺乏挑战与突破，对外界情况知之不多，也因为陈陈相因的学风与习惯，中华文化在明清时代逐渐滞后与衰落。尤其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列强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华文化便陷入了焦虑与危机中。卓越的晚清文化大家王国维，在北伐军进入北京前夕自杀，称自己“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陈寅恪因此称王国维的自杀是“不得不死”，因为他感受到中国文化将面临着灭顶之灾。《天演论》译者严复，企图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式理念唤醒国人，最后却在大量吸食鸦片中毙命，令人长叹。中西文化处于两种不同层级和阶段，其“交流绝对不能搞单层面嫁接，必须对外进行全方位学习，对内进行整体性调整，实行综合治理。”[1]否则，中国文化不可能取得优势地位。无论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搞的都是单层面嫁接活动，致使运动趋于失败，中国文化也因为找不到出路而处于不自信状态。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文化自信的觉醒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界和文化界曾提出“全盘西化”思想。但是，由于近代中国主要经济形式依然是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政治统治仍然是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精神文化依旧是以儒家为主的宗法等级文化，根本不可能实现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口号一经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似乎被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因找不到发展出路，自信重拾仍然无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不断传入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中国社会先进文化的“鲜明底色”，它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再生和复兴，开启了中国新文化的建构之路，支撑起中国文化重新走向自信。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文化为何能重新获得自信？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第一要务是革命，但怎么指导革命，哪一个理论能担当起这个重任？

经过不断探索，中国革命的先驱们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担起这个重任。马克思主义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基础的哲学、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了一个宏大、严谨、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它不仅是一个科学理论，还具有价值导向作用。马克思主义不仅能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提供正确指南，而且能为近代中国社会开出民族复兴的药方。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但是不可能现成地拿来套用，使其发生改造和变化中国的目的。正如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主义要运用到中国社会，首先要被中国人民从心理上接受它，如何接受？主要是它能够切中中国人民的心理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二者在很多方面具有相通性和契合性。不少学者研究指出，它们在拯救意识、注重实践、人民本位、道法自然、辩证思维、知行合一、真善融合、大同理想方面有契合关系（何中华，山东大学）。李约瑟也曾经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郭沫若在1925年12月的《马克思进文庙》一文里也曾写道：“马克思（对孔子）说：‘我想不到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位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他主张孔子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会通。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它们“不是对立的关系，更不是取代的关系，而是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思想武器”[2]。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其生存的文化土壤，它的科学世界观，无产阶级的立场，实事求是的方法论等等，才能在中国大地深深扎根，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指明前进方向和实践途径。

五四运动前后，学界和思想界展开了三次思想论争，即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论战。通过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广泛传播和宣传，它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所接受。“正像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全人类的文化资源一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离不开几千年中国文明丰厚的思想资源。”[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和思想根基，为马克思主义脱去欧洲服装，装上中国民族服装，提供了思想载体和语言资源。马克思主义能够和中国社会实际、尤其是中国文化不断相结合，找到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和发展的动力。

毛泽东曾经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他特别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4]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人何以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何以终结了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近代中国的革命战争为什么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文化？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需要进一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自信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不仅使中国文化获得了新生、恢复了自信，并且不断引领、深化与重塑中国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明不断走向复兴。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文化自信重拾打开阀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动中国文化走上自信重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首先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发展要求也需要马克思主义能够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一开始并不是自觉自为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不断由自发到自为转变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立初期，关于中国革命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准备都不充分，还不能娴熟地加以运用，只能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二十世纪20至3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虽然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笼罩着中国大地，但是世界化浪潮推动力度不大。中国学界、思想界、文化界和政界等，不断展开了一系列新的思想文化运动，如新生活运动、新启蒙运动、新儒学思潮、中国本位文化论、“中国化”思潮等等，不断探讨中国文化的去向。但是，这些思潮在“运动”一段时间后，也难以为继。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因为没有结合时代需求，随国民党的垮台而停止了；新启蒙运动，本想继承和超越五四启蒙运动传统，也因为缺乏时代气息，轰轰烈烈一阵过后也戛然而止；新儒学思潮，本意是复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但因不合时宜，没有行多远就中止了；中国本位文化论和“中国化”思潮，虽然影响比较深远，但是仍然不能正视中国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它们虽然都聚焦于共同的核心问题，即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如何实现转化和创新，但对中国新文化如何构建却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打倒孔家店”口号，在三十年代被人们重新提起和思考，张申府就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新观点，使人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过去人们看问题那种不加分辨、好则全好、坏则全坏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越发显得不合时宜。

中国共产党在斗争实践过程中，不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注重实事求是的作风，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新文化的构建逐渐走上了正确道路。从所周知，中国与西方在历史传统、文化特性和思维习惯等方面不同，决定了两国文化的差异性、异质性和出路不同。无论是中西文化“排斥论”，还是中西文化“调和论”、“折衷论”与“融合论”，着重强调两种文化的不同。梁漱冥先生也因此指出，东西文明各有不同的发展路向。如果我们把二者硬性对立起来，或者简单相加和拼凑，都行不通。中国新文化既不能完全因袭传统旧貌，也不能全部照搬西方，搞“拿来主义”。如何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新东西，怎样处理和嫁接好两种文化，这是我们党在革命时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教条化和神圣化的沉痛教训基础上，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精神，扛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旗，并在建构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上，提出了构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案，为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民主主义文化，即革命文化，是党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产生的近代中国新文化的第一种样态，它阐述了中国人民以什么样的精神风貌去取得革命胜利，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在革命胜利后建设一个新中国，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应该具有的精气神，为中国人找回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崭新气象，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与豪情掀起了建设新中国的热情。毛泽东曾经预言，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必将迎来文化建设的高潮。新中国不断通过扫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卫生知识，发展教科文卫体等活动，改造各级各类阶层的思想，尤其是对旧社会妓女阶层的改造，大大改变了中国人尤其是妇女的精神面貌与状态，取得了各方面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又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中华文化迎来了新曙光。但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非一帆风顺。1957年夏季以后，我们走了不少弯路。“大跃进”时期，中国社会试图想掀起“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热闹场景，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热情却并没有换来喜悦的丰收场景。因为大干特干盲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和精神，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也背离了现代文明发展轨道，走进了历史发展的“死胡同”。我们本想把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继承革命红色文化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但却陷入传统苏联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模式怪圈，甚至越走越远，教条主义思想和“反修正主义”口号不断窒息了其生机和活力，使其走向了极左道路。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在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军过程中，谈何容易？它必然要经历一些曲折。同时，它从反面告诉我们，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没有中国新文化的不断发展，就不能使中国文化长久保持自信的动力。

（二）中国文化自信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引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面临生产方式转变的问题，还面临着古老文化现代化的转化与发展问题。它们只有靠先进思想理论的指引，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推动，才能实现变革、转化和发展，否则便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作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文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思想土壤和发展空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文化融入时代引领方向和注入新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创造性转变、创新性发展，获得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事求是”思想和精神、大众化的生动语言、妇女的思想解放等，社会主义文化的“双百方针”“二为方向”等原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分不开。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历程中，我们党继承与发展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英勇献身、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自立更生、独立自主、百折不挠、联系群众、五湖四海、敢于胜利、勇于斗争的精神，这不仅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而且使中国文化不断获得了自信。

同时，文化自信有其自身的运动发展规律，不仅需要自身优秀传统力量的注入，更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支撑。马克思主义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文化自信作为一种精神生活的表现，其最深层次的动力源泉无疑蕴藏于社会生产生活之中，从根本上受到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与影响，它不纯粹是一种心理现象和心理活动。从本质上看，近代中国文化由于资本主义取得了较封建主义的相对优势而丧失了以往的文化自信，但是近代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却不能代替传统经济形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的经济形式。因此，中国新文化的构建和自信重拾不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而要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遭遇了困境，不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基础错了，而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没有建立在自身的实际状况上，或者说经济基础薄弱。“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光从生产关系角度解决，而不从生产力角度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中国文化自信的重构重塑也必然会遭遇困境。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基础不断变更的背后，就是为了推动中国新文化的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必须和必然要回归社会经济生活的正确轨道上来，才能找到中国文化自信建构的源泉和动力，才能使中国文化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三、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重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推进

（一）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重塑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递嬗过程。同样，中国文化的建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它在各个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需要不断塑造和建构，才能葆有自信底气。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处于迷茫的状态并未一下子得到消除，不少青年因此发出了潘晓式的“路在何方”的感叹。中国文化既要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走出来，又要从传统文化认识的误区中走出来，开创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道路。为此，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打破传统观念和旧的体制机制的束缚，打破计划经济旧模式，构建起市场经济新模式，建立起新的文化价值体系。改革开放大门一旦打开，我们面临的不仅是经济改革问题，也面临着思想文化价值观的转变问题。中国文化也会不断参与到全球化过程中，与各国文化进行碰撞、交流、竞争、融合。事实上，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中国社会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又一次批判热潮。电视系列片《河殇》，以其大胆犀利的语言，无情解剖和鞭挞了中国文化，开启了新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它以偏概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和发展视而不见，片面地称颂西方蓝色文明，一时间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这实质上反映了国人对中国自己文化的不自信，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它一经播出，引起了不少人的围观、反对和批评，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坏的影响，最后不得不禁播。苏联解体后，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加剧了西式民主和自由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盛行，甚至西方人也普遍认为现代化只有西方一条通途。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也毫不隐讳地指出：“当时西方还有一个有失偏颇的观点,认为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那就是西方式的现代化。”[6]中国现代化是否只有走西方现代化这一条道路，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现代化道路自信问题，也关系到中国文化自信问题。

其实，道路自信从深层次来说，蕴涵着并源自于文化自信。事实上，各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世界上并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敢不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考验着中国文化自信重塑的问题，而且考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包袱，抛弃所谓的包袱也是不值得的。例如日本，他们在发奋图强的同时，并不是抛弃自己原有的文化，而是一方面继承、发扬、光大自己原有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又不断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这既凝聚了民族力量和向心力，又实现了工业化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曾经指出，人们所奋斗争取的一切，离不开既定的现实传统文化和生存条件，并且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

九十年代中后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先进思想不断传入，其糟粕思想也不断传入中国，人们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虽然人们的思维方式得到了多元化发展，文化思潮日益开阔丰富，文化生态呈现多样化样态，但是也出现了不少乱象。如何拯救中国文化，重塑中国文化自信，让传统文化精华再一次放射其光芒，发挥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义不容辞的职责。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因此又提出了新儒学思想，众所周知，这种思想和观点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行不通，在现代的中国更行不通。中国文化固然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但全盘西化论思想也行不通。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动力源泉，它有其内在的生长路径。如何提升中国文化品格，重塑中国文化自信，这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指引。只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注入鲜活的时代内容和气息，才能摆脱西方文化的统制与范囿，才能使中国文化逐步迈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道。

本世纪以来，各国把目光聚焦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上，如何使中国文化主动融入全球化，走向世界先进文化前列，中国共产党逐渐把文化建设提上了重要日程。党中央先后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任务和要求，指出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过程中，要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自觉，增强中国文化自信，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从而逐渐把中国文化建设不断推向高潮。近几年来，各国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态势不断深入，各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不断加深，西方社会攻击非西方国家思想意识形态并没有减弱，不时将所谓“普世价值”作为干预别国内政的文化借口。同时，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调不时迭出，文化自卑心理依然严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还比较缓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不断污浊政党生机和政坛空气，侵蚀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基，考量着人们的道德价值底线。如何培植中国文化根基，重塑国人自信，这无疑是新一届领导集体的重要职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负历史、时代和人民重托，在清理和净化政治生态的同时，不断清理和净化文化生态，强调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力继承和弘扬，要加快其转变和发展的步伐，强调党员干部要注重家风家训家庭文化建设，坚持走中国文化自信道路。

今天，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将近40年，中国又一次站在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和拐点上，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深思中国文化之命运和出路。我们虽然温饱了，进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落实，取得了很大成效，中国在国际上也越来越有分量了。但是，我们还不能骄傲，因为我们还不是文化强国，我们还没有实现文化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国文化在国际上还没有牢牢站稳脚根，还不足够自信，我们的文化还需要不断走向国际社会。当下，我们如何构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能为中华民族的软实力提供什么样的精神支撑？能为世界文明作出什么样的新贡献？中国人们应该以怎样的精神面貌与世界相处和接触？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问题，也关系到中华文化复兴问题。为此，我们必须重塑文化自信，坚持文化自信，把我们的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提供了坚实保障

历史发展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强大并不足以代表其民族强大，其经济自信也并不完全代表其文化自信，只有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才是一个民族不断崛起和壮大的根基、灵魂和密码。只有重塑和坚持文化自信，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当然，塑造什么样的文化自信，如何坚持文化自信，凝聚起13亿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这仍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指引和持续推进。今天，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已深深嵌入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当中，这是我们重塑文化自信不争的事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共有的文化品质与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特征相结合相融合的过程，是经济政治制度变革与文化创新发展相互交织交融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并不顺利，会遇到一定的阻力和障碍，甚至难免会发生失误、曲折，但是，离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便不能有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便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也不可能找到和重塑中国文化自信之道。

在当代中国，重塑中国文化自信，不是要我们躺在过去的功劳薄上不思进取、固步自封，而是要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不断创新发展。整合与发展民族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风格和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自身在中国获得生命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中国当代新文化既不是对传统文化全盘继承，也不是对传统文化完全抛弃，既不是对外国文化全盘接受，也不是对外国文化完全摒弃，它是对古今中外文化的重新整合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不断整合和创新中国文化，实现中国文化不断自主发展，从而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样式，使中国文化不断走向自信。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危机的不断摆脱，中国文化自信的重拾与重塑，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推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象一盏指路明灯，照耀着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文化指明了正确发展方向和途径，找到了自信的源泉、根基和动力，实现了中国文化向自觉自由自为的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