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

大陆新儒家认为当下中国正处于“更化”阶段①参见任锋：《革命与更化:立国时刻的治体重构》，《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因此，儒家似乎又一次获得了历史罕见的“天人三策”机会。确实，在确定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即国家致富道路以后，中国下一步的发展究竟怎么去谋划？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一个更长远的前景成了今日中国的大问题。在这个时候，是靠儒学的构思解决问题，还是在儒学与国家处境关联上思考问题，已经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这个结构性的变化，就国家处境方面来讲，中国已经彻底挣脱了近代以来的被动挨打僵局，但却受制于因之形成的文化心理阴影。当我们将儒学应用于国家变化且用来筹划这个国家的未来、重建我们的精神世界时，很难从容面对现代变局，同时促进儒学与国家的现代转变。为此，需要矫正中西对垒的文化心理定势，改变中国过去那种以弱者心理反抗强者的道义姿态，真正从社会现代变迁的高度看待儒学自身，儒学与国家建构互动的儒学重建处境，从而推动中国跨越现代陷阱，让儒学真正成为促进中国现代转变，而不是耽误与阻碍这一历史进程的思想动力。

一、儒家判教的“现代”设准

中国的现代转型历经曲折。从晚明起始，中经明清交替而夭折，直至晚清，重启现代进程。但权力的自我遮蔽，让晚清政权再次归于历史记忆。民国曾经展现现代转变的生机勃勃景象，但好景不长，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之下，迅速沉入历史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