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玲

[内容提要] 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从整体主义的角度指出，人与自然具有本质统一性，而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表现为物质变换断裂。它通过物质变换断裂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幻性，并指出超越虚幻共同体的根本途径就是实现两个“和解”。而“和解”的必要前提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足以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社会产品。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是在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指导下，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提出的。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一方面需要整体主义的视野和共同体的前提预设，坚持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互促双赢；另一方面还要将自然美与人类善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原则，不断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

自“美丽中国”概念提出以来，党的十九大第一次把“美丽”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并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价值追求。“美丽”一词蕴含着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至善期待和精神向往，也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理想。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不仅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人类提出了保护环境的道德要求，而且从国家安全角度对当代人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历史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1]52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美丽中国宏伟目标的基本路径，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方法。事实上，对美丽中国的探讨越深入，越需要我们细致地梳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人类保护环境的道德实践，良好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人类对自然的道德关怀。然而，当前我国环境伦理学研究要么陷入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要么用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种理论进路来探讨人与自然和解的可能性。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尖锐对峙使人类在对待自然的价值立场上莫衷一是，那么，生态马克思主义就是从“生态革命”的角度彰显了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德关系，马克思的环境伦理思想始终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新时代，深入研究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对于我们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以及实现美丽中国的价值目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 人与自然具有本质统一性： 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整体主义视野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时间角度肯定了自然的先在性，认为自然最初是一种“不可制服的力量”，使人臣服于自然的统治与支配，这时，人类对自然界是“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2]534从自然的角度看，自然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人与自然是相互对立的；从人的意识角度看，人类应该敬畏自然，并且“慑服”于自然规律；从社会历史关系的角度看，纯粹的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得以产生的物质前提，是尚未被历史进程改变的原初状态。

自人猿揖别以来，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通过劳动实践的方式与自然相互关联。“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201-202这里，“物质变换”在德语中是“stoffweschel”，也译为“新陈代谢”，主要指生命有机体通过分解和化合的方式与外在物质世界进行能量交换的过程。物质变换理论意味着，“自然”一词实际上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人类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客观对象或自然物质，如土壤、大气、花草树木等；二是指“作为一种自然力”的人自身。正是因为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所以，人类及其社会实践活动离不开自然环境。换句话说，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不断与自然界进行物质或能量交换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4]95抑或说，自然界首先表现为人维持自身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的客观对象或“无机身体”。

由此不难看出，人与自然之间有着本质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自然是“人的精神无机物”，也是“人的无机身体”；另一方面，人既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也是被动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4]167-168换句话说，自然是表现和确证人的本质的物质对象，而人是表现和确证自然的本质的“对象性的存在物”。人与自然具有本质统一性。尊重自然也就是尊重人类自身，保护自然也就是保护人类的地球母亲。

总之，人与自然、自然与历史在马克思那里是辩证统一的。这一点是由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社会—历史性质所决定的，也体现了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社会—历史性质。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不仅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区别和联系，而且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论述了人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过程。自然在黑格尔那里是“理念异化”或“知性处理的尸体”。[5]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思想既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教师”[6]。费尔巴哈这个重要论断既否认了精神或绝对理念的第一性，也强调了自然先于思维的这个唯物主义观点。但是，由于费尔巴哈的自然观忽略了社会实践这个重要环节，所以，一旦涉及社会历史问题，它就演变成一种抽象的、唯心主义的自然观。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施密特曾这样指出：“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从一开始同其他种种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就是说，他把自然看成从最初起就是和人的活动相关联的。”[7]2-3抑或说，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是以实践为基础把人与自然有机关联起来，从整体主义的角度，既阐明了自然的第一性和先在性，也论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性。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奋斗目标。正如卢风从生态安全的角度所指出的：“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人类才能把人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保持在安全限度内，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8]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正确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在于厘清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终极目标。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强调自然的社会—历史性质，它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仅解释了人的自然本质以及自然的人的本质，而且也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它既摒弃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自然观，也超越了费尔巴哈脱离社会实践的抽象的自然观。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人才能从事符合人之为人的社会劳动，才能与自然进行正常的物质变换。“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9]

二、 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 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从整体主义的角度阐明了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性，其主要特征就是强调自然的社会—历史性质。在此，“自然的社会—历史性质”意味着自然不是静止不动的自然物，也不是脱离人类社会和劳动实践的抽象物，而是始终表现为“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从本质上讲，人与自然的关系虽然还有不调和性，但毕竟是劳动的必然性把它们历史地贯串在一起。”[7]19-20

如果说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是劳动基础上的物质变换过程，那么，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或不调和性在马克思看来就是物质变换断裂。“物质变换断裂”这个概念是由德国著名农业化学家李比希最早提出来的。1862年，李比希在《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的第1卷中用“物质变换”理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农业生产导致了“地力枯竭”，而且指出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力的剥削导致“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3]267。受李比希思想的启发，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而且导致人类社会出现物质变换的裂缝。

第一，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造成城乡分离以及资本与土地的分离。这种分离不仅导致了人的自然力的削弱，而且也造成土地自然力的破坏和贫瘠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通过劳动的中介组成了“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三位一体的经济结构。由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10]105。对于资本家来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标就是利润的最大化或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总是不遗余力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环境污染问题得到相应的改善。恰恰相反，它导致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从而出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3]552这里，人与土地的物质变换断裂的意思是指，被人们“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壤中的氮、磷、钾等微量元素不能归还给土地，这既削弱了土地的自然力，又导致土地的贫瘠化。

第二，资本逻辑使人和自然沦为资本家牟利的工具，丧失了其本质。资本是货币的衍生物，也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重要手段。资本的内在逻辑就是不断追求价值增殖或利润最大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经济目标的确立意味着，人和自然被降格为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重要工具或主要手段。日本学者岩佐茂曾经把环境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科学回答了现代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并且将环境问题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逻辑。岩佐茂认为：“对资本的逻辑来说，无偿接受来自环境、大气、水等的环境资源，如果没有法律规定，在生产过程中把污染的大气、水排放到环境中，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其结果是环境被破坏，对此资本的逻辑是毫不关心的。”[11]也就是说，资本逻辑也就是不计生态成本而盲目地进行经济扩张的逻辑。它带来的结果就是被污染的自然环境、“单向度的人”及物化的社会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以及“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的世界就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12]940从一般意义上说，“倒立着的世界”总是使生产者生活在貌似合理的假象世界之中，这既导致人和自然丧失了其本质，同时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正如马克思通过鱼和水的相互依存关系所指出的：“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成为轮船行驶的航道，一旦河水被引入水渠，而水渠的水只要简单地排出去就会使鱼失去生存环境，那么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2]550如果说被污染的河水“不再是鱼的‘本质’”，那么，被污染的自然环境也就不再是人的本质。因为“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4]126，而人的自然本质的丧失意味着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自然基础，反之亦然。

第三，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大农业造成人类社会物质变换断裂。在探讨地租的起源时，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大农业破坏了“人类的自然力”和“土地的自然力”。马克思认为：“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12]919从这段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大生产和机械化大农业的共同特征就是导致了“人类的自然力”的破坏。由于“人类的自然力”的滥用和破坏，所以，人类社会的物质变换就出现了裂缝。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12]918-919马克思在此不仅对经济全球化作出科学预言，而且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全球化问题。1892年，《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这封书信详细描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对俄国家庭工业造成的消极影响。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一方面对俄国家庭工业造成挤压，导致农民破产；另一方面，破产的农民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购买力低下的无产者反过来又阻碍了新兴工业的发展。[13]635除了对经济带来消极的影响之外，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化大生产以及商品交换的逐渐成熟还给全球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干涸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因为给各大河流提供水源的地带是平原，没有像为莱茵河、多瑙河、罗讷河及波河提供水源的阿尔卑斯山那样的积雪。”[13]627

三、 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解”实现对虚幻共同体的超越： 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终极目标

表面看来，马克思通过物质变换断裂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但实际上，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从生态危机的角度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家土地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又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潜藏的对工人以及未来人类的剥削或压榨。换句话说，围绕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问题，马克思不仅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不和谐的社会经济根源，而且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的自然本质以及人的本质的丧失。

马克思批判性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蕴含土地私有制以及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劳动剥削。马克思认为，只有“生产关系达到必须蜕皮的地步，这种权利的和一切以它为依据的交易的物质的、在经济上和历史上有存在理由的、从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源泉，就会消失”[12]877-878。当然，马克思也意识到，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土地私人所有制，资本增殖的内在诉求就会不断将自然贬低为满足人的经济利益或消费需求的工具或手段。现实的人及社会关系也就表现为一种“私有财产运动”。因为“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4]121。

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私有制，马克思还发现造成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断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劳动密切相关的资本以及资本共同体。马克思指出：“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像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14]80这里之所以说资本作为资本家的共同体是世界“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是因为它将劳动者与其他生产要素和经济环节结合起来，不断打破城市与农村的地域界限以及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壁垒，甚至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畅行无阻，进而使现实的人完全蜕变为一种“资本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他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才作为资本存在。资本的存在就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正象资本的存在以一种对他漠不关心的方式来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一样。”[4]104-105

给资本提供这种神奇力量的是它的前身——货币，因为“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15]175。而货币作为“万恶之源”，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的欲望对象，又是人类财富欲的动力源泉。一旦货币成为生产要素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动轮”，那么，它就会以一种异己的、偶然的力量支配所有人的实践活动，成为劳动的主要对象和根本目的。它瓦解了旧的共同体，又形成了货币共同体。在货币共同体内部，货币与劳动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货币通过购买劳动力商品不断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货币”[15]178。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频繁以及社会分工的逐渐深化，货币和劳动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不仅抽离了人之为人的自然基础，使人臣服于资本的统治，而且将自然降格为资本家牟利的重要工具。

可以说，只要存在资本，就会造成人的异化、自然的异化以及社会关系的物化，剥削和奴役就不会消失。只要劳动依然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私有制就会存在。只要存在土地私有制，建立在土地之上的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就会继续。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2]63在马克思看来，实现两个“和解”也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只有实现人和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物质变换断裂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如此一来，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成为马克思环境伦理学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共同体是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雇佣工人的社会联结，它独立于个体，又使个体丧失了自主性和真正的自由，所以，这种共同体是虚幻的共同体。而自由人的联合体是超越资本共同体或虚幻共同体的真正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就在于“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10]119。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理想，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终极价值追求。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决定了自然界是人与人相互关系的社会纽带，只有在社会关系中它才成其为自然；“人的自然的存在”意味着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也只有在自然界中人才成其为人。所以，“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122。在马克思看来，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解决人与自然物质交换断裂的根本方法，也是人的本质复归的基本路径。而人的本质复归又以自然的本质复归为前提。“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4]81

四、 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对于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启示

综上所述，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从整体主义的角度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统一性和内在道德关联。它通过物质变换断裂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进而论述了超越虚幻共同体的现实路径。这对于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整体主义的视野和共同体的前提预设。马克思通过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断裂理论，从整体主义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经济根源，提出以人和自然价值同构的真正共同体超越虚幻共同体。由此可见，共同体是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前提预设。在这里，它不仅将人和自然理解为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强调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正如美国思想家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把共同体理解为土地伦理学的基本前提，认为“迄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伦理都不会超越这样一种前提：个人是一个由各个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16]。在利奥波德看来，土地伦理学不仅扩大了共同体道德关怀的范围，而且更重要的是用人与土地彼此平等的道德关系代替了征服与被征服的不平等关系。而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正是以真正的共同体为基础论述了摆脱人的异化以及实现人与自然本质复归的现实路径。更进一步说，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也就是以生命共同体为基础，通过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二，坚持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互促双赢。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以及探讨超越虚幻共同体的可能途径时，马克思意识到一个非常棘手的现实问题，即构建真正共同体的必要物质前提就是能够给所有社会成员提供足够丰富的社会产品。这是因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7]。这里，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理论意味着，只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实现从批判到超越的历史转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经济(“金山银山”)和保护环境(“绿水青山”)是生命共同体的一体两面，二者缺一不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为实现两个“和解”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还应尊重自然规律，维护自然的完整和美丽，为自然的本质复归提供价值源泉。因为自然的本质复归是人的本质复归的前提，而人的本质复归是人之为人的前提，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基础。正如俞可平所指出的：“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态。”[18]

第三，坚持自然美与人类善的辩证统一。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和解”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而且蕴含人类对自然的完整和美丽的精神向往。美丽作为新时代的重要价值范畴，是中华民族凝心聚力的文化精髓，也是引导人们自觉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一面旗帜。它意味着“中国因美丽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是富强之美、民主之美、文明之美、和谐之美”[19]。自古以来，美与善是统一的。自然美与人类善的统一性意味着，对美的价值追求离不开人类保护环境的道德行为。正如哈戈洛夫在《环境伦理学基础》中把美学和伦理学视为环境保护的本体论论证，指出：“当人们认识到，无论是否被体验过，美即是善时，保护和促进自然美的义务就产生了。”[20]235在哈戈洛夫看来，自然美彰显了人类之善，人类保护环境以及促进自然美丽的义务也就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社会认可的道德品质或道德修养的基础之上”[20]245。自然美是万物美的价值源泉，也是伦理学意义上的善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不仅如此，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相互交织也决定了美丽中国建设不仅要以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为理论基础，而且离不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人类保护自然环境的道德实践活动。

第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原则。从根本上讲，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是要实现全世界无产阶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不同于以人的欲望或需求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也不同于否认人的主体地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而是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角度论述了“和解”的人文底蕴和伦理内涵。正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1]24这段论述清晰地展现了建设美丽中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原则，其根本宗旨就是满足人民对优质生态产品和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而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这个终极目标，不仅避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陷阱，而且用“共同体”这个概念从整体主义的角度科学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是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的实践应用，也是党和人民汲取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经验教训、在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实践过程中的集体智慧的结晶。美丽中国的价值目标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环境伦理思想中的科学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理论品质，一方面要求人们尊重自然，掌握并利用自然规律，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自然观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原则，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保护自然环境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新时代的进程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对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