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明

（1.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9；2.香港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香港999077）

一、从“法官只服从法律”说起

（一）某些法官未必“只服从法律”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语出《商君书·定分》（商鞅），意思是法令，是民众权利的最根本保障，是治国的最根本原则。在商君《开塞》一篇中，提到了民、制、禁、官、君的概念，为民立制，为制立禁，为禁立官，为官立君，其中“制”就是一种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通俗一点来说，“制”就是对个人的物质权利和精神权利的一种认同，而要维持这种认同，就必须立“禁”，这个“禁”在商君时代就是“法”，在周朝就是“礼”。[1]

从上述五者的关系中可以看出，早在战国时期，伟人商鞅就明确了“法”是“治”（治国方略）的最基础一环（官和君都是为法服务的），也是五个要素中的枢纽，其重要性首屈一指。400多年前，明代张居正就说过“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确实，古往今来无数史实表明，如果本来有法可依却束之高阁，或者在适用法律中玩弄权术，做官样文章，用外在的方式（多指不轨）掩盖内在的实质，那么，即使制定再多、再好的法律也只能无济于事。当今重温法学经典不难得出：无论是过去衣冠楚楚的官员，还是今天身披法袍的法官，他们未必都“只服从法律”？

对于经典法学名句“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也可以这样理解：即“法令，是人民的性命，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的确，法大齐天，事关百姓的性命；然而，法大齐天，它是否也事关“官僚阶层”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