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仲远

（河西学院 甘肃 张掖 734000）

对于隋炀帝西巡，学界多有研究，其中西巡路线问题，观点不一。其争议源自于传世文献的不同记载。《隋书·炀帝纪》记载的路线：京城—河湟谷地—大斗拔谷—张掖—京城；《资治通鉴》记载的路线：京城—河湟谷地—大斗拔谷—张掖—大斗拔谷—河徨谷地—京城。以上两种史籍对于去路的叙述是相同的。至于返程，《隋书》没有详细记载，司马光等认为是原路返回。另外，关于隋炀帝通过大斗拔谷这段记载，传世文献记载也不尽相同。《隋书·炀帝纪》记载：

（六月）癸卯，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霰晦冥，与从官相失，士卒冻死者太半。丙午，次张掖。[1](P73)

《资治通鉴》卷181记载：

车驾东还,行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大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九月，乙未，车驾入西京。如此则过大斗拔谷。[2](P5646)

从以上可知，隋炀帝西巡队伍在通过大斗拔谷时，因气候等原因，导致人畜大量死亡，酿成了所谓的大斗拔谷惨剧。只不过《隋书·炀帝纪》记载这场灾难发生在去路；而《资治通鉴》认定灾难发生在秋七月丁卯（初三）后自张掖返程途中。司马光给出的解释是：“帝纪在六月癸卯（初八日）。按：西边地虽寒，不容六月大雪，冻死人畜，今从略记。”[2](P5646)

由于上述文献记载不同，严耕望、周伟洲、胡戟、于赓哲、闫廷亮诸位先生都有不同观点。胡戟先生认为《资治通鉴》把大斗拔谷事件安排在返程虽然合情理，但缺乏资料支撑[3](P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