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陈勇吏

一、引言

自2004年新《最低工资标准》全国施行以来，最低工资制度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和转型两个时期，也先后经历了各地方标准竞相上涨和稳步攀升两个阶段。这项劳动保护的主要手段不仅完善了劳动力市场制度，更带动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攀升，尤其在早期，地方攀比式上调对国内企业和劳动者的经济决策都产生了显著影响（杨灿等，2016）。学界研究最低工资的经济影响通常聚焦于企业层面的影响，如雇佣、工资、培训、物质资本投资、企业盈利、出口以及退出等方面，也有文献探讨了宏观层面的影响，如劳动供给和收入分配。有关劳动者的研究则更多关注家庭层面的收入和健康，略有涉及家庭创业。由于显著的区域差异和时间趋势，最低工资毫无疑问会影响到对城市环境十分敏感的流动人口（冯建喜等，2016）尤其是个人的经济决策。但尚无文献从流动人口角度研究最低工资如何影响微观个体的经济行为。

图1 最低工资与创业比率

受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全球就业选择趋向弹性就业和创业。目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和城市化进程的挑战，创业成为当前中国不平衡发展困境的出路。2015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将“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定为扩大就业、提高收入、促进代际流动和公平正义的重要国家战略。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在迁入地创业已成为至少33%的流动人口的就业选择，这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流动人口收入，还能给迁入地带来更多就业机会，进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缓解地方在公共品支出上的财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