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锦涛

(湘潭大学 历史系，湘潭 411105)

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在失去相当国家权益的基础上与苏联正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下简称中苏条约)，获得了从苏联全面接收东北主权与不支持中共的承诺。但由于苏联担心自己的远东战略利益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对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国民政府在接收东北过程中不断采取强硬限制措施，从而使国民政府接收进程非常艰难，亦导致了国民政府与苏联关系不断恶化。对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国民政府的东北接收战略及与苏联的关系的相关研究，目前虽已有一定的代表性成果*如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汪朝光：《进退之间的博弈：战后东北苏军撤离研究》，《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于化民：《对日受降权争端背景下的中共与美关系》，《史学月刊》2011年第12期；宋春：《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对苏联政策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等等。，详略不等地涉及相关内容，反映了美苏格局下中国战后的政治局面，但由于史料的相对缺乏，此期间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仍然有许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东北接收的视角，对照相继解密的中、苏档案，试图对此期间国民政府与苏联的关系作一个较为系统的尝试性探讨，以期此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深入。

一、 苏联的远东战略与国民政府被动签署中苏条约

为了推动苏联在欧洲战事结束后尽早对日作战，1945年2月初，美、英与苏联签订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其中规定维持外蒙古的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苏、中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并保障其在中国东北的优先利益，亦同意维护中华民国在满洲完整的主权，同时规定上述有关外蒙古及东北的港湾与铁路等协议，需征求蒋介石的同意。罗斯福依斯大林的要求，采取得到蒋介石同意之适当措施。

事实上，苏联与中国执政的国民党之间是有着很大的矛盾的，双方经常在媒体甚至当面相互指责。1945年2月3日，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斯克沃尔佐夫致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信中指出，国民党经常散布风声说苏联集兵远东边境准备参加对日战争，同时“由于新疆发生的起义事件，反苏宣传活动仍在继续着”。*《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函：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1945年2月3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23、20～21页。蒋介石等人曾多次向美国抱怨“说俄国人正在帮助共产党人”，而苏联则宣称，他们从来不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且“从来也没有帮助过，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武器，今后也不会提供”，“在新疆事件过程中，是苏联的立场挽救了蒋介石的命运”，“仍然保持与中国友好的立场”，但蒋介石“在对待苏联的态度方面仍然表现得颇有些忘恩负义”，并“正在系统地开展反对苏联的宣传活动”。*《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纪要：赫尔利访苏情况》(1945年5月10日，机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33、34页。为了试探苏联对中国政府与中共的态度，改善最近一段时期“中苏关系出现了一些恶化的迹象”，白崇禧于6月7日、19日拜访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认为在新疆武装冲突事件中的核心力量是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在关于苏联报纸许多文章方面，白崇禧认为“过多地使用了来自共产党人的情报消息”，“观点非常偏颇”。*《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关于中国统一问题》(1945年6月19日，机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45页。7月宋子文在莫斯科与斯大林的谈判中，宋子文认为“苏联报刊上发表了很多诋毁中国政府的文章，而此举当然不会对中国政府有益”，“希望苏联政府能对这些报刊加以限制”，斯大林则反驳说“中国报刊上也写了很多不利于苏联的东西”。*《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1945年7月9日，绝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68页。

苏联从各方面的情报得知，国民政府不会同意租赁旅顺与公开承认外蒙古独立之事，这很大程度上冲击着苏联的远东战略利益。其实苏联不仅仅满足于《雅尔塔协定》所规定维持外蒙古现状、中国东北国际优先权的内容，它必须坚决促成外蒙古独立，自己独享在中国东北特权，而不能使其他国家涉足。为了落实《雅尔塔协定》的相关条款，苏联一方面要求美国积极协助，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国民政府的压力。

首先，苏联取得美国的支持，反对国民党的政治独裁与一党专政，分化美国与国民党的关系。苏联从战后世界各国普遍要求建立民主现代国家的基础出发，多次表示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苏联认为，中共提出的政治改革路径是召开各党派代表的协商会议，宣布立即取消一党制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最高联合指挥部，在该政府的领导下筹备召开国民大会和成立立宪制政府，这样的程序可使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但“在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国民党不想做任何让步”。*《斯克沃尔佐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建立联合政府谈判》(1945年2月3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23页。同时苏联认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政治委员会，虽有各党派代表参加，但国民党能掌握绝对优势，“能够使所要求建立的联合政府丧失活动能力”。*《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函：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1945年2月3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23、20～21页。1945年4月15日，赫尔利在莫斯科拜会斯大林，斯大林表示“将采取一切措施促成中国武装力量的统一”*《斯大林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对华政策》(1945年4月15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28页。，并“愿意看到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和统一的国家”。*《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纪要：赫尔利访苏情况》(1945年5月10日，机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33、34页。在苏联人面前，赫尔利一直强调自己努力在苏联与国民党之间、国共之间进行调节，决心改变蒋介石对苏联与中共“抱有的偏见”，同时他也多次表示决不干涉中国内政，国共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美国国会反对干涉内政，禁止我进行谈判”。*《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及苏中关系》(1945年5月10日，机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41页。

其次，苏联在撇开自己与中共关系的基础上，以中立者的身份高度肯定中共在抗战中的作为与地位，力图以此来制衡国民党。莫洛托夫认为，“苏联想同中国建立一种更加密切而和谐的关系”，“苏联政府不希望中国出现内部争斗和国内战争”，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一群努力要在中国进行改革的人”。*《斯大林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对华政策》(1945年4月15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27、30、30页。斯大林也认为，中共军队在抗日过程中表现英勇，且“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很少贪污受贿”*《斯大林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对华政策》(1945年4月15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27、30、30页。，后来又告诫宋子文，“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些不错的爱国者，他们与日本作战非常英勇，战绩颇佳”。*《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1945年7月9日，绝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67、63页。彼得罗夫也多次明确表示，中共立场与目的只是组建民主联合政府与加强反日斗争而已。*《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关于中国统一问题》(1945年6月19日，机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43页。这些表态对中共来说都是非常有利的。一方面从国际上肯定了中共战后在中国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从国际上为中共独立自主地在国内开展政治与军事斗争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苏联迫使赫尔利等人不得不承认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训练有素，善于作战”*《斯大林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对华政策》(1945年4月15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27、30、30页。，同意中共领导者确实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努力追求变革”。*《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各大国在华机构问题》(1945年5月10日，机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33页。

最后，苏联采取强硬态度，软硬兼施，直接对国民党全面施压。7月2日，斯大林与宋子文的会谈中，宋子文尽力回避蒙古问题，认为这“无异于动摇了中国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但斯大林明确表示，“如果苏联无权保护外蒙古领土，那么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都面临着丧失的威胁”，并警告：“中国最好能让外蒙古分离出去，否则外蒙古就可能成为中国内政的一个重大不安定因素——外蒙古将联合所有蒙古人以谋求整个蒙古民族的独立。”关于大连港口，宋子文认为向世界所有国家开放，行政权属于中国，但斯大林认为“港口的负责人应当是俄国人”，中东铁路所有权归苏联。宋子文感叹“苏联在中国的领土上甚至比中国人所拥有的权利还要多”时，斯大林明确回答：“可能吧，关键是大连和旅顺口都是太平洋上的不冻港，中东铁路正是为了确保苏联在上述两个港口的权益而修建，并因此具有了重大的战略意义。”*《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关于签署中苏条约》(1945年7月2日，绝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50～52页。

中苏谈判陷入僵局，7月9日宋子文在接到蒋介石指示后继续与斯大林谈判。碍于斯大林对外蒙古独立态度的坚定，中方要求苏联在打败日本并承认中国东北主权、联手整肃新疆动乱与苏方只对中国中央政府认可援助的基础上，再由外蒙古全民公决的方式实施。斯大林总体同意，承认中国对东北主权与答应协助解决新疆事件，“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既不会支持，也不会帮助他们，以前就没有想过要这样做。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在其境内还存在第二个政府的话，那只能属于中国内部自己应当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以前我们便帮助过蒋介石，这种帮助以后仍会继续。如果我们有必要给予中国帮助的话，那么这种帮助一定是给蒋介石政府。这种情况是所有人都清楚的。我们希望诚实地做事和真诚地与中国结盟”。*《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1945年7月9日，绝密),《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67、63页。关于苏联对旅顺、大连与中东铁路的使用期限，斯大林认为必须是30年。为了保证苏联兑现这种承诺，7月10日，宋子文代表团专门写信给苏联政府，要求苏联对中国东北主权、中国共产党及新疆等三方面的协商条款“提供相关书面保证”。*《中国代表团致苏联政府函：要求苏方提供书面保证》(1945年7月10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68页。

中苏谈判继续进行，在诸如外蒙古疆界、东北行政管理及铁路保护等具体问题上仍在继续争论，但此时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对日战争取得了关键性进展。考虑到美军进攻速度与原子弹在日本国土的投放，苏联未等中苏条约正式签订，于8月8日向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发起全面攻击，到8月14日日本正式投降之时，基本摧毁了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主力，占据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对于国民政府迟迟未签订正式条约，苏联决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斯大林强硬表示：“如果中方再不肯答应苏方的条件，红军最后难免会将东北交给中共。”*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77页。有鉴于此，蒋介石不得不答应苏联提出的相关要求，于8月14日正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通过出兵东北基本上实现了其远东战略目标，国民政府亦依此将得到从苏联手中合法接收整个东北主权的权利。

二、 苏联态度强硬与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举步维艰

从8月10日日本发出投降照会到14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的胜利来得如此迅速，国民政府在欣喜之余仍顾虑颇多，因为国民党主力部队基本上处于中国西南，远离华北华东，更谈不上尽快出兵东北，但蒋介石等深信在国际上有美苏的支持，尤其中苏条约明文规定苏联允许国民党接收东北与不支持中共，以及其在8月14日至20日三次致电毛泽东来重庆商谈时苏共中央亦致电延安进行敦促，自认为全国的军事及行政统一皆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8月29日，蒋介石致电国防最高委员会关于交议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31日得到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暨国防最高委员会决议通过，纲要主要包括：国民政府为便于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特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综理一切，行营设主任一人，行营内设政治委员会及经济委员会，分别办理行营区域内政治经济之收复事务，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区域重行划分为辽宁省、安东省、辽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嫩江省、兴安省九省，在长春设置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办理行营区域内交涉事宜。9月1日，国民政府特派熊式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4日任命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派张嘉璈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任命九省省长与大连、哈尔滨两市市长人选。

有了中苏条约的支持，蒋介石对收复与建设东北充满着信心，在1945年9月18日纪念“九一八事变”14周年广播词中就特别提到苏联的作用，他指出：“至于希望盟邦协助的方面，包括经济上的援助和技术上的协力而言。尤其是对我盟邦苏联业已订立了三十年友好同盟条约，此后中苏两国唇齿相依，守望相助，东北同胞，首先蒙受利益，我东北同胞必须重视这个友谊，真诚相处，以增进两国的邦交，实现我们国父共同奋斗的遗教，完成我们建设的大业。”*《“九一八”十四周年纪念广播词》(1945年9月18日)，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74页。

同时，美国的支持亦给蒋介石收复东北提供了相应的保障。在日本投降后，美国就应允愿意海运国民党军队到东北。9月11日，蒋介石致宋子文商请美国政府提供船舶供东北运兵电：“国军急待运往东北各省接防，如照月前运输计划，须待十二月初方能开始运输，如此则俄必借口我军届期未到，彼因急欲撤兵，对东北防务不能负责，因此可让共党占领东北，此为最险之事，希速即向美政府切实商洽，务于本月内先拨给若干船舶，以供东北军队运输之用为要。”*《蒋委员长致宋子文院长嘱商请美政府提早供给船舶运输国军至东北接防电》(1945年9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16页。18日，杜鲁门在致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的备忘录中表示：“在西太平洋的各陆海军部队司令已经接到指示，按蒋介石委员长的参谋长魏德迈将军规定的日期和港口运送前往满洲的中国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在中国军队准备好登船前往满洲之日，将有足够的船只为其所用。”*《美国总统杜鲁门致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的备忘录》(1945年9月18日)，薛衔天主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1945～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6页。

然而，就在蒋介石等踌躇满志地准备接收东北时，美苏之间在华的矛盾日益凸显。从8月下旬开始，美国内部反苏呼声日涨，美国媒体认为在战胜日本进程中苏联没有什么作用。29日，国务卿贝纳斯提议暂缓在华美军复员，且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宣布美国海军仍将在中国华北登陆，尤其中国政府同意美国提出的在华特别是东北的门户开放，这直接威胁到苏联在华的特殊利益，正如后来斯大林对蒋经国当面直接指出的：“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访苏交涉记》(1945年12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13页。然而，苏联并不想与美国进行正面冲突，从而将这股怒火转至准备接收东北的国民政府，于是暗地着手调整在中国东北的方针。

首先，暗地支持中共在东北发展力量，使其能全力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而自己又能超然事外。为了协助苏军在中国东北的占领管理秩序和改善同中共的关系，8月25日，苏军决定提议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部分主要成员进入东北，这支部队系原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旅长周保中、政委李兆麟皆为中共党员。同时，苏军对在东北昔日被打散、失去联络的中共部队也予以适当的接洽与扶持。

当然，中共在抗战后期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性很强又有强大军队支撑的成熟政党，在中共七大时亦已将东北问题纳入其重要的战略方针，日本投降后即开始派出军队向东北渗透，苏联的帮助更是有利于其东北战略的实现。8月30日，中共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在苏军的配合下，攻克山海关。9月4日，在苏军同意下，接管锦州及辽西地区，接着很快控制了整个辽宁。面对苏联从态度及军事上的积极支持，9月19日，延安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提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85～686页。此间，中共先后派出十余万军队与干部抵达东北，在苏军支持下，逐渐接管了众多城市、港口及要塞，力量得以迅速发展。苏联要求中共从海陆方面全面控制，决不允许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于是，从10月份开始，中共中央电令各中央局配合布置兵力从外线夹击并尽可能进入内线作战，“以利控制东北，建立百年大计之部署”。*《中共中央关于增兵东北之部署给刘伯承等的电报》(1945年11月4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2册，第776页。中共军队大规模地向东北渗透，这是国民党签订中苏条约前后最担心的结局，国民党为此多次与苏联交涉，但都被苏联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拒绝而无可奈何。

其次，苏联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表面同意与支持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另一方面从行动上极其严厉地限制国民党军队从海、空途径进入东北。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最方便的捷径就是借助美国战舰直接抵达东北港口，而大连是最佳选择。10月1日，当苏联政府为苏军撤退事宜向国民政府发出照会时，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华大使馆关于中国军队大连登陆的照会中指出，决定于10日前后自九龙乘美国船只，由海道前往大连登陆。10月6日，苏联外交部质问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中国军队登陆大连目的何在？7日，傅秉常急电外交部，告知苏联反对中国军队在大连登陆。苏联声明：“按照中苏条约，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送军队之港口，苏联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因其违反中苏条约。”*《傅秉常大使致外交部告苏联反对我军在大连登陆》(1945年10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19页。9日，王世杰接见彼得罗夫，特别表明“大连主权属于中国，亦为条约所明定，除经条约明定之义务外，中围政府自不受其他限制。因此中国政府对于派兵由大连登陆到东三省，决不能认为系违反中苏条约”，“中国政府派军队到东北的目的，系接防，换言之，即系对于所接收之地区维持治安及镇压敌人可能的反动，此等任务现由苏军担任，苏军撤退，自应由中国军队负担”。*《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关于派兵由大连登陆至东北谈话纪要》(1945年10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21页。但这些抗议，仍被苏方严词拒绝。

10月12日，刚到东北的熊式辉在长春会见马林诺夫斯基商讨登陆地点，马林诺夫斯基否认能在大连登陆，但不反对在营口、葫芦岛、安东三处港口登陆。15日，彼得罗夫以书面形式正式告知国民政府，苏联反对中国军队在大连登陆。25日，王世杰会见彼得罗夫，表示国民党军队暂不在大连登陆，决定先借助美国飞机侦查营口及葫芦岛情形，再由美国运输船舶运送军队在该处登陆，并保证“惟登陆军队则纯粹为中国军队”。*《王世杰部长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谈话记录》(1945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25页。同日，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与美军代表斯特梅耶商妥运兵东北计划。但此时葫芦岛已由中共军队占领，26日由美国船只运送抵达此处的国民党军队在遭到中共军队攻击后不得不折回青岛。

葫芦岛登陆未成，蒋介石非常着急，“以营口大运舰不能入口，若安东登陆，须重新筹备，则时间万不及也”。10月30日，致电熊式辉，要求迅速与苏联磋商，或大连登陆，或由苏方保证葫芦岛登陆安全。*《蒋委员长致熊式辉主任告务须要求苏军在葫芦岛负安全登陆之责电》 (1945年10月30日)、《蒋委员长致熊式辉任令指挥监督东北各地党部电》(1945年10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32页。同日，迫于无奈而只能暂在营口登陆的蒋介石致电何应钦，嘱其与美国海军商量，做好派遣五十二军在营口登陆的一切准备工作，尤其“营口海岸沙滩亘长达十余华里，必须准备多数登陆小艇备用”。*《蒋委员长致何应钦总司令告决定五十二军在营口登陆电》 (1945年10月30日)、《蒋委员长致熊式辉任令指挥监督东北各地党部电》(1945年10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33页。31日，蒋经国再次拜访马林诺夫斯基，要求苏方加强葫芦岛登陆安全的保障问题。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过去没有苏联人驻守，现在“已派兵在该岛维持秩序，中国军队登陆想无问题”，但又表示因该地驻军不多，“至于绝对安全之责，则实难负”，并希望国军“在安东港登陆”与“出关之后，能避免与共军之冲突”。*《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告与苏方交涉国军登陆与出关之经过电》(1945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33页。事实上，两者谈话并未取得实质成果。11月5日，蒋经国、熊式辉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谈长达三小时，得知中共军队已占领营口，苏军撤出营口与葫芦岛，并表明对于国民党军队“在营口登陆事，不能负责”，同时苏军对“撤退后之地方情形，苏方概不负责，亦不干涉”。两人据此力争。马林诺夫斯基“则认为苏方并未阻碍中国军队进入东三省，至于十八集团军与中央军之纠纷，乃内政问题，不便干涉”。*《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告共军占据营口葫芦岛苏方借口内政问题不予干涉电》(1945年11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38页。

11月8日，美国海军部致国务院函提到，由于营口被中共军队占据，认为苏联“宁愿由共产党的军队或非正规军在他们撤退时接管这一地区”，也“无意帮助国民政府军队重占满洲”，“无疑，任何在营口附近的登陆都会在所有共产党地区引起强烈不满，尽管这种登陆很可能只遇到微弱的抵抗。毫无疑问，这种登陆将表明美国海军以积极的军事行动参与了正在发展中的内战。第七两栖作战部队司令建议，勿做在营口地区登陆的尝试”。在遭到美国海军拒绝继续将其部队送上营口口岸的情况下，杜聿明表示，“由于在俄国人撤出的同时重占满洲对国民党的事业至关重要，由于在营口地区登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希望美军能在运送整个五十二军到达邻近地区、全军各部可以同时登陆的时候进行营口登陆计划。如果不能在营口地区登陆，可能不得不在秦皇岛登陆，并且打开一条经山海关到满洲的路，“这一替代方案可能代价高昂且进展缓慢。其结果很可能出现一个由军阀以非正规军队控制的独立王国”。*《美国海军部致国务院函》 (1945年11月8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 1945～1949》,第7～8页。不难看出，至此为止，苏联完全拒绝了国民政府从港口登陆东北的接收计划。

事实上，国民政府试图通过空运部队亦遭到苏联反对。虽然马林诺夫斯基于10月12日表示国民政府空军可在长春设站，并于通知当地苏联军事机关后，即可随时来往飞行，但现实并不那么简单。25日苏联军方指出，大连不能设立航空站，沈阳、哈尔滨、长春于苏军撤退之前的两三天才能设立。11月6日，熊式辉致蒋介石关于空运部队电，指出苏方已允飞机在苏军撤退前五日开始在长春、沈阳两地降落，并可用美国军用运输机，即有美国国徽及美国人驾驶之飞机，惟苏方不愿意美国地面人员来此工作，并谓美方电台等可在第一批空运飞机内带来。其实国民党试图空运军队的希望也很渺茫。11月12日，“长春郊外的大屯飞机场，有中共军队数千人集中。长春市内亦有约二千人开入。长春城内，有向行营示威之举动发生”。*《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谈话纪要》(1945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45、145页。13日，王世杰会见彼得罗夫谈及此事，忧心忡忡，认为“长春附近机场，已有共军集中，恐我军空运前往，将遭遇与营口及葫芦岛登陆之同样阻障。且我运输机数有限，三四天期间内，亦不能运多数军队前往”。*《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谈话纪要》(1945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45、145页。

再次，苏联采取严厉措施限制国民政府东北行营的接收活动，令东北行营无所适从，使其在东北接收毫无进展。在东北行营与苏军东北代表的多次交涉中，苏方几乎以一种盛气凌人的姿态指责，认为国民政府总是在力图反对苏联而破坏中苏关系，根本不予考虑东北行营代表意见。10月12日，马林诺夫斯基在会见熊式辉等时就严厉指出，“现在东三省发现中国秘密组织，从事破坏苏军运输线及其他军事设备之举动”，要求中方“注意并设法阻止，否则苏方将采取严厉措施，其主动者为准，苏方已知悉也”。*《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到长春与苏方代表谈话经过》(1945年10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21～122页。蒋经国就感觉到其“强调反苏之秘密组织必有其他意思与作用”，同时“对于经济问题避开不淡，恐是拖延作用”。*《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呈蒋委员长告今日会谈最可注意事项函》(1945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23页。21日，在协助国民党军队之运输问题上，马林诺夫斯基回复说，“因兵运频繁，且有两处发生鼠疫，故客运尚未恢复”，而“没收之汽车，绝无可用者，其他工具或器材之移交，须请示办理”。*《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报告十月十三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谈话要点电》(1945年10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24页。25 日上午，苏方派员用武力控制东北党务专员办公处及吉林省党部，禁止出入，分别传询全体工作人员，旋将所有档案文件及款项，搜载一空，并带去认为重要之人员五人，于两小时后放回，命即停止一切活动。自检查党部之时起，东北行营各部分电话，一律被停止通话，至次日始恢复极少数之一部分，并告诫中方：派员赴热河购皮军服，因该地有军事行动，应从缓；派员赴各省市视察因各地不靖，从缓；派员赴沈阳及长春附近，设立相当保安部队，现有苏军维持治安，无此必要。26日，苏方正式向蒋经国提出声明谓：自行营人员来长春后，东三省各地即发生武装反苏事件，并有“打到莫斯科去”之反苏传单发现，因此苏军当局决定执行其军事行动期间应有之最高权，并不准行营人员赴各地视察。

面对苏方的严厉限制，熊式辉、蒋经国多次据理力争，并表示绝无反苏事件，但苏方态度依旧不改。蒋介石为了收回东北，亦不敢公开得罪苏联，26日去电指示：“东北所有党部人员，一律归该主任负责指挥监督，如有不守纪律，违法政策，及有反苏言行之人员，应作反动分子取缔，此时各地党部应一律停止活动可也。”*《蒋委员长致熊式辉任令指挥监督东北各地党部电》(1945年10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28页。29日，马林诺夫斯基在会谈中再次告诉熊式辉，苏联正准备陆续从东北撤军，东北诸多城市、港口难以保证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安全，能协助运输的能力有限，且行营拟派员编组地方保安团队不能在苏军未撤以前办理，行营的行政人员，暂不容许接收各地方行政机构。在此基础上，马林诺夫斯基特别提出警告，近来东北反苏行为持续不断，“而或假借行营招募之军人，此类人物，至少后面有一种精神之援助者，显然都在利用行营之威力来活动”。*《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告二十九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要点电》(1945年10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31～132页。11月4日，苏联军事顾问向蒋经国提出，在长春中国国民党党部内检查出的地图及其他文件中，证明国民党有十万秘密武装力量，分布于东北各地，并在若干区域有从事破坏交通及抢夺苏军武器之事发生，因此苏军在撤退以前禁止行营组织地方团队。

为此，针对国民党军队海陆空进入东北全面受阻，熊式辉于11月4日致蒋介石长信详细回顾了其与马林诺夫斯基近乎冲突的谈话过程，指出苏联用意可能是为了限制国民政府军队进入东北，同时“为应付国际视听，表面依照协定，容许我方空手接收行政”，“故利用八路军名义，阻碍我军前进”，从而在东北“造成各种变乱，使我政权虽接收而不能保持，行政人员亦不能立足”，并以此为“借口维持治安，留一部分军队不退，出而调停”*《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报告五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详情函》(1945年11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42页。，建议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外交部名义向苏联提出正式声明与抗议。

11月12日，苏军派政治顾问正式约蒋经国谈话，仍然强调苏方在查封国民党党部时，搜得地图及文件，知其所领导之地下军有十师，武装人员在十万以上，此皆破坏交通、袭击苏军之武力。而且苏方警告行营，不能组织地方部队；并告知苏军不能出兵反对营口现有第十八路军，因为苏军如用武力驱逐，则恐延误撤兵日期，违反协定。熊式辉对此向蒋介石汇报中认为：“今复张大其词，用意不外防止行营收编地方部队，便利他方面着手吸收。又彼声言营口新来第十八路部队事，显系见我部队尚未登陆，捏造事端，阻我登陆。职拟于日内再向马宁诺夫元帅提出质问，一面仍请在重庆向彼得罗夫大使提出抗议，何以对我政府方面种种为难，而对八路军方面故意放纵。再营口、葫芦岛我军登陆，若再延迟，将来变化，更难预料。”*《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告苏军政治顾问与蒋经国特派员谈话内容电》(1945年11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44页。

可见，由于苏联对国民党态度的强硬，东北行营根本无法正常接收东北行政机构，而关外的国民党军队亦无法从海港进入东北。蒋介石为此心急如焚，担心不能顺利按时接收，而苏联借此为由长期占据东北，所以蒋介石仍然要求东北行营与杜聿明等军政要人“必须密切联络，尤须忍耐戒慎，不可发生误会”。*《蒋委员长致何应钦总司令并转杜聿明司令长官令饬登陆接防部队务必忍耐戒慎电》 (1945年11月1日)、《蒋委员长致熊式辉任令指挥监督东北各地党部电》(1945年10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36页。同时，为了不至于与苏联完全闹僵，蒋介石也只有决心在秦皇岛与天津登陆，借助军队由山海关攻入东北，走一条费时长且代价高昂的接收东北之路。

三、 国民政府的外交主动与事实上的中苏关系愈行愈远

为了改变接收东北的窘迫局面，蒋介石决心改变过去一味妥协的态度。1945年11月14日，蒋介石致函蒋经国指出，“照目前局势以及根本之计，只有将东北行营迁移于山海关，决由山海关循铁道进入东北之一途，而对苏联仍与之继续周旋，不取决裂形势，不过明示其我政府在事实上已无法接收东北，行使主权，故不得不迁移行营地点，暗示其责任在彼而不在我也”，虽然信中亦透露以“东北经济决与苏联合作”、接收部队“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度”等条件继续保持与苏联的联系。*《蒋介石委员长致特派员蒋经国指示解决东北问题途径函》(1945年11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46页。1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将迁移东北行营一事照会苏联，同时以绝密备忘录的形式将接收东北的情况告知美国政府以寻求支持。

11月16日，国民党的精锐军队花费半个月时间才攻占山海关。面对进入东北接收的全面受阻，蒋介石内心十分焦灼，电令熊式辉将东北行营撤退到刚刚占领的山海关，同时向美国政府控诉苏联违约。17日，东北行营四百余人奉命乘飞机从长春撤出，留下国民党军事代表团与苏方交涉，暂停接收；美国支持国民党而批评苏联违约，并派美国军舰接连在苏军驻扎的大连等港口附近海面示威。此时苏联感受到很大的外交压力，担心由此引起美国直接干涉，并被国民党政府抓住把柄，在国际上处于被动，并可能危及苏联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因此于17日给国民政府照会，重申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与决不支持中共的政策，并提出可以根据国民政府需要而暂缓撤兵。同时，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在重庆多方斡旋，并拜访刚从南京赶回的孙科希望其从中转圜。在此压力下，苏联加大了限制中共在东北活动的力度。11月17日，马林诺夫斯基向在东北地区的中共军队指挥部下达命令，命令他们从长春、沈阳和哈尔滨撤出自己的部队，并且不能阻碍国民党军队进驻长春和沈阳。19日，苏军驻沈阳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上级已命令他们将长春路及沿线城市均交国民党，令东北人民自治军退至五十公里外，所有满洲境内中共军队在苏军未走前，均不准与国民党军作战。

鉴于苏联态度有所软化的表象，国民政府继续与其进行接收东北诸事商谈。11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要求苏方负责对于在长春、沈阳市区及其飞机场附近任何未经政府承认之武装人员，解除其武装，并允许中国空军运送飞机场地面工作人员，先至长春、沈阳飞机场，指挥飞机起降等工作；如需利用北宁铁路及东北港口运输军队时，苏方允予可能之便利；苏方对于中国政府的接收工作人员，允予以各种道义的及物质的协助；关于该项人员赴各地方编组地方团警之工作，尤愿予协助。然后在此基础上同意苏联延长一月，即以1946年1月3日为苏军撤退完成之期。*《中国政府接收东北诸省办法要点》(1945年11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54页。但苏方24日的回复毫不留情，否认有其他军队进驻过长春等城市，在支持国民政府方面也回答得非常笼统，令人难以捉摸。

12月5日，马林诺夫斯基向蒋经国表示同意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但希望两国政府能迅速开始商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并有所结果”，同时提出苏军1946年1月3日撤完的话，那现在就不得不开始撤军，恐国民政府难以建立地方稳定政权，建议“似可改为苏军自一月三日起，开始自南北撤，在二十天或一月完全撤离中国国境”。*《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报告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情形电》(1945年12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58页。此言对当时尚未进入东北的国民政府而言，无疑具有警告威胁。迫于当时形势，国民政府不得不同意苏军于1946年2月1日从中国东北境内完全撤去。1945年12月2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在为延期撤兵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中表明：“中国政府赞同将苏军自中国诸省撤退完成之日期，改定为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外交部为延期撤兵事致苏联大使馆照会》(1945年12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68页。但苏方并不领情，于29日回复的照会中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并未提出相关建议，而系中方自己声明与请求，“因此苏军自满洲之再度延期问题，系由中国方面提出，实甚明显”，在公布延期问题时，“究由何方发动，必须说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致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声明延期撤兵态度函译文》(1945年12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70页。

为了加强同苏联的沟通，1945年12月上旬，蒋介石决定派蒋经国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面谈，斯大林同意将时间安排在12月底。这次会谈对当时两国关系非常重要，但事实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蒋经国去莫斯科之前，苏联通过各种渠道就已经了解到其此行的主要意图，正如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为此向斯大林报告中指出的那样，“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蒋介石既想利用苏联，也想利用美国，尤其想利用两国之间的矛盾，以巩固国民政府，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内改造中国”；为了解除中国的政治危机，蒋经国会竭力争取苏联“以武力或施加道义影响迫使共产党军队停止争夺东北与华北”*《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1945年12月29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96、98页。；尤其是国民政府力图促使东北对美国实行门户开放，这是苏联最戒备的问题，“我们刚刚使我国的边界摆脱了邻国日本的压力，因此我们不能允许东北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1945年12月29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96、98页。

在1945年12月30日与1946年1月3日，蒋经国与斯大林进行了两次正式会谈，体现出两国之间的深层矛盾。首先，在中国统一问题上，斯大林建议“中国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统一和民主化，广泛吸收民主人士进入国民政府所有机关，停止内战”，而国民党试图建立一党专政；对中共问题上，蒋经国希望能借助斯大林与苏联的威望“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影响”，“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遵从他的建议”。斯大林回复，中共“并不从属于俄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俄国共产党人很难进行调停，因为他们不想提出最终被拒绝的建议。况且中国共产党人并未请求提供建议”*《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诸关系问题》(1945年12月30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100～101、102～103页。，他甚至建议可以让中共独自“管理几个省份”*《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诸关系问题》(1945年12月30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100～101、102～103页。；其次，在中苏关系上，蒋经国代表蒋介石转达希望与苏联“建立最密切的关系”，并“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参与旨在反对苏联的活动”，但斯大林认为“至今中国代表总是反对苏联人”， “在东北还散发有国民党署名的传单。这些传单中有号召杀死俄国人的内容”，“在东北从事非法活动的国民党人在长春、沈阳、大连散发的传单中号召居民将苏军从东北赶出去”，“国民党的这些行动引起了苏联政府的不满”*《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1946年1月3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117、119页。；再次，在东北经济问题上，蒋介石在保持苏联主导地位的基础上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且将包括日本以前的在华企业移交给中国，但对中苏经济合作避而不谈，而苏军司令部认为 “东北所有的企业都是战利品”；最后，对于在华美军问题，蒋经国代表蒋介石表示“希望苏、中、美三国结成同盟”，并为在华美军辩护，斯大林表示绝不能让美军进入东北，对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斯大林明确反对，并建议“中国需要关闭门户以便建立自己的工业”。*《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1946年1月3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117、119页。

此次会谈后，苏联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信心。1946年1月7日，苏联将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莫斯科送回延安，这标志着苏联将一心支持中共以制衡国民政府。虽然国民政府在此期间于苏联的允许下，1945年12月22日接收长春、27日接收沈阳，1946年1月8日接收辽北、12日接收松江、24日接收嫩江；但事实上在1月中旬后，因为中苏东北经济谈判未果，国民党不能满足苏联要求，美苏矛盾更加激化，而中美关系紧密，所以苏军对国民政府态度更加强硬，不仅掣肘国民政府接收地方政权，而且对其接收之政权不再设防保护，致使国民党接收工作又限于停滞。尤其苏联在军事上暗中支持中共，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甚或自己直接出面干涉，亦使国民党接收的这些地域危机重重。

自然，国民政府对苏联同样不信任，甚至怨气很重，因而更加希望苏联能尽快撤完军队与自己顺利接收东北政权。在撤军问题上，本来已约定于1946年2月3日苏军全部撤完，但到了1月31日，苏军少有撤退动向，引起国民政府极大警觉。据2月11日东北行营统计，仍然约有40万兵力左右。*《熊式辉主任致王世杰部长告调查苏军未撤退部分情形电》(1946年2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76页。而此时，美、英两国公开宣布1945年2月《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国民党借此在全国各地发起反苏的大规模游行，要求苏军迅速撤出中国境内，同时苏联得知东北境内不时发生诸多国民党组织的反苏活动，这让苏联极大不满，于是中苏在外交上的矛盾日益尖锐。

2月28日，熊式辉密电蒋介石指出，苏联不但不按期撤军，而且还在报纸上宣扬是国民政府两次请求其缓撤，且对国民政府多次提出的“苏军不等待中国政府军队来到，不能撤退”的要求置之不理，而以“中国政府军队十分缓慢地来到苏军所要退出的地带，因此苏军指挥部无法把苏军所要撤退的地带的政权交给所要来接收的人”为由拒绝*《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告苏军参谋部之延期撤退声明与事实不符电》(1946年2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一)”，第184页。，明显将其缓撤责任推给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在分析苏军缓撤原因时认为，苏联之借口主要是中国军队接防迟缓、交通困难、敌伪之扰乱及袭击与美国军队留驻中国等，而这些皆与事实不符，仍然坚决要求苏军尽快撤军。3月6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继1月29日、2月1日、2月19日催促后再次督促苏军迅速撤军，但苏联对此不予理会。

3月21日，王世杰继续照会苏联驻华使馆督促撤军，同时要求苏方撤军时应通知中方接收与协助维持地方秩序及保护公私财物。22日，彼得罗夫才最终回复说是因冬季气候不佳导致撤退受阻，预计于4月底撤完。26日，中方要求苏军撤退时办理中苏军队接防手续，苏方认为无需办理，且提出已入东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必须驻留所规定区域，等疫病检查后才能进入城市。4月4日，王世杰与彼得罗夫会谈，彼得罗夫要求经济合作事宜，王世杰表示必须等苏军撤军及接收以后才能办理，并要求苏方在中方接收各地政权时务必以必要的协助，不致被其他非政府军队攻击。事实上，苏联根本不理会国民党的这些要求，3月9日在苏军决定从沈阳突然撤退前就仅仅通知中共并希望其能占领沈阳，只是中共综合军事与政治上的诸多考虑而主动放弃。在4月中下旬苏军即将从长春、齐齐哈尔与哈尔滨等城市撤退时，亦提前通知中共并愿意提供占领便利。因此当苏军撤退后，中共很快就夺取了这些城市。可见，虽然苏军于1946年5月3日全部撤离东北，国民政府减轻了来自苏联的直接威胁，然而面对分散在东北的十余万装备精良的中共正规军队，对其而言，东北的局势仍然不容乐观。

四、 结 语

日本投降之际签订的中苏条约是国民政府与苏联在各自战略利益下考量的产物。国民政府希望借此条约能顺利全面接收东北，并在苏美的支持下打击与限制中共，以达到国内军令、政令统一，实现其一党专政的局面。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最直接的原因来自《雅尔塔协定》带来的巨大国家利益，其力图通过中苏条约来巩固这一既得利益。然而美军在中国华北乃至东北的渗透扩张、国民政府与美国的联合乃至国民党一系列违背苏联意旨的行动，直接危及苏联在东北的垄断权益与远东安全。苏联迅速作出回应，在避免与美国直接冲突与不明显违背中苏条约的基础上，不断暗地支持中共在东北的发展，以制衡美蒋独霸中国，从而形成美苏在中国争霸背景下的国共直接冲突之内战局面。事实上，中共在抗战后期就已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性极强的成熟政党，军事力量亦不容小觑，抗战胜利前就已将东北置于其发展战略之内，在进军东北过程中充分利用苏联与美蒋之间的矛盾，迅速在东北壮大起来。国民政府在与苏联的外交斗争中，虽然迫使苏联从东北全部撤军，但其全面接收东北的计划亦随之成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