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熊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世界各大文明都是在应对挑战过程中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如果我们比较世界各大文明的特点，很难说哪一种文明绝对地好或差。一种文明能否生存和繁荣发展取决于其能否有效地适应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应对每一时代新出现问题的挑战。这种挑战是多方面的，有来自自然环境的，有来自外族入侵的，有来自生产资源和财富分配的，有来自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政治秩序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一个国家内部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的问题与世界市场和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秩序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人类文明面临的一切挑战和应战归根到底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的社会矛盾有关，如何使得自身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更好地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最根本的应对方式。

一、 当今世界继续存在的四大文明类型

当今世界存在四大文明类型：1. 以儒家传统文化为特色的中华文明。儒家文化的影响力波及东亚的朝鲜和日本等国，在此意义上也把整个东亚文明归为同一类。2. 以印度教和佛教为传统文化的印度文明，其影响力波及南亚诸国。某些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受到儒家文明和佛教文明的双重影响。3. 以伊斯兰教为传统文化的中东文明(西亚和北非文明)。4. 以基督教为传统文化的西方文明(欧洲、北美等地)。

这四大文明已经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儒家文明从孔夫子算起已经延续了2568年。印度文明从婆罗门教算起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伊斯兰文明从穆罕默德算起有1447年历史。基督教从耶稣算起有2018年历史。当然，这些文明并非一成不变，也并非是单一的。西方文明是希腊哲学、罗马法律和基督教伦理相结合的产物，并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而演变成为现在的形态。伊斯兰文明吸纳了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和波斯文明的成果。印度文明经历过从婆罗门教到佛教的转换、伊斯兰的征服、英国的殖民以及印度的独立和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再度复兴。中华文明以儒家为主且融合佛教和道教，在近代经历了西方文明的冲击和现代化的更新。

为什么我们说当今世界存在四大文明类型呢？这是从还在使用的语言、还在流行的文化经典、继续存活的文化传统，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的角度考虑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极大地影响人的行为方式、思想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影响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模式。当然，这样的划分只是大致而已。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不把俄罗斯文明划为专门的一类呢？为什么不添加上非洲和拉美的文明呢？有的历史学家，如汤因比，认为俄罗斯文明是拜占庭东正教文明的演化形态。但这样细分下去的话，会越来越繁杂。为什么不在基督教世界中再区分天主教文明和新教文明呢？为什么不在伊斯兰教世界中再区分阿拉伯文明和波斯文明呢？有关当今世界存在四大文明类型的划分，相对而言是最流行的说法。

东亚文明是以汉语为中心的文化圈，日语、韩语等可视为从汉文中衍生出来的文字系统。儒家文化是东亚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儒家拥有孔夫子编修的《书经》、《诗经》、《易经》等经典作为教材，长期传承，深刻塑造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再加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儒家的文化圈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非常活跃和繁荣的经济圈。人们现在开始重视儒家的价值观念，认为儒家的道德品质和伦理习俗，如：勤劳、节俭、持家、注重子女教育、尊师敬老和举贤与能等，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起着积极作用。

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很快。印度有着古老的文明。婆罗门教奠定了印度古老文明的基础。从婆罗门教衍生出来的佛教曾一度流行于印度，流传到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等地，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印度的语言非常繁多，根据2001年的统计，有29种语言的使用人口超过一百万。现今印度主要官方语言是印地语，第二官方语言为英语。印地语的使用人口约占42%。梵文是印地语的原始语言。印度古代的文化经典大多用梵文写作。印度拥有《梨俱吠陀》、《摩诃婆罗多》、《薄迦梵歌》、《罗摩衍那》、《往世书》的婆罗门教的五大经典和《阿含经》等众多佛家经典，是印度提供给人类文化的瑰宝。印度在历史上分治时期多，统一时期少，军事力量弱。公元前600年到前200年波斯人、希腊人先后入侵印度。伊斯兰对印度的征服开始于11世纪，直至16世纪。从18世纪起印度又逐步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人的统治，宣告独立。尽管印度在历史上屡遭外族入侵和统治，但印度人的文化认同感很强。由于这种文化认同感，印度社会在总体上是稳定的，并能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外族的统治下恢复自己的国家独立和自治。印度人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印度知识分子喜欢沉思和辩论，这对于理论知识的建构、逻辑推理和计算机编程起到某种促进作用。

伊斯兰文明于七世纪中叶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席卷了西亚、北非、中亚、西南欧等广大地区。在伊斯兰文明兴起的过程中，由于斗争激烈等特殊情况，宗教、政治和军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宗教领袖往往同时也是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伊斯兰教传布过程与其军事和政治扩张过程几乎同步进行。《可兰经》是伊斯兰文明至高无上的经典，既是宗教信仰的圣训，又是法律的准则和道德教化的依据。伊斯兰文明看起来很统一，但实际上内在分歧很大。可以说，伊斯兰文明是在《可兰经》的宗旨下，由阿拉伯文化、埃及文化、波斯文化和突厥文化等多元民族文化在互相融合和互相斗争的过程中演化而成的一种文明类型。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半岛处于蒙昧时期，而埃及和波斯已经建立过相当辉煌的古代文明，中亚北部的突厥人也有自己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这种民族差异、语言差异和传统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伊斯兰文明于各国之间的内在张力。这导致伊斯兰教区域内的各种政治势力在高举《可兰经》的旗帜下对《可兰经》做出不同的解释，为各自的政治主张服务。在伊斯兰教文化区域内，存在逊尼派、什叶派、哈瓦利吉派、穆尔吉埃派等派别。其中，逊尼派人数最多，约占全世界穆斯林的90%，以说阿拉伯语的国家为主；什叶派是第二大派别，目前全世界约有什叶派穆斯林8000万人，主要分布在伊朗和伊拉克。

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有着难分难解的恩怨关系。按理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自都属亚伯拉罕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从犹太教中演化出来的，都信一个神，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三大派别经常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争得你死我活。穆斯林军队曾一度占领西班牙南部和兵临维也纳城下。东罗马帝国首都和基督教东正教中心“君士坦丁堡”，在公元1453年被土耳其军队占领，如今属于土耳其，改名“伊斯坦布尔”。在伊斯兰文明的全盛时期，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文化上超越基督教文明。那时，伊斯兰文明在哲学、伦理学、逻辑学、建筑学、科学、医学和艺术等领域都达到极高造诣。伊斯兰世界的“百年翻译运动”使得希腊古代典籍完整保存下来。大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是经过阿拉伯人的译文才被欧洲人重新知道。这为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推动力。此后，欧洲经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走上现代化道路，而伊斯兰文明在十八世纪以降逐渐走向衰落，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伊斯兰国家逐步宣告独立，在寻求伊斯兰教精神指导下的复兴之路，是当今世界文明格局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目前仍然处于内外纷争、动荡不定的艰难处境中。

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文明以希腊哲学、基督教伦理和罗马法律为其源头性的核心要素。考虑到哲学源于希腊，基督教源于希伯来的犹太教，罗马的法律是在吸纳希腊斯多亚学派等自然法思想和犹太-基督教律法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一些历史学家也把古代西方文明刻画为“两希文明”。希腊的哲学奠定了当今西方科学思想的基础。康德说，现代自然科学是数学化的自然。这是说，现代科学理论是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的有关自然规律的学说。这套理论由基本原理、逻辑和数学的推导规则所组成，由此能根据基本原理结合观察数据推导出可供检验的有关自然现象的预言。如果没有希腊哲学所发展起来的有关事物和人的认知的范畴和逻辑推理的规则，现代的理论科学就不可设想。巴比伦和埃及的数学是局部性的算法，其科学至多是结合局部算法的经验科学。有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和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逻辑，一种体系化的理论科学就有了可能性。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新教三大派别。这三大派别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当时罗马帝国分为说拉丁语的西部区域和说希腊语的东部区域。基督教原初在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流传，不分种族和语言，不分等级贵贱，面向所有的人，所以被称为公教(Catholic)，中文译为天主教。后来，罗马帝国的首都从说拉丁语的罗马迁往君士坦丁堡，再加上西罗马被蛮族入侵，东部罗马与西部罗马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教会分裂。东部教会称为“正教”(Orthodox)，中文中常称为“东正教”，而西部教会沿用“公教”(天主教)的名称。再后来，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运动，又从天主教中产生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尽管基督教的这三大派别分歧很大，但都尊奉耶稣基督和圣经，所以仍然可以视为一种宗教。基督教伦理最大的特点是把敬畏上帝与人的伦理准则结合起来。基督教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在《旧约》中，“摩西十诫”中的前四诫，讲的是敬畏上帝，即：要信耶和华为唯一的真神；不可跪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要守安息日，以纪念上帝创造世界。“摩西十诫”中的后六诫，讲的是道德准则，即：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和财物。在《新约》中耶稣把全部律法的精髓归结为两条，即：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以上帝作为伦理准则的最高制定者和最终审判者，把“德”和“福”统一起来。

罗马的法律是现代西方法制国家的重要传统资源。罗马的法律得益于罗马帝国在其庞大版图上实施法治的长期执政经验。罗马设有议院，划分行政省份，派遣总督按照法律进行管辖和治理。罗马的法律相比以往巴比伦的法律、埃及法老的法律和希腊的城邦法律，在以下四个方面获得重大突破：1. 罗马的法律具有法典的形态。以往的法律是不成系统的，而罗马的法律是成系统的。从公元前450～449年颁布的罗马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到公元七世纪的《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罗马的法律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法律体系。2. 罗马的法律吸纳希腊哲学中自然法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理性地对法律条文进行解释和论证的。3. 在罗马的法治实施中，讲究立法程序和执法程序，慎重立法，严格执法，区分实体法与程序法，看重保障实体法得以有效实施和诉讼的程序公正。4. 罗马的法律具有普遍性，最初面向所有罗马公民，后来推广到所有罗马管辖区域中，所以也被称为“万民法”。罗马法律规定所有公民都有法律的权利和义务，既要受法律制约又受法律保护。罗马法有助于维系和稳定国家治理，为近代西方法制国家的思想和实践提供了范本。

上面我们概述了当今世界四大文明类型的基本特征。如果我们打开一张世界地图，把这四种文明分别标上不同的颜色，如把欧洲的基督教文明标为蓝色，把中东的伊斯兰文明标为绿色，把南亚的印度文明标为棕色，把东亚的儒家文明标为黄色，我们会发现在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尽管皇朝有更替，国家有兴亡，这些文明类型的颜色基本没有变化。这足以说明这四大文明的稳固性。如果我们把文化的版图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状况相关联，还会发现，在文化稳定的地方，政治也相对稳定，经济的发展也相对稳健。在一些文化版图交界重叠的地区，如前南斯拉夫地区、阿富汗、黎巴嫩和叙利亚，宗教冲突助推或激化政治冲突，往往是政局最动荡地区。在一些原有的文化根基比较薄弱并受到其他文化入侵的地区，经济一般都比较滞后。现在世界上有三大经济繁荣圈：欧洲、北美和东亚。在欧洲和北美这些经济最繁荣的地方，有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在东亚，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是儒家文化传统的覆盖区域。印度文明近几十年来渐渐复苏，正在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伊斯兰文明从整体上看，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方向上何去何从拭目以待。

二、 应对挑战中的世界文明形成过程

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 在《历史研究》中谈到世界历史中存在过的约28种文明类型(在有些版本中归结为26种文明)。他认为，在这二十八个文明中，至少有十八个已经死亡和消灭了，还有一些处在停滞或消亡之中，至今尚存的文明包括西方社会、在近东的东正教社会主体部分、它在俄罗斯的分支部分、伊斯兰教社会、印度社会、在中国的远东社会的主体部分、它在日本的分支部分。汤因比持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认为在现代世界，唯有西方文化还有活力，“而在其余的八个文明里的七个都在不同程度上处于被第八个，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西方文明，消灭或同化的威胁当中”。*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页。

汤因比在此所持的那种唯有西方文明才是发展方向，其他文明要么消亡要么被西方文明同化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对于汤因比的西方文明优胜说，我们将在后面展开批判性讨论。但在此我想指出，汤因比有关所有的文明都是在挑战和应战中发展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按照汤因比的看法，这种挑战来自气候、地理环境、战争、经贸、社会矛盾等因素。他认为，文明类型的最初形成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很密切。埃及文明与尼罗河的泛滥周期有关，中华文明具有黄河和长江流域自然环境特征，印度文明与恒河的自然环境相关，希腊和罗马的文明与地中海的商贸和文化交流有关。所有这些文明类型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特殊的存在方式，但并非一成不变。有些文明为适应环境和应对时代问题的挑战，能整合其他文明和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从而继续生存下来，繁荣发展。有些文明经不起内部和外部的巨大挑战而败亡了。有些文明因循守旧，以固有的方式应对挑战，在很长时期中处于僵化状态。

事实上，世界历史上很多一度辉煌的文明消亡了。诞生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两河流域文明(亦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可谓迄今为止考古所发现的最古老文明，可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之间的苏美尔城邦遗迹。在那里，诞生了地球上最古老的城市，出现了人类最早的文字之一——楔形文字。考古学家还在刻有楔形文字“泥版”上发现象征人类社会治理的最古老的法律条文。在这片土地上先后产生过强大的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它们一个接一个在外部战争和内部冲突中消亡了。公元前334～前330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打败波斯王大流士三世。随后，这一区域一度希腊化了。公元七世纪起，这一区域又伊斯兰教化了。

世界历史上另一个最古老的文明是衍生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古埃及人约在公元前3500年发明象形文字(圣书字)。虽略晚于苏美尔的楔形文字，但使用的时间很久，直至约公元400年才衰亡。它不仅在金字塔等墓穴和庙宇的石头铭文中保存良好，而且古埃及人在公元前3000 年左右发明了莎草纸，它质轻、易造、耐用，成为广受欢迎的书写材料，使得古代的文书得以大量流传和长期保存。古埃及的王朝俗称“法老王朝”，因为法老是其集宗教与政治为一体的最高统治者。埃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3200年～前2850年的第一王朝。这样的法老王朝历经31个，历时三千多年。直至公元前332年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占领埃及，其部将托勒密在亚历山大死后建立托勒密王朝，埃及进入希腊化时代。到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屋大维攻占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自杀，托勒密王朝覆灭，埃及并入罗马帝国。随着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于公元313 年颁布了《米兰敕令》，在罗马帝国范围内推行基督教，埃及也一度基督教化了。至公元640年，阿拉伯人占领埃及，又随之开始伊斯兰教化。

属于希腊文化圈的马其顿王国在亚历山大大帝带领下战胜了波斯和埃及，而这位威震四海建立庞大帝国的统帅正是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许多历史学家不由得把这一胜利归功于希腊文明的胜利。是不是希腊文明比起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有许多优胜之处呢？确实，希腊的文化在那时已经超越了波斯和埃及。在希腊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物理学》、《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工具论》、《修辞学》、《诗学》等优秀著作，而波斯和埃及在这一时期拿不出与之相抗衡的文化精品。确实，埃及的法老文明僵化已久，而波斯帝国腐败没落，那两个古老的文明在那时已经衰败了。

问题是希腊文明为什么能如此繁荣发展？这主要应归功于希腊社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希腊是一个岛国，希腊群岛由1500多个岛屿组成，海岸线长，岛屿内多山，缺少开阔平原，并不适宜农耕。希腊没有尼罗河那样孕育古代文明摇篮的江河水系，希腊文明的崛起全靠海上的货物和文化的交流。希腊人善于在融合外来文化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希腊的经济得益于海上贸易，希腊的文化也得益于航海文化。希腊位于地中海北部，在东边通过小亚细亚与巴比伦文化圈进行交流，在南边通过克里特岛和腓尼基与埃及文化圈进行交流。希腊人把浩瀚的地中海变成了纵横千里、贯通八方的商业和文化交流的场所。希腊人极大部分是外来移民，犹如今天的美国一样。希腊本无土生土长的高级文明，希腊的文化几乎都是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希腊文是由拼音字母组成的，书写和阅读起来很方便。希腊文已经有了较为规范的语法，能清楚表达复杂的事件和人的思想。希腊文相比苏美尔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上了一大台阶。然而，希腊文字并非希腊人一下子创造出来的。希腊文拼音字母来自腓尼基文的拼音字母，而腓尼基字母是从埃及的象形文字中转化出来的。其实，埃及的象形文字也像汉语文字一样，有表意部分和读音部分结合而成，其读音部分就为拼音字母的建立打下基础。希腊的文字系统极大地便利了古代地中海沿岸区域的文化交流。到了公元前3世纪，埃及的海港城市，如亚历山大港，已经通行使用希腊文。在罗马帝国时期，希腊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大部分地区成为广义上的希腊文化圈。另一个文化圈是意大利及西部欧洲的拉丁文化圈，而拉丁文化是在继承希腊文化的基础上繁衍出来的。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有文字记载的有关西方古代的历史、宗教、文学、政治、哲学、数学、逻辑和科技的经典著作主要通过希腊文流传下来。

按照黑格尔、罗素等西方哲学家的看法，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是从希腊诞生的，而希腊的第一位哲学家则是位于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泰勒士(约公元前624～前547)。泰勒士主张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这不仅是哲学上的本体论主张，也被认为是科学假说的起源。据说，泰勒士预言过一次日蚀。现代天文学家计算出这次日蚀发生于公元前585年。按照罗素的看法，泰勒士的天文学知识得益于巴比伦。巴比伦的天文学家已经发现日蚀大约每经十九年的周期就会出现一次。泰勒士曾游历埃及，并从那里给希腊人带来最初的几何学知识，他似乎发现了怎样根据在陆地上的两点所做的观察去推算船在海上的距离，以及如何从一个金字塔影子的长度去计算它的高度。*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50～51页。从泰勒士起到亚里士多德，希腊的哲学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了理性思维和科学研究的活力。

西方学者大多重视希腊文明。希腊文明确实光彩四射，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但是，他们认为，唯有西方文明继承了希腊文明的遗产，其他文明都要被西方文明淘汰的观点却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希腊文明并非是独创的。希腊文明是在继承和融合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次，西方文明在历史上并非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中世纪，伊斯兰文明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和科技上曾优胜于基督教文明。*艾哈迈德·优素福·哈桑、唐纳德·R.希尔：《伊斯兰技术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6～7页。中华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水平上高于西方国家，这可以从世界贸易中的商品流向看出，也可以从《马可波罗游记》等西方人自己写的有关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书籍中看出。最后，西方文明的模式并非是人类历史的终极模式。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当今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的法制国家、自由市场的经济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且不说他们口中说的这些体制是否已经臻于完美，是否在实际施行中还有诸多问题，至少对其普遍有效性是可以加以质疑的。真正有世界历史眼光的学者不应排除其他文明在受到西方文明冲击后激发自身文明的活力和发展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先进文明的可能性。

三、 台阶论和并行论的世界文明解释模式

对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存在许许多多不同的解释模式。如果要归类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台阶论”，主张世界历史的发展由文明的低台阶走向文明的高台阶；另一类是“并行论”，主张存在并行的文明类型，它们在价值上没有高低之分。黑格尔以世界精神的辩证发展来刻画人类历史的发展，把世界文明说成是从东方文明到西方文明的演进过程。实证主义以知识和技术的进化来描述人类文化和社会的进化，认为人类的文化经历一个从迷信到宗教再到科学的过程，人类社会也经历从原始的石器时代到青铜器和铁器的农耕时代，再到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时代。这些社会历史观存在很大差异，但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归为台阶论。在当代学术界，“并行论”不像“台阶论”那样流行。毕竟，世界历史是发展的，其中有的文明消亡了，有的文明在融会其他文明的基础上茁壮成长，“并行论”似乎难以解说这样的事实。实际上，“并行论”并不否定世界各大文明互相理解和相互影响的可能性，而是强调现今依然存在的世界各大文明差不多是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的时期以相对独立的方式同时形成的，此后形成牢固的文化传统，深刻影响这一区域的文化发展方向，犹如生命基因制约生命发展方向一样。“并行论”有助于说明世界文化的多元论。雅斯贝斯的世界文明轴心论可谓并行论的典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雅斯贝斯的文明正好形成一个对照，并都谈到中华文化，下面我们只分析这两种学说。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典型的文明发展台阶论模式。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世界文明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东方文明处于发展的低阶，西方文明位于发展的高阶，世界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的过程。世界文明的发展遵循正反合三环节辩证模式。东方文明的第一环节是中华文明，第二环节是印度文明，第三环节是波斯文明。西方文明的第一环节是希腊文明，第二环节是罗马文明，第三环节是日耳曼基督教新教文明。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是精神从不自由走向自由的过程。现存的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好似博物馆中的文物或活化石，让西方人看到古代世界的型态。西方的希腊和意大利曾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中是西方文明的中心舞台，那时中欧和北欧还处于荒蛮之中，而如今日耳曼世界屹立在世界文明之巅，世界精神在那里完成它的目标。

中华文明可谓是精神展开之初的原始状态。在那里，精神还与自然混为一体，还不知道自己的主观性和自由的特性。中华文明的特点是面向自然和顺应自然，精神还处于自然的直接性中，还缺乏反思，尚未把主观性和客观性区分开来，认识还没有从感性的直观上升到抽象的概念思维。中国儒家把“国家”当作扩大了的“家”的政治观，把血缘亲属间的慈爱、孝顺等伦常关系推广为普遍的伦理准则，都还停留在自然的、感性直观的基础上，还没有反思自然与社会之间、客观与主观之间的根本差别。他认为，在中国“精神”还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阶段：“‘精神’还没有取得内在性，所以在表面上依然没有脱离‘天然’的精神状态。外在的和内在的东西，法律和知识，还是一个东西——宗教和国家也是一样。‘宪法’。整个来说，还是一种‘神权政体’，‘上帝的王国’和世俗的王国混在一起。”*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156～157、210、216页。由于从自然的家庭关系看待国家，设想皇帝对于人民，始终带有尊严和慈父般的仁爱和温柔，而人民则没有任何自主性，仿佛生下来就是专给皇帝拉车的。皇帝是百姓的主宰，只有他是接近上天的。皇帝是天子，具有祭祀上天的特权。秋收率领百官谢天的人是他；春耕求天保佑赐福的人也是他。这里“天”既作为“自然的上宰”又作为权力的来源。皇帝奉天承运，人民必须服从皇帝的律令。这是一种专制政体，只承认君主一个人的自由，否定其余所有的人的自由。

在黑格尔看来，印度文明是东方文明发展中的第二阶段。在那里，精神开始从自然的混沌中凸显出来，开始转向内部，开始意识到主观性。但是印度文明的这种主观性是一种纯粹内向的主观性，它不知道主观性要指向客观性，要认识客观性和改造客观性。因此，印度精神不是主动进取的，而是消极被动的；印度人耽于幻想之中，把梦境当作现实，用主观的想象来解释客观的真实世界。黑格尔写道：“在这种想象之中，如像一个穷蹙失所的精神，它找不到休息，找不到安定的宁静，同时又没有其他的出路：彷佛一个身体和心灵都感到困乏的人，觉得他的生存完全是愚蠢和不可忍受，于是被迫而去从鸦片当中创造出一个梦的世界和一种癫狂的幸福。”*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156～157、210、216页。

黑格尔把波斯文明视为从东方文明到西方文明的过渡。他认为，波斯人是第一个历史的民族；波斯帝国是第一个逝去的帝国。虽然它消逝了，但在世界文明的发展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在波斯文明中，实现了精神的中国式的自然混沌与印度式的主观内向的合题，开始认识到精神的对立统一的原理。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也被称为“拜火教”或“明教”)以光明和黑暗的对峙来解释宇宙的运动和生命的活动。“我们从波斯世界中看到了一个纯粹的、崇高的‘统一’，就是一个已经脱离了附在它里面的各种特殊的东西——就是那种专事显出物体为自己的‘光明’。……‘光明’不分畛域，不分彼此：太阳普照着善人和恶人、贵人和贱人，把同样的福利赐给一切的人类。”*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156～157、210、216页。这意味着，人人都能以同样的方式接近作为神圣至上原理的光和善，人人都能同样尊重自己；人人在那个最高原理中获有一份，因此人人都为自己获得一种价值。相比而言，在中国和印度，个体的自主性要么淹没在家庭族长制的血统关系中，要么受到种姓等级制度的严重压抑。在波斯，个体的自主性通过与宇宙最高原理“光明”的关联而得到保障，赢得展开的契机。这虽然还停留在宗教形态上，还没有真正落实到政治生活中去，波斯的政治制度依然是东方式的君主专制政体，但波斯宗教中的这一迈向人人自由的新的精神为世界文明走上一个新的台阶打下了基础。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进入希腊文明才真正登堂入室，因为在他看来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之发展史，希腊精神是自由的，个人自由意识之自觉始于希腊世界。希腊人喜爱自然，但希腊人并不把自己混同为自然，而是知道自己的主观意识，知道自己要从自然中解放出来，要改造自然，实现自己的自由。在希腊人那里，客观性和主观性已经得到明确的区分。在希腊哲学中，思想已经从感性直观阶段上升为概念思维阶段，一系列知识的范畴和逻辑的推理形态建构起来了。希腊人知道认识自己的重要性，但希腊人不像印度人那样沉湎于主观幻想之中。希腊人欣赏自然，但不是把自己自然化，而是通过概念思维的方式把握自然。希腊的自由精神体现在一系列艺术作品和思想理论的创作中，希腊的雕塑、建筑、戏剧、历史和哲学的理论都达到叹为观止的境界。

黑格尔把希腊文明刻画为西方文明中的“美学”的环节。希腊民族有青年人般的活泼和热诚，以高尚的理想主义和唯美的人生态度对待世界。但希腊的文明还不“实用”，希腊的美的自由的道德还不足以建立一个共同的强大的国家。没有作为抽象的普遍的东西的法律，没有一个有效地实施法律进行治理的政府组织，希腊社会不免处于分散、虚弱的状态中。罗马人具有务实精神，罗马民族是战斗的民族，罗马建基于统一的法律和严格的秩序之上。就思想理论而言，罗马不过是希腊的模仿者，但在国家的统一性和政策的实施方面，罗马超过了希腊，所以罗马在世界历史上高出希腊一个环节。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的最后一章，从宗教改革这一历史事件出发论述现代性。黑格尔认为，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基督教新教改革，以反对天主教的腐败为开端，具体地说，从反对罗马教廷兜售赎罪卷开始。但是，这一改革并不仅仅停留在反腐败上，而是转变为一种制度性的改革。如果仅仅以反腐败而言，天主教世界后来也加强了反腐败的措施。黑格尔写道：“天主教教会也根本受了‘宗教改革’的影响，纪律的约束是严厉得多了，最可耻的事情和最不堪的败政也废除了，……。天主教教会到了一个最后的终点——‘终止于此，不再前行！’它离开了进步的科学，离开了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文学；不久就来了一个时机，使它对于当时的科学研究表示敌意。”*黑格尔：《历史哲学》，第466、465、463页。宗教改革从反腐败开始，转变为一种思想上的解放，是人文主义和科学思想的发展，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承认和教会制度的改革。马丁·路德主张唯凭信仰，唯凭恩典，唯凭圣经，打破了天主教所设置的教皇、主教、神父等神职人员在人与上帝关系之间的中介，打破了教皇和神职人员解释《圣经》的专权，使得《圣经》成为一本“民众的书”*黑格尔：《历史哲学》，第466、465、463页。，使得每一个信徒直接面对上帝，直接融入到神圣精神之中，使得每个个人赢得良心的自由，赢得追求普遍真理的自主性。“[由此,]个人知道他自己是充满了‘神圣的精神’，我们在前面看到一切外在性的关系都瓦解了：现在不再有教土和凡人的分别；没有一个阶级占有着‘真理’的内容，如像教会占有一切精神的和世间的宝藏；相反地，那颗心——人类感觉的精神性——是被承认为能够占有、而且应当占有‘真理’的东西；这种主观性便是一切人类的共同产业。”*黑格尔：《历史哲学》，第466、465、463页。

黑格尔还认为，西方文明走入现代性的第二个重大历史事件是启蒙运动，而启蒙运动是在日耳曼世界才真正完成。因为，法国的启蒙运动只知道宣扬个人的自由，不知道个人在社会上的自由要依存于社会秩序的；没有法律确保的社会秩序中的自由，只能是混乱，只能是对自由的滥用。只有当绝对精神转化为一种普遍公正的法律，而国家作为普遍公正的法律的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保障的时候，真正的法治国家中的自由才建立起来。“日耳曼帝国”就是这种法治国家的表率。由此，黑格尔把日耳曼文明论证为世界文明的顶峰。

雅斯贝斯的世界文明轴心论正好与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辩证发展的历史哲学相反。雅斯贝斯考察了现存世界各大文明实际发展的情形，发现这些文明差不多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同时形成的。具体地说，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期间，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朗文明、巴勒斯坦文明(犹太文明)、希腊文明各自独立形成。对于这五大文明，很难把其中的一种归入到另一种去。它们都具有独特性，都具有自己的价值，不能说其中的某一种文明的价值高于另一种文明的价值。就共同点而言，世界基本上从这时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文字记载的历史，而这五大文明都用各自独特的文字来记载它们各自的历史。其次，尽管原始崇拜早就有了，但差不多从那时起，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转变，这五大文明都把宗教信仰与道德联系起来，即不是简单地祈求信仰对象的保佑，而是联系到人的道德行为来谈信仰，把信仰对象当作道德行为的监管者或制约者。纵然这些信仰对象有的被理解天道或良知，有的被理解为梵天或涅槃，有的被理解为光明之神，有的被理解为上帝，有的被理解为逻各斯，但它们与人世间的道德行为相关联这一点是一致的。最后，差不多从这时起，这五大文明都形成了自己的经典，都确立了自己的轴心思想家或精神指导者。在那时，中华大地上已经形成儒家文化的原型，孔夫子编修的《诗经》等儒家经典开始流传。在印度出现了婆罗门教的经典《奥义书》，释迦摩尼的佛教经典《阿含经》开始流传。古代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建立了拜火教，《阿维斯陀》等经典文献流传开来。犹太教经师在巴比伦流亡期间编订了希伯来圣经中最重要的经典《律法书》。希腊的一系列哲学、文学、历史的经典著作也在这段时期形成。尽管这些文化经典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更遥远的古代，但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中被编撰起来的。这些经典被树立为思想文化上的权威，政治家和普通百姓以此为准则，后来的思想家不得不一再引证它们来阐发自己的思想。即便政治改革，也往往通过重新解释经典来加以推行。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这样描述这一轴心文明的形成时期：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Upanishads)和佛陀(Buddha)，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Elijah)经由以赛亚(Isaiah)和耶利米(Jeremiah)到以赛亚第二(Deutero-Isaiah)，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8页。

四、 反思中华文明走入现代的历程

以上我们探讨了汤因比以挑战和应战解说世界文明演化的学说、黑格尔以世界精神辩证运动解说世界文明发展的台阶论历史哲学、雅斯贝斯以轴心论解说世界文明并行形成的观点。这些历史理论显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或引发我们反思的地方。汤因比的挑战应战的历史理论过于宽泛，因为每一种挑战和应战都是不同的，从中找不到历史发展的主线索，显得较为杂乱。但汤因比对各大文明的描写和分析较为具体，能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他自己的看法。黑格尔以世界精神辩证运动来解释世界历史，有一以贯之的套路，在说明各大文明的特色、主要差异、社会内在矛盾和前进动力方面不乏深刻的见解，但为了把历史事实硬塞进其套路，不免牵强附合，随处可见不顾历史事件实际发生的时间顺序的情况。雅斯贝斯的文明并行论把世界文明比喻为一个蜡烛台上并行点燃着的几根蜡烛，它们一起照耀世界，但各自独立。雅斯贝斯审视了世界各大文明主要文化典籍在形成文化传统中的巨大影响力，考察了孔子、老子、佛陀、苏格拉底、耶稣等重要的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在奠定文明类型中的关键作用，强调道德意识及人生价值观在文明社会中的重要意义。但是雅斯贝斯的文明并行论不能说明人类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不能说明人类历史如何从古代社会走入现代社会。

汤因比和黑格尔都主张西方文明优胜论。在汤因比看来，现代西方文明是在顺应现代世界挑战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其他文明，如果不同化于现代西方文明，难免被淘汰。黑格尔认为，中华文明还处于自然的、家族血缘关系的状态之中，虽长期存在，但长期停滞，唯有西方文明顺应世界精神的发展，东方文明已经成为历史博物馆中的活化石了。这类话听起来很刺耳。雅斯贝斯主张文明并行论，认为现今各大文明各自独立形成，各有各的价值，没有高度之分，这似乎符合我们喜欢文化多元性的胃口。我在此不谈感受上的心情，不以被称为“睡狮”而欣慰，也不因被蔑为“僵尸”而愤怒，不以三千年不间断的文明而洋洋自得，也不因被判断为停滞僵化而消极悲观。我认为学习历史的积极有为的态度是：以史为鉴，回顾和展望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对照中国走入现代社会的实际历程，看看其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加以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历史的现实是，中国走入现代社会的历程在开始阶段是被动的，是被拖进来的，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被逼改变自身现状的。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为什么原先灿烂的中华文明在近代滞后了呢？我们对照世界文明的发展史，反观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能从中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呢？

按照黑格尔、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的看法，中国位于世界地缘东方一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与世界其他文明接触的机会较少，经常处于封闭状态。中国挨着印度，在历史上与印度文明有所交往，如佛教的传布；与波斯和阿拉伯地区有一定的商贸关系，如丝绸之路。但由于有着喜马拉雅山和沙漠的阻隔，中华文明与外部文明的交流很有限。中国虽时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乃至被占领和统治，但这些游牧民族文明水准低，其结果是同化于汉族的儒家文明。由此，中国人容易养成一种盲目的文化自大的心理。中国不像西方，在那里希伯来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有一个长期交流和融合的过程，而且在中世纪后期受到阿拉伯文明的强大冲击，激起一股文化复兴和政治改革的浪潮。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获取商业利润，展开了夺取制海权、掌控海上贸易和占据殖民地的战争。葡萄牙、荷兰、英国先后侵扰中国，葡萄牙占据了澳门，荷兰占据台湾，特别是英国，在把印度占据为殖民地后，用鸦片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长期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在那时一下子遭到列强的暴力打击，难以自适。这时大清帝国统治者的文化心态是从幻想自欺到茫然无措。有关这一点，马克思说得再锐利不过：“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鸦片贸易史》，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4页。由此得出的经验教训是：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闭关自守是没有出路的，对外开放才有活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繁荣时期，是对外文化交流做得好的时期，如盛唐时期；而中国文化停滞发展时期，则处于明清的闭关锁国时期。中国近四十年来的巨大成果，得益于改革开放。

一个国家要走入先进的现代社会，必须进行制度层面上的有效改革。黑格尔谈到，西方走入现代社会是从宗教改革开始的，而宗教改革是从反对天主教会的腐败开始的。马丁·路德认识到，如果腐败不只是个别神职人员的现象，而是一种渗透到整个教会的普遍现象的话，那么改革就必须进入到制度的层面。日耳曼世界正是从那时起，着力建设完善的法制国家。在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南部的天主教世界，虽然后来也加强了教会纪律，加强了对教会神职人员在反腐方面的管束，但没有从根本的制度方面着手，造成了欧洲的南部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落后，而中欧和北欧的新教国家一跃领先于南欧的天主教世界。

在世界历史上，一再出现帝国之间的战争、朝廷内部的争权夺利、农民起义和皇朝的更替。总览这些历史现象，只有当引发了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变革时，社会才真正取得进步。中国不乏农民起义和皇朝更替，但中国社会在两千年中停滞不前，这是因为缺乏真正的制度层面上的社会改革。有关这一点，马克思也看得很清楚。他在1862年撰写的最后一篇论述中国的文章《中国记事》中把中国社会形容为“活的化石”，认为像天平天国这样一类中国历史上三百年一次的农民起义，犹如活的化石“开始革命”，只是破坏性的动荡，不会引发社会进步：“这种现象本身并不含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总是看到，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中国是被外族王朝统治着。为什么过了三百年不能来一个推翻这个王朝的运动呢?运动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所共有的。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动摇、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对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我曾感到很奇怪，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其实，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对民众说来比对老统治者们说来还要可怕。他们的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毫无建设性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马克思：《中国记事》，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4页。

毫无疑问，中国走入现代化社会，是靠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改革来实现的。在中国历史上，破坏性的动荡太多了，这是“活化石”社会中表面起死回生的轮回，实质毫无建设性的进步。中国走入现代社会在磨难中开始，在曲折中前进。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次次涤荡起伏，直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迎来希望。中国近四十年来，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才取得如此实质性的社会进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段话不仅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从世界人类文明史看，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至理名言。

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还停留在自然直观的层次上，还没有上升到概念思维的层次，现代科学需要高度抽象的概念、普遍的原理、严格的逻辑推理。因此，在中国式的自然直观的基础上是发展不出现代科学的。今天，有一些中国学者，如王树人，主张“象思维”是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象思维”是动态整体直观的悟性思维，最富于原创性，有助于艺术创作，有助于悟道，是把握人生真谛的最佳方式。*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但需要注意的是，“象思维”是停留在直观形象化的直接性上的思维，还没有达到精确的概念和逻辑推理的层次。我们不但需要“象思维”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我们还要把经验事实与逻辑推理结合在一些，建立一种可以推导和可以验证的理论体系，这样我们才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理论科学。

黑格尔还认为，中国的皇帝-臣民的天朝国家是停留在自然层次上的、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模式的政治制度，在那里还没有发展出一种主体精神，即每一个个体作为自主的思想活动者和政治活动者，自主地追求普遍真理，自主地参与政治活动，从而建立起一个现代的法制治理下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国家。这一观点值得我们反思为何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如此根深蒂固。比起黑格尔，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自由还受到严重限制，主张真正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我们在此也需要记住马克思的这一“初心”。

当然，中国的语言文字和传统哲学中的观念并非像黑格尔说的那样低级和粗浅。中国五四时期的部分文人过分缺乏文化自信心，唯西方是好。甚至有人主张要去除中国的象形文字，要把汉语改为拼音字母的语言，使得中国人用语音说的白话与书面文字相一致。他们还主张，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原因，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宣扬全盘接受西方文化。我觉得这样的观点太偏激了。中国确实从明末清初开始滞后了，但中国文化中并非没有包含许多值得开发的积极因素，它们犹如种子发芽一样，能为现代文明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这需要我们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新的解释，使之得到创造性的转化。实际上，西方走入现代化之途，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文艺复兴并非简单地复兴古希腊的文化，而是赋予古希腊文化现代性的解释，使之为现代精神鸣锣开道。

中华文明中儒家“天下一家”的政治观，墨子“兼爱”的道德观，对于当今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来，中国政治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理念的继承，是面向世界的宽广胸怀。当代世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全球生态问题、全球资源问题、全球贸易问题、全球和平问题，都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在世界各大文明中，唯有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天下一家”的思想。西方思想家考虑政治问题，习惯于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中国儒家士大夫的座右铭是“天下之事匹夫有责”。相比而言，中国儒家思想更有全人类的关怀。当然，我们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如此才能“兼济天下”。

儒家倡导“仁”，以“仁者爱人”为伦理的核心，从中可以开发出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儒家要求每个人都应遵循伦理道德，这样整个社会才能互相和谐和秩序井然。现代社会强调法治，但法律离开了道德，难以赢得民心，难以真正保护民众的权利。孟子主张“民贵君轻”，从中可以开发出民主思想。儒家中具有“大同”思想。这是中国人心中的理想社会。从“据乱世”到“小康”再到“大同”社会，这是中国儒家思想家树立的努力目标，无论现实的处境如何恶劣，中国人总能从动乱的灾难中一次一次爬出来，这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经久不息的内在动因。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活力。我们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不断吐故纳新，才能使旧邦维新，保持活力，推动社会结构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