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彦明

(华侨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厦门 361021)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不同流派之间的关系往往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就是所谓的黑格尔派和反黑格尔派，也并非截然对立、彼此毫无共同之处。马丁·杰伊(Martin Jay)就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流派之间存在着“家族相似”。黑格尔派的阵营和反黑格尔派的阵营，如果说不是同胞兄弟，至少在扩大的家庭中也是堂兄弟。*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7.我们可以把这个观点用到阿多诺与阿尔都塞身上。阿多诺一般被归为黑格尔派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阵营，而阿尔都塞则属于反黑格尔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但是，他们从不同的立场提出一个相同的概念：理论实践。*阿多诺把理论理解为一种“实践”(praxis)，甚至将之上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沉思”(contemplation)概念。在这方面，他的批判理论保持了一种对(物化)现实的英雄式拒绝的特征。与此不同，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theoretical practice)则是指理论的自我生产过程。它通过批判意识形态而捍卫真正的知识(科学)。阿尔都塞因此赋予了哲学在意识形态前沿阵地干预和斗争的功能。尽管阿多诺和阿尔都塞在理论实践上存在差异，但是他们之间的“相通”是明显的。他们都认为理论活动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理论不是实践或政治的工具，理论活动本身就有政治效果。即是说，他们都把理论理解为一种实践形式。安德森(Perry Anderson)认为，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两个距离最遥远的理论家之间“并非出于自愿的相通”。*安德森著，高铦等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3页。在笔者看来，研究他们之间的这种“相通”，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一方面，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思想阵营或流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黑格尔派的阵营与反黑格尔派的阵营，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另一方面，阿多诺和阿尔都塞把理论看成是一种实践形式并使之具有政治效果，以及他们对西方左翼学术化道路的影响，都启发我们反思理论和实践、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为什么要提出理论实践概念？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很长一段时间，“理论”(theoria)这个词，经常被理解为哲学家或理论家的沉思活动，或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理论沉思对于其他活动的优越性是不言而喻的。比如，亚里士多德把沉思看成是人的最自足的活动、人的至福。沉思活动，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比如维持生活的物质条件)，但绝不屈从于这些东西。沉思的目的，就是它自身。这是人以其神性品格过的最优良的生活。在古代，沉思或静观世界，等于用一种类似于神的视点观察世界。不过，人只能力图接近这一视点(或者说模仿神)。所以，沉思往往是一种被动状态、一种接受状态。这就是古代精神活动的支撑点。

从古代到近代的发展，可以看成是人的主体性逐渐成为第一原理的过程。或者说，人的主体性逐渐觉醒，并获得了古代沉思或静观世界的神的视点。在这种情况下，被动的沉思世界，也变成主动的行为。在近代一开始，人们就遵循了这个信念：我只能认识自己创造的东西。由此，理论活动也变成了一种积极的创造，即通过“假设”(hypothesis)重构世界。如果“假设”能够被验证，或者说在技术上能够成功，那么它就是“真理”。*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6、299页。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研究近代的“合法性”(legitimacy)时，就表达了这个看法：“只能作为假设的理论，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其内在价值，失去了它作为目的本身的地位；为了任意挑选的目的使理论变成了功能，变成了技艺的作用，变成了手段，这个过程的后果就是它作为目的本身地位的丧失。”*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trans. Robert M. Wallace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9) 200.西方近代一开始的这种理论工具化，以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为原则，从科学研究逐渐渗透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哈贝马斯指出，现代科学的认识意图，尤其在其初期，并非旨在技术上的应用。但是，自伽利略以来，研究本身的目的客观上转向了获取技术，于是理论就把技术上再现自然过程的能力作为衡量自己的尺度。*哈贝马斯著，郭官义、李黎译：《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0～81页。霍布斯把政治行为放到了当时力学模式中来研究，他的政治学，可以说就代表了资产阶级处世学说的技术性专门知识。

到了18世纪，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哲学反思了这种理论工具主义。康德受到卢梭自由思想的影响，他的实践理性强调了人的行为的自律性，反对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上来论证人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功利主义政治学和伦理学。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式的抽象自由(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最终还是过渡到它的反面，即无自由、武力镇压和个人专制，导致了“绝对的自由与恐怖”。*黑格尔著，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4～117页。所以，黑格尔一方面对哲学工具化、革命化进行了警告，另一方面他又把哲学理解为对自身客观历史过程的认识。密拿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来临时起飞，哲学即是一种事后总结。

黑格尔之后，从青年黑格尔派到马克思，都以一种更激进的方式将哲学革命化了。在这个方面，马克思决定性地将黑格尔的理论转化为一种应当引发一场社会基础的实际变革的批判。他把这种实践，既理解为哲学的扬弃，又理解为哲学的实现。这样做，马克思走出了黑格尔哲学的精神的内在性，将之导向一种唯物主义立场，成为真正的“改变世界”的运动。马克思的劳动解放理论，经常被误解为一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就是两个典型代表。阿伦特认为，马克思使用古典经济学的最高标准的生产力概念，他根据工作和制作来证明劳工正义的思想，仍然局限于17世纪英国哲学和18世纪以来的法国哲学采用的理解人类动机和行为的实用原则。* 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人的条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6、299页。哈贝马斯附和了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只不过将近代的认识主体转变成了生产主体，他仍然局限在生产的合目的性概念中。*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现代性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75页。阿伦特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解释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产不是像动物那样满足直接的需要、维持肉体的生存，人懂得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这种能动的类生活，这种自主活动、自由活动才变成了像动物那样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页。所以，马克思的解放理论旨在打破资本主义制度，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自由本质的回归。

阿伦特和哈贝马斯虽然对马克思的解放思想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他们还是指明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实用化、工具化的问题。这动摇了人们对启蒙的信念。随着韦伯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概念，人们对启蒙的解放承诺也陷入了怀疑。因为理性被工具化，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卢卡奇把韦伯的合理化概念与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结合起来，认为经济领域中的物的标准，已经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合理化形式。这就是他的物化概念。甚至，“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坚定地、决定性地侵入到人的意识里”。*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9、231页。此时，资产阶级哲学，即使以“批判”的姿态出现，也不过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完全思想上的再现和先验的推演”。*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9、231页。在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世界中，理性变成了合目的性，把理论变成了它直通现实的“附属品”，变成了政治的牺牲品，甚至科学也未能幸免。思想界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都提出了一些批判性的概念。阿多诺和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概念，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在阿多诺看来，资本主义合理化世界使理论成了实践或政治的工具。“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已经无法抵挡地将理论降低到仆人的角色上，除去了其应当达到那种统一的特征。我们要求所有理论的实践签证图章，变成了审查员的赞成票。然而，鉴于理论在这种被夸大的混杂中的屈从地位，实践也变成了非概念的，变成了它要直通的那种政治；它变成了权力的牺牲品。”*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B.Ashton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143.阿多诺认为，理论失去了解放维度，沦为技术实践的工具，这是启蒙原则的倒退，或者启蒙的自我毁灭。启蒙本来要使人摆脱恐惧，唤醒世界，但是最终却变成了一种“神话”：人统治自然的主体性原则最终指向了人本身。这种统治有着强大的形而上学或同一性哲学的背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同一性哲学一直是西方思想的主导。一旦思想被总体化、同一化，世界被概念化，思想的暴力就无法避免，思想在这个时候只能是实现某个目的的手段，成了现实的牺牲品。所以，面对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奥斯维辛等野蛮现象，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已经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盲目的实践、“行动主义”，都非有效的方式。真正有效的实践，只能是理论活动自身。“实践本身就是一个突出的理论概念。”*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B.Ashton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144.阿多诺反对把理论直接呈送给实践，反对把理论作为实践的牺牲品，认为理论应当与现实保持距离，无情地分析和批判现实。

作为法国共产党的一员，阿尔都塞虽然忠实于法国共产党的策略，但是他又反对其意识形态的压力。这个压力当时主要就是莫斯科的压力。他反思了这种政治压力所导致的理论的牺牲。“就哲学来说，我们这代人充当了牺牲品，也就是说，我们牺牲了自己的智力和科学工作，而一味地搞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阿尔都塞著，顾良译：《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9、163页注释。在阿尔都塞看来，启蒙思想中康德和费希特对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的辩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体系，不管是把人作为出发点，还是把普遍概念(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存在”概念)作为整个过程的本质和动力，都代表了一种总体性意识形态。甚至费尔巴哈以及卢卡奇、葛兰西、萨特等人的人道主义、历史主义，都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变种形式。这种总体性意识形态总是幻想整体地把握世界，实际上就是盲目相信一种意识形态生产的自发性。“任何‘理论’如果是某种目的的副产品，却不去怀疑这种目的，它就脱离不了这一目的的束缚，脱离不了使目的成为目的的‘现实’的束缚……盲目相信技术的‘自发’理论作用，是产生这种意识形态的根源，这也是技术主义思想的本质所在。”*阿尔都塞著，顾良译：《保卫马克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9、163页注释。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的生产看成是一种技术自发性。从“原料”到“产品”，本质性的东西毫无改变，理论只不过是现实目的的“副产品”。为了与之进行区分，阿尔都塞提出了理论实践概念，认为真正的理论实践，乃是从“概念”到“知识”的加工过程。它的“原料”与“产品”有着质的差异。这种理论实践的“产品”就是科学知识。

无论是阿多诺所谓的同一性哲学，还是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的自我生产，实际上都是指向某种想要总体地把握现实的思想幻觉，阿多诺将之理解为一种思想暴力，阿尔都塞则发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技术主义本质。他们都反对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直接的、机械的统一。阿多诺批判了工具理性，检讨了同一性哲学，认为这是导致理论牺牲自己、屈从现实的根源。阿尔都塞虽然没有像阿多诺那样批判工具理性，但他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看成是一种技术自发性，同样也指向了思想与现实之间的非中介的同一性问题。他们提出的理论实践概念，就是针对启蒙以来西方思想中的理论工具主义。这种工具主义，不仅使理论成了实践或政治的工具，而且也窒息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活力和生命。

阿多诺和阿尔都塞提出理论实践概念，或者把理论作为一种实践形式，强调理论的独立性、自主性，不去“附和”实践，或者充当实践的工具，目的就是要摆脱理论工具主义的思想范式。把理论当作实践，虽然亚里士多德给出了古代的理解语境，但阿多诺和阿尔都塞显然都不是要回到古代。他们的理论实践概念，既不是古代的自足的沉思，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抽象形式，或者像黑格尔那样将之看成是对自身客观化的历史过程的认识。他们为理论的独立性、自主性进行辩护，仍然赋予了理论激进的功能，并使之具有政治功效。

二、 理论实践及其政治效果

福柯曾经把从韦伯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谱系与法国从孔德开始的科学史和认识论传统进行比较，他发现了这两个传统虽然没有“相互渗透”，但是在批判抽象理性并将理性历史化的理解上，这两个传统之间有着某种一致性。*福柯著，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494页。阿多诺和阿尔都塞的思想分别与这两个传统相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之间存在“相通”的原因。理解他们之间的这种“相通”，当然还要从两个不同的思想谱系出发。

卢卡奇把韦伯的合理化概念与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结合起来，他的物化概念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思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理论，接受了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但反对他的革命主张。他们将物化现象追溯到人类历史的源头，揭示其历史谱系。正是从这里出发，阿多诺挖掘出了物化批判思想的基础：将理论回溯到古代的沉思概念上。“没有暴力的沉思，所有真理的快乐源泉，都以此为条件，即沉思的人不是将客体并入自身：一种有距离的接近。”*Theodor Adorno, Minima Moralia, trans. E.F.N.Jephcott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78) 54.这种“有距离的接近”，当然不是一种沉思的自足感，也不是一种被动状态，而是要求我们既不沉陷于现实，也不疏离现实。亚里士多德将沉思理解为一种自足的实践、一种至善，但是当代的理论沉思却被变成了一种迟钝的实践、一种方法、一种手段。阿多诺认为，要实现“人道的沉思”*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B.Ashton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244.，就必须反思理论工具化问题。一方面，阿多诺坚持理论的批判潜能。理论可以分析压抑的实践是如何形成的，从而指出非压抑的实践的可能性。思想在今天虽然被边缘化，但是其批判潜能是无法取消的。它可以直接作用于人的思想意识，可以“教育教育者”。*Theodor Adorno, Critical Models, trans. Henry W. Pickfo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100.理论不是提供直接的指引或方向，而是可以改变行动者的思想意识。所以，即使理论无法直接完成变革的事情，但是它对变革的影响也是存在的。另一方面，理论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抵抗方式。在阿多诺去世前三个月的一次采访谈话中，他这样说：“一个人像我这样写作和思考是不是仍然是一种抵抗形式呢？理论难道不也是一种真正的实践形式吗？”*Gerhard Richter and Theodor W. Adorno, “Who’s Afraid of the Ivory Tower? A Conversation with Theodor W. Adorno,” Monatshefte 94.1 (2002) 19.阿多诺相信，思想或写作完全可以产生政治效果。

阿多诺的理论实践，一度被认为是缺乏“政治责任”的表现。*詹姆逊著，李自修译：《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6～47页。在1968年的学生运动中，阿多诺不仅遭到了激进学生的反对，而且激进的学者也把他指责为“寂静主义”，其中就包括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同事马尔库塞。但是，在后来的研究中，学界形成了对阿多诺的理论实践新的认识。论者认为，阿多诺的理论实践不是政治的“撤退”，他的否定辩证法表达的是一种“非同一性政治”(non-identity politics)。抵抗资本主义的物化现实，这种“非同一性政治”打开了多元实践的可能性，也创造了新的民主空间。*Fred Dallmayr, “The Politics of Nonidentity: Adorn, Postmodernism-And Edward Said,” Political Theory 23.1 (1997): 33- 56.还有，阿多诺的政治态度，是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采取的激进方式，用解释世界来改变世界，这不是一种政治无能，而是立足于当时历史背景的批判思想。他不是停留在理论和实践的直接的、机械的关系上，而是将理论革命化、政治化。*Fabian Freyenhagen, “Adorno’s Politics: Theory and Praxis in Germany’s 1960s,”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2014: 1- 27.对阿多诺政治态度研究上的更新，说明了阿多诺并不是真正缺乏“政治责任”的理论家，不是纯理论的代表。

从20世纪法国的科学史或认识论传统中，阿尔都塞借来了他的老师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认识论的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的概念，认为科学的发展，不是一个线性的、累积的过程，在科学与前科学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断裂”。或者说，意识形态阶段的“问题域”(the problematic)与科学阶段的“问题域”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在阿尔都塞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中，他把这种认识论思想引入他的理论实践概念中，认为在理论的自身生产即从“概念”到“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必然发生“断裂”，属于知识阶段的理论与属于概念阶段的意识形态之间有着“质的”差异。理论实践与意识形态实践不同，前者能够产生真正的知识(科学)，后者从前提(“原料”)到结论(“产品”)都是同一性的意识形态概念。阿尔都塞将这种区分来解释马克思，并与流行的历史主义的、经济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他认为，这种科学与前科学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就发生在马克思身上。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意识形态作品受困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问题域”，比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共产主义看成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这说明了马克思青年时期仍然在费尔巴哈的“问题域”中思考问题。从1845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他确立了新的“问题域”，在历史理论中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新概念代替个体和人的本质这套旧范式，他取消了主体的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本质的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旧的假定，而代之以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阿尔都塞解释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的多元实践(包括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和理论实践等)的结构的科学，不同实践彼此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整体结构，但是每一种实践都有相对的自主性。所以，社会看起来既是统一的，在各个点上又是特殊的。每一种实践首先是自身的生产过程。它与其他实践之间的关系受到“结构因果性”的决定。理论(实践)与政治(实践)，属于不同的实践，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机械的谁决定谁的关系，也不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间接的，受到“结构因果性”的调整和中介。历史的发展不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的过程，不是黑格尔的总体性的辩证法，而是矛盾的不平衡发展和“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即是说，历史发展的复杂过程只能是“一个没有主体或目的的过程”。*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9、177～178、137页。对于理论实践，阿尔都塞强调了以下几点：首先，理论实践不是技术化的，不是实用主义的。理论不是政治决策的奴婢。其次，理论实践不是某种绝对观念或意识形态的自我生产，即从“原料”到“产品”是同一个东西。第三，理论检验标准的内在性。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实际上都否定了每一种实践的内在标准。*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9、177～178、137页。这些都表明，阿尔都塞与理论工具主义保持了距离。

阿尔都塞早期的理论实践概念，并没有与政治关联起来，他本人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自我批判”对此作了“修正”。他转向了讨论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引用康德的概念，将整个一部哲学史都看成是永恒的观念之战。哲学就是思想领域中的政治。在《列宁与哲学》中，阿尔都塞将哲学定义为“政治的某种投入、政治的某种延续、政治的某种冥想”。*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9、177～178、137页。哲学不再是纯理论的活动，它仍然有着政治效果。哲学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Louis Althusser, “Essays in Self-Criticism,” tran. Grahame Lock (New York and London: NLB, 1976) 143.哲学在理论上适应并延续着阶级斗争，回应了一种基本的政治必要性。它属于总体的阶级斗争，但它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它往往是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内部为意识形态的统一做出贡献，并且保证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成为“真理”。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去创造新的哲学干预的形式，以加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终结”。*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248、176～177页。所以，马克思、列宁和葛兰西的哲学，就是一种哲学实践和哲学政治，而不是现成的哲学理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世界观，因为这种哲学实践有其政治效果，它是哲学干预，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

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一开始也被指责为“政治的墨守成规”*Alex Callinicos, Althusser’s Marxism (London: Pluto Press, 1976) 101.，是“最抽象、最理论化的方式”。*E.P.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London: Merlin Press, 1995) 6.还有人说，他是在“忠实于斯大林记忆的幻觉下”*Alex Callinicos, Althusser’s Marxism (London: Pluto Press, 1976) 93.批判斯大林。但是，阿尔都塞还是与“理论主义”(theoreticism)保持了距离。一方面，他转向了哲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就是要克服这种“理论主义”。他想要证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权不被看作政治决策的奴婢，有权既不背叛自己的要求，又能够联合政治的和其他的实践一起求得发展。另一方面，就是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认识论立场，阿尔都塞也认为它带有某种哲学干预性质，而不是纯粹的知识态度。“我想说的是，不管人们会怎样对待它的弱点和局限，这种哲学干预都是投身于工人运动并为之行动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工作——即使我当时受到孤立，即使我总是不被理睬，即使我那时和现在一直因为我说过的话而受到批判；因此，这也是一名战士的工作：他试图严肃地看待政治，以便彻底思考它在理论内部的条件、限度和后果，从而试图确定干预的路线和形式。”*阿尔都塞著，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248、176～177页。

可以看出，阿多诺和阿尔都塞虽然思想背景不同，但是他们在理论实践及其政治效果上，仍然存在相通之处。一方面，他们的理论实践突出理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不是某种理论抽象或缺乏“政治责任”，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条件下的认真的、严肃的选择。另一方面，他们都赋予了理论实践激进的内涵，并将之与政治关联起来，这不是与现实政治的统一，而是通过理论活动本身表达的政治态度。在这方面，阿多诺坚持理论的否定性，赋予理论批判和抵抗现实的激进功能。阿尔都塞将理论或哲学看成是观念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思想上的干预和斗争。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两人之间的距离和差异。阿多诺没有像阿尔都塞那样区分意识形态与科学、哲学与科学，他认为这是一种带有官方教条性质的错误；阿尔都塞也没有像阿多诺那样思考“人道的沉思”，他会将之理解为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阿多诺批判同一性思想，“用主体的力量来打破构成的主体性的错误”*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B.Ashton (New York: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xx.，说明他仍然相信主体或自身思想的力量；阿尔都塞则把历史看成是“一个没有主体或目的的过程”，认为是群众而不是主体创造历史。还有，阿多诺的理论实践有着一种总体拒绝和反抗的力量；而阿尔都塞则认为理论无法将社会实践的结构整体总体化，因而只是发挥着一种介入、干预和反对权力关系的作用，他强调的是理论实践的阶级性和党性。

三、 理论实践与左翼的学术化道路

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的消沉，激进的青年师生返回校园，他们在晦涩高深的理论探讨中继续叩问那些困惑他们的问题，在讲台和著述中抒发未酬的壮志。再加上学院的自我扩张，学生人数增加，教授队伍扩充，科研机构的壮大，都导致了知识分子想要投身学术，学术机构也把那些外部激进分子吸收到内部。进入了高校和研究所的新左翼知识分子，不再依附于政治活动和集体信仰，而是通过理论活动表达他们的责任意识。随着这种左翼力量在学院中的聚集，20世纪70年代西方左翼就开始了学术化征程。此时，阿多诺和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就成了学术化的左翼的重要参照资源。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投身学术的左翼分子，选择理论实践来表达政治态度，无论如何都是政治失败后的一种退守，或者说找到了一种补偿。与旧的左翼相比，这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的政治。“尽管政治上受困，但他们可以利用他们巨大的文化资源来对抗文化作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资本主义，从而证明他们依然和政治挂钩。”*伊格尔顿著，商正译：《理论之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1页。

阿多诺和阿尔都塞在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中被谴责为“寂静主义”，他们“割裂”理论与实践或政治的关系，引起了许多激进人士的批判。但是，在左翼学术化征途中，他们的作用一下子突显了出来。20世纪70年代后期拉丁区的马克思主义走向低潮，而在英美发达资本主义地区获得了新的复兴。*安德森著，高铦等译：《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第23～24页。这种研究中心地理上的转移，往往靠输入大陆思想为主要特征。阿尔都塞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当然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了。这两种思想资源汇集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为这里相对贫乏的、以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导的思想背景注入了新鲜活力，也激发了左翼在文化研究上的新创造和新批判。

上个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成员像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在法西斯上台时移居美国。但尴尬的是，本来趋向于社会变革的理论来到了新大陆以后却“水土不服”。在新大陆，阿多诺的思想经常被认为晦涩难懂、精英主义。1949年他回到故乡，加入霍克海默重建的研究所。但是，他的思想被明显打上了美国式民主的烙印，《最低限度的道德》在1951年出版，但德国思想界还是发现了其中民主思想的“外来味道”。在美国，他以欧洲的批判视角来观察周遭，而回到了德国，他又无法摆脱在美国受到的影响。这就是体现在阿多诺身上特有的流放经验。*Martin Jay, “Adorno in America,” New German Critiqe 31 (1984): 157-182; Detlev Claussen, “Intellectual Transfer: Theodor W. Adorno’s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German Critique 97 (2006): 5-14.阿多诺对美国左翼知识界产生真正的影响，是他去世后的事情了。随着他的著作在20世纪70年代被翻译成英文，他很快就在美国学院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他对文化工业以及大众文化的批判，深深影响了美国人文学科和左翼学术界。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化研究的批判视角，另一方面就是他的理论实践，他的以理论姿态出现的批判思想。马丁·杰伊认为，阿多诺的存在使得美国学院的发展不再仅仅是贩卖法国理论，追逐学术时尚。他的流放经验，今天仍然是很多研究者的真实体验，他甚至将这种无家可归的体验带给每一个人。*Martin Jay, “Adorno in America,” New German Critiqe 31 (1984): 157-182.这种流放经验最著名的思想代表就是萨义德。

阿尔都塞没有登陆美国之前，他的影响主要是在英国学院中。英国新左翼不仅有自己的学术机构，而且还有自己的文化研究中心(伯明翰)。英国在文化研究上也靠输入大陆思想为主。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来源，无疑就是葛兰西和阿尔都塞。尤其是阿尔都塞，他的反人道主义、反斯大林主义，他的理论实践或干预思想，都引起了1968年以后的新左翼的极大兴趣。他的反人道主义，成了学术左翼反对旧左翼的思想武器。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思想，引起了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霍尔(Stuard Hall)等人的兴趣。随着激进思想的转变，社会主义的左翼也纷纷转向了阿尔都塞。*Simon During, “Socialist Ends: the British New Left,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Academic ‘theory’,” Postcolonial Studier 10.1 (2007): 23-39.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甚至还有其他地区，在文化研究上一个重要的倾向就是将葛兰西、阿尔都塞和后结构主义代表福柯、德里达等人“组装”起来。从这些思想影响的学院研究来看，一段时间内，学术话语仍然保持了政治的想象和批判精神。这种学术化的政治虽然不是在工厂、街道发生，但却在艺术、愉悦、性别、权力、性欲、语言、身体、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等方面表达了出来。伊格尔顿(Terry Eagelton)就肯定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激发的政治创造和主题的深化。他说：“话语、异常和欲望的新理论并非是对失败的政治左派运动的简单选择。它们也是深化、丰富左派运动的方法。”*伊格尔顿著，商正译：《理论之后》，第30页。

对于这种学院中表达的政治，当然不乏批判的声音。罗蒂就是一个反对这种学术化政治的典型代表。他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认为他们思考的政治或者所实践的政治是不足的，他们太热衷于解构、哲学与“高理论”(high theory)。过于强调了哲学就等于牺牲了真正的、重要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在罗蒂看来，解构并没有把握政治问题，这不是因为解构是一种坏的哲学，而是因为我们不应当期望哲学太多东西了。我们不应要求哲学来实现自己不胜任的任务。高估了德里达的政治，就等于服务于一种不幸的、哲学化的左翼政治。这种过于哲学化的做法在美国和英国都创造了一种自足的学术左翼，它与真正的政治讨论无关。*De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sm, ed. Chantal Mouff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6.可以看出，罗蒂仍然在旧的政治立场上来理解理论或哲学，他无法承认学术化政治在主题上的创新。美国学者弗利泽(Nancy Frazer)通过对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以及女权主义的研究表明，这些当代社会理论表达了一种激进主义的倾向，尽管是以学术化为特征，但是它通过学术观念提供的对生存和政治的新理解给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新领域和新希望。*Nancy Frazer, Unruly Practic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2.所以，左翼的学术化不能被全然否定。关于这一点，伊格尔顿的上述讨论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学术左翼却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走向了“后理论一代”。*Jeffrey Williams, “The Posttheory Generation,” Symplokē 3 (1995): 55-76.学院中的文化研究开始用“研究”代替“理论”。比如，同性恋研究、种族研究、非洲研究、后殖民地研究等一系列的文化研究项目出现，取代了过去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精神分析这些“大理论”。这些过去的“大理论”已经风光不再了。*伊格尔顿著，商正译：《理论之后》，第4页。在这个过程中，即使阿多诺和阿尔都塞仍然被讨论、被援引，但是“小理论”往往把他们当成工具一样使用。“小理论”逐渐远离了他们对现实的关注，失去了他们通过理论表达的批判、干预的精神。如果说“大理论”还批判形而上学、父权制、阶级中心论，或投入到理论大战之中，那么“小理论”则在职业化、专业化、精英化上完全消尽了自己的批判锋芒，成了一种为职业而努力的营生。“理论转变成了为职业价值提供的门票”。*Jeffrey Williams, “The Posttheory Generation,” Symplokē 3 (1995): 62.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共产主义运动的解体，学术左翼要么被商业模式摧毁了，要么就是保存在了一种学术化的专业术语中，晦涩难懂，对于社会批判无能为力。即使存在着萨义德、乔姆斯基、克鲁格曼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他们的作用也是孤立的、有限的。*黄晓武：《美国的左翼与学院政治——苏源熙教授访谈》，《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0期。所以，左翼的学术化实际上代表着西方左翼的深深的危机。

从阿多诺和阿尔都塞对西方学术左翼的影响来看，他们的思想激励了学院中的批判精神和文化研究的责任意识。即使不与政治行动直接关联，也仍然代表着政治的延续、主题的创新。但是，随着他们的“大理论”风光不再，“小理论”即使保持了上一代的理论火药味的记忆，也在专业化、狭隘的象牙塔内发生了偏离。“大理论”不再受欢迎，各种“小理论”、力量、团体都在为自身生存而斗争。这些斗争不再代表新的政治想象，而是变成一种职业目的，比如每一个专业都把那些异见分子或不同观点的人排除在外，这也导致了职业化的非道德化，其唯一的道德就是成功。只要成功就行，不论自己的理论是否有承诺、有责任和有信念。有人认为，这是学术左翼走向堕落的表现。*William Kerrigan, “On the Decadence of the Academic Left,”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34.2 (1993): 326-33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左翼的学术化，最终还是违逆了阿多诺和阿尔都塞的思想意图。他们极力反对理论的工具化并提出了理论实践的主张，一度激发了学术左翼的政治想象和创造，但是左翼在学术化征程上越陷越深，理论却变成了学术职业的工具、学术名声的工具。我们这里不是谴责阿多诺和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及其政治，而是认为理论和实践的分裂以及对理论兴趣的热衷确实引发了一种学术化的趋向，以至于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渐行渐远。

四、 结 语

阿多诺和阿尔都塞在资本主义物化意识形态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攻击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了理论实践概念，这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他们都将理论本身看成是一种实践形式，并且认为理论能够产生政治效果。他们反对理论被实践预先审查，完全用外在标准来判断理论，结果就导致理论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沦为工具。第二，他们并没有完全否定理论和实践间接的统一性。对阿多诺来说，他仍然相信理论可以对实践产生影响，但这并不是直接的关系，只有在思想上启迪人，改变人的思想意识，才能最终改变人的行动。对阿尔都塞来说，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要受到“结构因果性”的中介和调整。哲学作为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它直接地改变哲学，改造人的思想，对于改造世界，它只能是“有助于”而已。第三，理论必然为实践承担责任，反思实践甚至改造实践。他们既反对自足的沉思和理论抽象，又反对不要理论的盲目的实践。无论如何，这三个方面都启发我们思考理论和实践、哲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不是理论“终结”了，实践才登场，或者说实践是对理论的否定，而是说理论始终伴随着实践，为实践承担责任。只有发挥理论的反思、批判和干预作用，才能避免实践的盲目性、庸俗化，才能有真正的实践。另一方面，理论活动本身能够发挥政治作用，这是理论活动自身的激进方式。虽然这种激进方式没有与政治建立直接的联系，但它也并非象牙塔中的自娱自乐，完全失去了对现实的关注。所以，它也影响了学术左翼的政治想象。

20世纪的最后的十多年，随着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一些理论家抛出了“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话语，甚至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终结”的结论。这种理解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被绑缚在所谓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上。这当然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属于现实或作为现实工具的错误。它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多样形式以及活力。这属于忽视理论自身独立性的错误，将理论从属于实践的错误，或者说理论工具主义的错误。在这个方面，阿多诺和阿尔都塞对理论的自主性的强调恰恰可以帮助我们反驳这种思想错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形式和多样性应当被理解为其活力的证明。

但是，阿多诺和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概念对理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强调，明显存在着排斥现实实践和政治斗争的倾向。他们认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只能是间接的关系。这必然割裂两者的统一性。他们也没有思考理论和实践的中介或组织问题。在这方面，他们是极端的，并且冒险神化了理论实践本身。我们说，检讨理论工具化的错误，仍然是为了两者之间可以更好地统一起来服务的，而不应当将两者割裂。如果我们仅仅把马克思主义注册到理论领域，忘掉了它趋向实践的一面，那么这最终也是一种学术化的不归路。我们认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既不能坚持理论工具主义，也不能神化理论。因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旨。如果理论暂时无法与实践统一，那么就需要理论保持多样姿态，或创造多种理论形式，相互争论、对话、交流，都是有价值的，或者说为理论的科学性作贡献。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记理论趋向实践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