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

在甘肃的甘谷，有一条叫“桥梓巷”的百年古巷。桥梓，亦作乔梓，语出《尚书大传》。乔木高，“高高然而上”，喻父位尊；梓木低，“晋晋然而俯”，喻子位下，因而古人以“乔梓”代称父子。“桥梓巷”，是民国时为纪念甘谷“父子乡贤”宋廷桢、宋子材而命名的一条古巷。

桥梓巷距今已百年有余。百年风雨，世纪沧桑，巷内的风物早已不复当年，容颜已改，物是人非。然而，桥梓巷的精神和风骨还在，灵魂和气节犹存。一对“父子乡贤”的高洁灵魂、高尚品格和高贵道德，早已被历史用这种独特而永恒的方式记载并传递了下来，更为一代又一代的后辈子孙搭建了一个见贤思齐的榜样、崇德向善的标杆和滋润心田的园地。

风吹古巷，雨落心田。我行走在深幽的桥梓巷，仿佛仍能感受到贤者身后如春风般温暖的嘉言懿行，他们依然端坐在我的头顶，端坐在桥梓巷的上空，默默地注视着古城来来往往的芸芸众生。我的目光在这条古老的巷道里久久凝定。思念震撼出八面来风。那古巷里的人事忽又风生水起，一对父子乡贤的动人形象，渐渐地在我眼前明亮了起来。

民国初年时的宋氏父子，在甘谷是很有名望的，学问精湛，人品清高，德行乡里，名重一时。然而，那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时局动荡，人心惶惶。宋氏父子却能为自己辟出一方心灵的净土，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节操，情系乡邑，关切民生。白朗过境时，宋廷桢和当时的城防总办王海涵一起负责城防事宜，保境安民。旱灾来袭时，他又挺身而出，以古稀之年组织乡民拓展延伸渭济、通广两渠，引渭人田，泽被万民。

1927年，旱灾肆虐，赤日炎炎，又时逢乱世，军阀混战，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农民看着渭河里的水白白流淌，而岸边的千亩良田，却土地龟裂，禾苗枯萎。当时已70高龄的宋廷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毅然提出修缮、延长渭济渠，组织引导渭河北岸、散渡河以西各村庄，整修上游老渠，兴修延长新渠。白天，他不顾年老体弱，亲临一线，和修渠人一道顶烈日，冒酷暑，奔波山间，沿沟定线；晚上，又领着农民技术员，用香火测定水平，分村划定任务。如此历时一年，一条维修10余里又新修10余里的新渭济渠，呈现在人们眼前，扩大灌溉面积数千亩，新修磨坊十数座，解决人畜饮水数万人，农民深受其益。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十分赞赏，亲授“工崇禹绩”牌匾一面，以嘉其行，以弘其德。时至今日，那些曾被古人盛赞为“堰渠流玉，岸柳垂金”的甘谷河渠风景，依然沿着当年宋老开拓的路线，装点着甘谷的山河，滋润着甘谷的家园。

宋老的儿子字子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是把宋家良好的家风发扬光大。民国时，他被选为国会议员。但1923年曹锟贿选，他愤而离京。这是符合他的性格和人品的。他向来不慕荣利，为人正直，蓄志廉洁，淡泊超俗，唯一的爱好就是收藏古籍、甲骨、钟鼎和名人书画。回到家乡后，子材深感地方文化落后，教育式微，与天水、兰州等地差距甚大，心有戚戚，引为自责。时任陇南镇守使的孔繁锦素来仰慕先生人品，知先生虽宦游多年，但两袖清风，一身债务，便欲厚币与先生，资以偿还。但先生一毫不取，多方婉却。后又托伏羌县长李绍膺殷切致意，先生心想伏羌学子，求学无门，何不化私為公，用作办学之资。其意图转致孔繁锦后，孔深表同情，慨然允诺。于是，他用这笔捐廉银创办了至今享誉陇上的甘谷一中，为无数甘谷学子创造了梦寐以求的求学之地。

孔繁锦历来在民间的口碑不佳，在史家笔下也多以反面角色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贪腐的军阀。然而，人性是多方面的，也不是非黑即白的简单逻辑。他对宋廷桢父子就格外青睐，尊敬有加，尤其仰慕宋家门风醇厚，立品清高。前有为乃父宋廷桢拓渠赠匾之举，后又有为其子宋子材办校捐银之慨，皆让人另眼相看。

先生临终时，又把他一生珍藏的所有图书和名人字画捐赠给了学校，其高风亮节、德业学行，可见一斑。学校为铭记其德，建成“子材图书馆”一座。如今，“子材图书馆”依然像知识海洋上一盏明亮的灯塔，伫立在甘谷一中校园内，引导和激励着无数甘谷莘莘学子邀游书海。

宋氏父子出生在清末，生活在民初，相同的地域文化、家庭境况和时代背景，让他们父子在立品修身、行为处事诸方面都极为相似，也铸就了他们人格精神上的高风亮节，行为姿态上的勇于担当以及为人处世上的谨慎谦退。家乡伏羌，自古以来文风郁郁，英才辈出。人文始祖伏羲，孔子贤人石作蜀，三国英雄姜伯约，关西师表巩建丰，陇右诗圣王心如，一代又一代的鸿儒贤达，名士精英，灿若星辰，皓如明月。这些乡贤大儒的儿时故事，长时成就，生时德行，从小就如雷贯耳，扎根心田。一个个触手可及的贤达，一位位近在眼前的榜样，是他们父子心目中最优美的风景，最动人的故事。

宋氏家族是甘谷历史上有名的望族，家风纯正，家教严明，耕读为本，诗礼为上。宋家祖上为人厚道，纯朴善良，重情重义，名传乡里。坊间盛传着一则宋氏先人善良敦厚的故事。据说，宋家原本生活在伏羌南山一个叫宋家屲的地方，耕读孝友，家道小康。有一年冬夜，宋老先人宋濂在马圈填马料时，发现一个长发如草、面容憔悴的人，蜷缩在自家马草之中。掌灯一看，此人穿枷带锁，气息奄奄，性命危浅。善良的主人，心生悲悯，不忍报官，将其悄悄藏匿家中，并疗伤治病。直到此人来春身体恢复后，才悄悄送出大门，又赠之以银两，使之以盘缠，此人挥泪而别。日月穿梭，光阴易逝，宋濂早已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然而，有一年春天，宋家门外忽然来了两个官差，说是奉命邀请宋濂赴京。纯朴厚道的主人虽心有不愿，但怎奈官差不依。来到京城，才知所救之人乃京城一品大员，曾遭奸臣诬陷，流放新疆，途经秦州时，乘公差熟睡，逃至宋家马圈。如今官复原职，派人原路寻找。为报救命之恩，留了宋濂在京做官，从此步入仕途，家道兴隆，搬至县城南街西巷。如今，我们已经无法寻找故事的主角，也无须追问故事的真伪，它实则反映的是崇尚善良的世道人心，佐证的亦是宋氏家族美好人品的历史渊源。

古风浩荡，家风悠悠。古城的风雨，滋润着宋家子弟的的灵魂；先贤的光芒，照耀着宋氏父子的人生。宋廷桢、宋子材从小勤奋好学，严于修身，熟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树立高尚情怀、远大志向。父子二人先后进入京师国子监受业。国子监是当时国家唯一的最高学府，是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摇篮，能进入者廖若星辰，屈指可数，皆是德才俱美之士、品学兼优之人。宋家父子身处西北边陲之地，皆能选拔为贡生（宋廷桢为光绪拨贡，宋子材为宣统优贡），进入国子监，可见文才过人，品行端庄，德行乡里，人物优秀。之后，他们又都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官，只不过宋廷桢是外任，在陕西渭南县做了个小小的县丞；宋子材虽在京城，但也只是邮传部的一个七品小官。然而，也正是这种低微的经历，让他们更能体察到民生之艰、百姓之苦以及政治之不可为。于是，他们相继辞职，返回乡里，回到家乡，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心血、热情和善良，投注到地方民生事业中，最终赢得了芬芳的人生与世人的尊重。宋家一门，父子两代，皆人乡贤，俎豆千秋，光耀乡里。宋子材去逝后，“八匾名门”之后张伯诚这样评价他：“清风动国府，德音孔昭，羡公盖棺无他议；化雨绵家乡，功绩卓著，致我过校有余哀。”而他的父亲宋廷桢任县绅多年，廉洁奉公，为民谋利，人皆不呼其名，尊称“宋老太爷”。

宋氏父子是中国传统的文人，自幼饱读诗书，一生手不释卷，勤于砚田，悟道追贤，诗文书法皆佳，人品道德俱美。大像山是陇右名山，亦是甘谷人文荟萃之所。面对这样一座文化丰满的名山，宋氏父子作为社会贤达，文化名人，无疑也会留下家山情怀、人生感悟。如今那一副副锦心绣口的楹联，还镌刻在大像山上，装点着山间的风景，温暖着旅者的心怀。文昌阁是大像山一处人文荟萃之所，阁居高峻，坐西朝东，门对朱山，霞映文昌，他对景抒情：“阁凌碧宇迎朝爽，门对朱山映晚霞。”对仗精工，切景切题，完美描绘了文昌阁的位置、形势。在三义殿，他感慨万端：“异姓胜同胞，笑他人同胞异姓；三分原一笑，恨当年一统三分。”写古述今，抒情言志，感叹世情，直抵人心。在地母殿，他低吟：“眼前垂绿柳，顶上问青天。”在鲁班殿，他高唱：“其巧在古佳以上，所居介帝君之间。”皆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似白实雅，既切又工。最為人称道的，是他们父子为文昌宫西厦房合作的一副对联：“楼构数椽容膝易；窗开三面会心多。”父宋廷桢撰联，子宋子材篆书，联律紧凑利落，对仗工巧，书法古拙典雅，风韵高古，可谓珠联壁合，相得益彰。

故里名人王权，字心如，号笠云，堪称“近代陇右诗圣”。然而，诗人也难免身后的寂寞。民国初年，他一生收藏的珍贵书籍被贫困缠绕的后代低价卖给了陇南镇守使孔繁锦。诗文遗稿散佚民间，宋子材先生在甘谷县教育局任职期间，留意收集，重新编订，并请甘谷中学宋茂如老师抄录，共计《笠云山房诗集》4卷、《笠云山房文集》12卷。1983年，心如先生曾孙王承德将抄本送西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经路志霄先生等整理，于1989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如若没有宋子材先生对地方文化的热爱与保护，恐怕一代诗圣的诗文早已湮没，难见天日。

“三径菊松陶靖节；一船书画米襄阳。”这是宋子材书房对联，说的是他的精神向往，道的是他的情趣爱好。宋先生自幼喜爱书画，擅长书法，尤工钟鼎篆隶。他的书法师古不尼，取法乎上，端庄古雅，法度严谨。用笔凝重敦厚，圆润遒劲，锋芒尽敛，敦厚苍郁，风韵高古，质朴率直，自成一格。古稀之年，仍勤于砚田耕耘，乡人不但仰慕其名，更珍爱其书。先生大度，有求必应，足见先生之品德。

宋氏父子，德高望重，情系桑梓，廉洁奉公，为民谋利，人品清高，名重当时，乡人奖其为“父子乡贤”，并将其所居南街西巷更名为桥梓巷。

进入乡贤祠，俎豆千秋，光耀乡里，自古以来是中国文人梦寐以求的向往，然而又有几人能够跻身乡贤之列。宋氏父子，一门两代，皆人乡贤，足见其德业学行是何其优秀，又何其卓著！时光不知湮灭了多少高才雅量的风流人物，然而，永生在桥梓巷里的这对父子乡贤，却像一方精神的高地、一座道德的丰碑，默默地端坐在甘谷的历史天空，静静地注视着未来，照耀着来者。

离开桥梓巷的瞬间，我感慨万端。我想到时下的村庄，光鲜的外表下，却显得失落、忧郁、孤独、萧条，像丢失了魂，让人心疼。我不知道这是否与乡贤的遗失有关？是否与像宋氏父子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人相继离世有关？然而，我的心却仿佛听到，失落的乡土文明在呼唤“精英”向“乡贤”回归，叹息的村庄在呼唤“城拼”向“乡贤”靠拢。

归来吧，新乡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