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琴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巨变，原本自给自足的庞大帝国在外来侵略者的武力胁迫下出现多重裂痕，政治、经济、社会陷入一片混乱。与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相比，中国的武器装备、作战技术落后，士兵中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消极惰性心理普遍存在，士气衰颓，以至于在一系列反侵略战争中胜少败多。内忧外患的局势引起了一批具有自觉责任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们的警惕和深刻思考，章太炎就是其中之一。“爪牙不具，而使人制之，是以知需之为贼。”[1]658他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于增强军事实力，争取中国在与各国交涉中的主动地位。

一、反对弭兵

“弭兵”在中国古已有之，是春秋时期的一种息战求和外交策略。“晚清知识界的弭兵话题，最早由来华传教士发端。”[2]19世纪90年代，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宣扬弭兵，称“泰西欲创弭兵之会，法良意美为亘古所未有”，[3]得到康有为、唐才常等维新人士的支持。“今以人类残人类，每经兵燹，千里邱墟，流血成渠，骷髅京观，周余靡遗，伤心惨目，何其酷哉！”[4]83-84面对这种现实，唐才常主张“因英、美已成之弭兵会推广之，以上规《春秋》太平之法”，他非常乐观地认为弭兵将是“挽回二千年来兵祸之奇策也”[4]85。与此类论说不同，章太炎认为中国尚未具备与别国弭兵的条件。“今以中国之兵甲，与泰西诸疆国相权衡，十不当一，一与之搏击，鲜不溃靡。是故泰西诸国之兵可弭，而必不肯弭兵于中国。”[1]647在章氏看来，弭兵会起到平息战祸的效果，但那也仅限于实力相当的国家之间，对于中国这样的弱国来说，“虽厥角稽首，与之指九天以为誓，其何益哉？”[1]647西方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正是基于中国军事实力的衰弱，因此，“今日虽弭兵，于小弱犹无益也”[1]650，弭兵只能给强国带来利益，而弱国希望通过弭兵免受侵犯不但不可能实现，反而会使国家陷于被动处境。“苟无生人杀人之柄，而欲禁人以不己杀，此实难矣！”[1]645我们看到，章氏对于国与国之间主动与被动地位关系的认识非常清醒，面对西方强国的武力威胁，中国只有具备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抵御侵略，争取和平。

当时主张弭兵之士除了希望达到弭兵息战的目的外，甚至幻想通过向别国借贷而求得对方给予中国保护。1898年3月，康有为在代陈其璋草拟的奏折中称：“为今之计，除与各国系盟外，惟有更向各国多借巨款，以之自强，即以之自保。”并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臣闻西人国势贫弱，恒有借款为保国之法者，中国胡不踵而行之？盖人既助其财，未有不助之力者也。”[5]22而章太炎认为向别国借贷“不足以是为弭兵之券”[1]649-650，中国物产丰富，即使列强舍弃贷款发动战争，也会从中国攫取更多利权，而给中国造成更大的损失，“夫中国地藏之金币，百倍于异域，即有兵革，彼弃其已贷者，而收其未发者。如是，则以十佰偿一二，其贤于出之内府而寄之外府者，亦远矣。夫何所损焉？”[1]649

二、以“争”代“仁”

这里所说的“争”并不是主动争斗，而是通过发展军事实力改变中国的被动地位。在章太炎看来，“弭兵之说，且近于仁术矣”[1]654。他的思维模式中始终带有一种清晰的本末关系定位，批评鼓吹弭兵之说在当时严峻的社会危机面前是“不专其本而肇其末”，[1]654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乞求和平就如同“向栩遣将临河以讲《孝经》退黄巾军”[1]648一样荒谬。“夫家有梐枑，而国有甲兵，非大同之世，则莫是先矣。苟释其利，而倚簟席，以谋天下，以交邻国，则徐偃王已；以临禁掖，则李训、郑注已。”[1]657在任何时期，军队对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防御力量。历史上徐偃王主张以仁义治国，而忽略发展武备的重要性，终被周天子的军队所灭。而提及李训、郑玄甘露之变的惨痛历史教训，更折射出章太炎对维新派推行变法没有军事实力的担忧。“兵者，为国爪牙以扞卫其人民土地使他族毋得陵逼而宰制之，此兵之所以贵”，[6]他对满清政府的狭隘和短视也表现出强烈不满，强调军队本应是抵御外侮的利器，而不是用来镇压人民的工具。出于对满清政府抵御外敌无能的失望，章氏为其提出“偃兵”的主张，“然不务坚利调良者，不以御外，以御其民，给也。民胜者位号亡，外胜者位号存，势也。故不如偃兵。”[1]778这种主张看似消极，其实并不消极，而是章氏一贯秉持的民族大义的突显。

章太炎极力主张重设海军。“今者通商五十年，泰西技艺，月异而岁不同”，[7]37中国若仍以“铁锁木椿”防敌，会造成更加惨重的损失。因此重设海军对加强海防至关重要,“即使胜负难言，而两军对仗之时，必能使踌躇踟蹰，不得驰骋于内洋”。[7]38重设海军关键是培养指挥人才，章氏认为北洋海军“皆烬于东瀛之一战，此其咎在用人，不在立法”，[7]37由于丁汝昌等人训练无方、指挥不力，以致“海军日坏，与夫绿营惰卒，相去几希”。[7]38章太炎关于如何改进武器装备、训练军队之类的实用性对策较少论及，他思考的更多的是如何加强军队战斗力的问题。首先必须要增强士兵的身体素质，“文弱之邦，惟体操足以变化气质。……吾党之责，不习体操，何以从事武备？”[7]33其次在治兵方面，他尤为重视培养士气，认为治气是“兵之本也”，“夫治兵之道，莫径治气。以白挺遇刃，十不当二；以刃遇火器，十不当一；以火器遇火器，气不治，百不当一。”[1]85所谓“气”，当是指一种勇猛无畏的精神，一种坚定的意念，章太炎也称其为“杀机”，士兵具备这种素质，便有了“临敌之道”，“方机动时，其疾若括镞；非先治气，则机不可赴；赴机以先人，而人失其长技矣。”[1]87也就是说，两军交战，若兵士治气，就能首先抓住有利战机，而敌人的优势便会丧失。

三、“大勇不斗”的和平意旨

需要指出的是，章太炎主张发展军事并没有挑起战争的思想倾向，而只是以军事实力作为国家生存的基本保障。

章太炎对所谓的国际公法、类似于国家联盟性质的组织始终保持理性态度，他在《弭兵难》中提及日本学者冈本监辅设置天讨府的主张，认为其与倡弭兵说者无异。“吾以为主天讨者，其氏族不能出于五洲之表也，虽命曰帝臣，其始亦一国之氓而已矣……夫等之食息于行星者，其用意必不能至公。”[1]652在当时以进化论为先验性理论依据设定的弱肉强食的世界环境中，制定国际公法及主持国家联盟的大权必定会掌握在强国手中，他们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制定所谓的“公法”、“公理”，使之成为其侵略扩张活动的合法性依据，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希望通过国际公法或国家联盟维护自身权益，岂不显得荒谬？

与其寄希望于国际公法与国家联盟之类的组织，不如发展自身军事实力。在章太炎看来，国家拥有实力之后并不一定要主动去争斗，但也不惧怕别国的挑衅，这才是“大勇不斗，然后为天下右”[1]645实力大国的境界。“正今之世，释菜为本，而受成献馘为末。虽然，末不固，则治本者且不及其年而夭殇。是故其末又腾跞以先于本。”[1]656章太炎在《訄书·经武》中的这句话无疑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以礼为本、爱好和平的精神。他说：“至于对外，则主张国际平和，不执侵略政策，此事洵为吾国特有之国家道德，高出于各国者也。但亦不受他国之侵略。”[8]534可见章氏从道德的高度指明中国的对外关系准则，谴责和批判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行径。他也并非绝对否定弭兵，“吾以为火器之穷，人人殚精竭思而无所进，万国之强弱，较若画一。当是时……而弭兵之策行矣。”[1]650通过弭兵平息战祸，各国和平相处，这也是章太炎所希望实现的目标，只是因时制宜的现实主义思想特色使他确信中国只有在与别国实力相当的基础上才可以考虑弭兵。这种实力外交思想在当代国际社会仍然具有合理性和适用价值。

四、联日拒俄

弭兵之策不可行，增强军事实力也非一日之功，而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乃者胶事良已，德皇子踵至，俄、英、法诸国又以其间觊觎息壤，瓜分之形，皦如泰山。”[8]54章太炎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量之下，将视野放到了与亚洲同种国家的联合上，主张“与日本合纵”，共同抗击俄国的侵略，并称中日两国是互为“唇齿”的利益共同体。但与日本联合并不是一味地“乞哀”，其前提是“使中国生其霸心，发愤图自强，综核名实，使卒越劲，使民悫愿，使吏精廉强力”，[8]6由此可见章太炎强调实力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主张与日本联合实是迫不得已。

“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知识界有把整个亚洲与黄色人种等同的共识”，[9]梁启超认为中国“深有望于同文同种之大日本也”，[10]章太炎也不例外。“天地以五大洲别生分类……故自唐尧以来，以里海乌拉岭为戎索，以绝亚、欧，以区黄人、白人。”[8]5他批评李鸿章等“簪笔持牍者”与俄密盟企图一血甲午战败的耻辱是“背同类而乡异族”[8]5，李鸿章在甲午战后主张联合俄国抗击日本。与李氏不同，章太炎并没有被简单的复仇愤慨情绪所蒙蔽，而是更加理性地审视这个“蕞尔小国”实力的强大和惊人的进步。甲午一战无疑暴露了中国实力的衰弱，刺激了列强的瓜分野心，为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中国必须寻找联合对象。而俄国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敌人，双发都有互相联合的需要。一方面，甲午战争之后，俄国借助与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密约》攫取了在中国东北的诸多权益，对此章太炎感叹道：“两熊之斗，败者尤引狻以自助，则身先脔也。今中国无深长虑，欲一快心日本，密约俄罗斯，以为系援，至于胶州屯军，吉林筑路，齐鲁与东三省将为异域，悲夫！”[8]6另一方面，随着日本与俄国在远东的利益冲突不断加深，日本也有联合中国的需要。章太炎对此有所了解，“近观日人之所撰述，虽与曩时冈千仞等少异，然其欲联盟中国，以措亚洲于舄础之安，则千夫所言如一喙也。”[8]55综合来看，中日两国有联合抗俄的共同利益基础。他激励亚洲“同种之国”奋发蹈厉，积蓄实力，联合起来以图“黄种之将来”，“含血之伦，必有精锐之气，精锐之气蛰伏于胸中，若水之有隐热，非淬之厉之磨之捣之则不足以发，故自古常有亡国败家而其人材什倍于平世者。”[11]可以看到，章太炎对亚洲国家联合之后的预想是乐观的，但他尚未真正认识到日本在实力优于中国的条件下，必然会形成以它自身为中心的大亚洲主义，而与中国联合也只是达到其称霸亚洲的权宜手段之一。

五、结语

章太炎认为弭兵之策对中国而言不切实际，主张中国应以增强军事实力为本，变被动为主动，化解民族危机。其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认识到在近代列强纷争的国际环境中，和平建立在各国实力相当的基础之上，没有实力，和平只能是一种空想。当今世界的国家生存规则也是如此，实力意味着主动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能否在国际中立足的重要保障。我们既要传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爱好和平的精神，同时也要不断地增强军事实力。中国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同时也不惧怕别国挑衅，这才是真正的实力大国应有的国际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