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 娜

（太原学院 旅游系，山西 太原 030012）

一、引 言

“振兴乡村”战略提出前后，一大批具有地方优势的传统乡村实现局部振兴发展。以民俗博物馆为媒介的乡村旅游业成为传统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公共服务体系视域下，民俗博物馆产业使得地方民居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充分发挥出地域文化宣传与博物馆教育等功能。[1]山西传统村落依托丰富的晋商民居资源，广泛开展民俗博物馆产业建设与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民俗旅游业获得蓬勃发展。[2]当前阶段对晋商民居开发的研究，主要围绕晋商望族的民居文化、家族文化展开，配合民俗旅游视野，进行旅游资源开发方式、结构方面的讨论。[3]在传统民俗旅游学视角下开发的晋商大院，往往突出地域特色与当地家族文化开发相结合的展示。但是，博物馆产业开发本身存在的“地方化”与“非地方化”内容不平衡问题[4]，也在山西传统古村镇开发过程中凸显出来,“非地方化”色彩愈发突出。

选取青龙古镇这样一个新开发的旅游景区进行审视思考，具有鲜明的现实参考意义。景区在开发初期的定位与取舍，是开发者结合历史实际与景区现实定位综合建构的结果。青龙古镇位于太原市阳曲县的侯家乡青龙镇村，距太原市区交通便利。有关青龙古镇的介绍性著作《青龙古镇》已在2011年出版。[5]2007年以来，青龙古镇建成以五里长街为核心的中部街区文化旅游区，复建、翻新了主街周边130多所民居、庙宇格局建筑，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景区架构。[6]自2015年以来，古镇逐步开放，依托“北方博物馆小镇”等口号，创办开放一批参观或体验式博物馆。在当前时空框架下，青龙古镇开发向何处去，是未来山西乡村开发中可资实践参考的样本之一。

二、小镇博物馆开发定位与现状

青龙古镇主打的主题定位是“北方的博物馆小镇、中蒙俄万里茶道、国家级旅游景区、山西省影视拍摄基地、北方军事重镇、农耕文化小镇、山西民俗体验地、太原风骨传承地”。[7]围绕这几大核心定位，其相关工作分别按照不同内容展开。其中，“国家级旅游景区、山西省影视拍摄基地”两大目标并不具备直接的博物馆展示意义，其主打项目为实地旅游服务与影视拍摄服务基地。若将整个青龙古镇主要建设目标分解为博物馆文化产品集群要素来看，“中蒙俄万里茶道、北方军事重镇、农耕文化小镇、山西民俗体验地、太原风骨传承地”这五大目标，才是博物馆小镇的博物馆产业群的核心展区主题。

青龙古镇依托部分复建宅院，在主街区打造了明清古地道以及军事生活区、农耕文化博物馆、时代生活博物馆、民间艺术博物馆等主要博物馆区。农耕文化博物馆展示内容主要以农业生产用具、山西地方农业生产活动历史为主要展品，并有农耕文化参与体验活动。时代文化博物馆规模最大，占据三个主要院落，按照不同年代，收集各个年代的标志性老物件，按 30～40年代、50～60年代、70～80年代、90年代等年代主题布展，兼及母爱、行当等特殊主题，对各个时代的经典民居布置、娱乐用品、交通、生活用品、行当文化做了展示性介绍，并有部分互动交流体验活动。根据其布展内容来看，具有全国普遍性，地方性稍弱的特点。民间艺术博物馆则引进了花布染坊、木雕艺术作坊、书画小院等民间非物质文化艺术行业，兼做民宿生意。

蜡染技艺作坊等手工艺行业则是“风骨传承”展示的场所，还有豆腐坊、醋坊等民间传统食品工艺作坊。青龙古镇还有50-60年代文化元素主题商店，如革命主题照相馆，工农兵大礼堂的阿庆嫂茶馆等。对北方军事重镇的打造，主要依托明代古地道、“九窑十八洞”等古堡边墙、战场遗迹、汉代烽火台遗址、民国军事碉堡等遗存，结合当地地形地貌开展射箭等军事生活体验活动。

三、古镇定位缺陷及其“地方化”优势

其实，青龙古镇宣传定位中的8个主题已经显示出其宣传定位分散、内容不足的缺陷,也是博物馆开发“地方化”与“非地方化”的核心问题所在。若仔细梳理各主题民俗博物馆中的展品，部分展品范围早已超出“地方化”文化资源范畴，跨地域、跨文化特征领域明显。仅以其依托的古镇建筑群来说，在当代青龙古镇建筑群复建中，现有风格与晋中晋商大院较为相似，仅在街道与庙宇、坊堡等布局依旧按照当地人的回忆布局建造，保留了其商业集镇原初特色。建筑实体不仅是山西民居建筑与民俗活动重要的展示载体，也是展示主体。[8]当前，青龙古镇建筑本身文物展品意义较弱，其建筑群遗存格局才是“地方性”文化的主要依据，在现有宣传中则少见相关内容。

在王氏家族文化展示方面，对其分家堂号牌匾、挂联等方面内容收集展示较为丰富，有“佩益堂”“养和堂”等大小十余块匾额。可惜的是没有详细说明，参观者并不能快速理解匾额的文化意义。当前景区对明代地道与边墙、岗楼的开发建设还不完善，尚不足以在维护景区安全的同时打造青龙古镇的防御景观。包括文昌宫、龙王庙、泰山庙在内的当地寺庙经过修整，格局完好，实现了部分景观复原。事实上，青龙古镇王氏家族遗存有更为丰富的“地方化”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

首先，王氏家族有丰厚的历史传说文化资源。传说中，王家凭借明末兵乱李自成部队遗赠军饷发家的故事，就是重要的商业发家史。到了乾隆年间，王家向朝廷捐赠百万两白银，获“百万绳中”御赐匾额一块，“青龙”大旗一杆，一时风头无二，为青龙古镇王家在清代时期社会地位达到高峰的标志。这些历史故事，都是古镇商业文化史开发的极佳材料。

其次，王氏家族有家训家谱等族群文化。青龙古镇王家的王氏家谱保存完整，人物历史记录与故事也较为丰富，青龙古镇王家人物活动也留存有大量丰富多样的故事。如此保存完好的家族文化资料，相关商业故事尚未得到开发与关注，不仅是古镇文化产业开发的损失，而且是打造品牌化影视基地，地方文化产品开发的短板之一。

再次，王氏家族拥有慈禧路居与题字文化资源。1900年的慈禧西逃是中国近代史重要历史事件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组成部分。其西逃路线途经山西境内多地，曾流传的向晋商家族借银借宿的故事，成为山西人民历史记忆之一。青龙古镇王家同样接待了慈禧的借宿与借款，通过慈禧题字留存下部分历史遗迹，其相关经历建构的历史传说也融入青龙古镇王家与朝廷关系故事。若合理开发，能吸引更多人对近代中国政治与晋商发展史的联系产生兴趣，增进认知。

最后，王氏家族拥有青龙古镇核心生意文化资源。王家商业经营内容历经变化，在走向多元化经营方面达到商业高峰，加工、运输、商品贸易皆有涉猎。但据王氏后人记载，王家曾在北方蘑菇营销生产营销领域具有极大影响力。与蘑菇相关的农产品生意文化在晋商中也属于少数。若能扩大宣传，有助于为山西省农林产业树立一个品牌形象，并带动阳曲县相关产业发展，更好地与青龙古镇现有的农耕文化博物馆展示相结合，打造品牌化、鲜活化的农耕文化。

总的来说，对青龙古镇王氏家族文化资源“地方化”的定位，是青龙古镇景区推进下一步民俗博物馆建设“地方化”与否的重要参考资料。青龙古镇若给予王氏家族文化合理定位，理顺利益矛盾，将在博物馆设计、宣传与文化旅游开发方面具有巨大优势。也有研究指出，若青龙古镇以“古驿站”为核心符号，也具有极大的开发潜质。[9-12]以王家在商业领域的主要特点来看，王家擅长加工、运输等商业、手工业领域，即便只用青龙王氏马帮这一历史事实构建“青龙商帮王家”这一标签，结合手工业非物质文化体验活动来开发旅游、影视等内容，也足以打造一个具有跨地域交通商业集团形象的王氏家族商业文化博物馆符号。

四、民俗博物馆“地方化”开发思考

文化产业内容资源“非地方化”的问题，在全国以旅游目的地开发导向的各地方文化产业区都是普遍现象，存在既融合又冲突的矛盾关系。[13]地方家族文化开发中利益矛盾较多，开发者放弃“地方化”的家族文化宣传，突出“非地方化”，是其权宜之计。但旅游资源能够产生极大影响力的开始，往往是源自于其自有突出的“地方化”特征。比如常氏家族的“万里茶路，儒商常家”与乔氏家族的“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文化符号打造的民俗博物馆等等。以青龙古镇的“北方博物馆小镇”定位来审视，现有的时代、农耕、民间艺术等主题的民俗博物馆仍属于宽泛的地方文化范围内容，虽可以与山西本土文化无缝对接，但不能不检讨其自身在山西文化资源中的特殊性究竟如何定位。

博物馆附属的服务产业链同样面临“地方化”与“非地方化”问题。符号化的饮食文化、系统化的文娱设施、品牌商业店铺等伴生产品在博物馆生态系统考察范畴内。青龙古镇的饮食文化与文娱产品更加明显的“非地方化”。比如最为关键的饮食区为“陕西小吃一条街”聚集地，而山西品牌饮食寥寥数家，不仅没有统一招牌还四处分散，反衬出山西饮食资源力量分散的现实。对山西饮食餐饮界来说，难道不值得反思？包括农家乐这类基础饮食服务机构接入依然不足，也是青龙古镇餐饮服务能力需要持续改善的短板之一。[14]若说其中明显有当地文化符号特色，也只剩其军堡、马帮、寺庙等景观仍有地方特色。另外，古镇保留的60年代建筑工农兵大礼堂虽能与周边明清样式建筑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谐共处，但与其悬挂的“阿庆嫂茶馆”招牌同样，始终在提醒人们古镇文化的时代杂糅性、内容混杂性。这类特征并非不可以存在，也具有一定多样化色彩与优势，但其内容深度与文化厚度显然陷入了某种蒙太奇，显得光怪陆离。

综上所述，青龙古镇商业开发才刚刚兴起，民俗博物馆为主题的开发中便充满了“地方化”与“非地方化”内容的博弈。正视并讨论这一问题，对于如何推动山西地域文化产业开发、加强山西民俗博物馆自身文化内涵合理定位，有可资参考的价值。如何在服务乡村振兴、民俗文化保护、乡村旅游开发等方面的操作实践上达成进一步平衡发展，是实践者需要思考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