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金红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外语系，山西 太谷 030800）

《七角楼》于1851年4月出版，作品以平琼上校倚仗权势处死莫尔、霸占了莫尔家族的一块土地、建起了豪华的七角楼开始，讲述了平琼和莫尔两个家族的兴衰史。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霍桑的朋友洛厄尔称之为笔墨可见的对新英格兰历史最有价值的贡献。[1]他甚至预言，塞勒姆会建一座霍桑纪念碑，因为正是该作品表明了塞勒姆的巫师并未被白白绞死[2]。尽管霍桑一再强调这是一部罗曼史，但仍有大量游客云集于塞勒姆为一睹七角楼之遗址。产生如此巨大反响的根源在于作品朴素的真理和深刻的道德大义，在于作品深刻的宗教文化主题，在于作品对爱与善的人性的呼唤。

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斯罗普·弗莱指出，《圣经》中存在着一个U型叙述结构，即“背叛之后落入灾难与奴役，随之是悔悟，然后通过解救上升到差不多上一次开始下降的高度”[3]。《圣经》是清教思想的准则和基础。霍桑深受清教思想影响，毕生致力于对人性的思考，自然会从宗教的角度思考善与恶、罪与罚、生与死、爱与恨等问题。《七角楼》中处处隐含着作者的宗教情结，通篇遵循着类似于圣经“乐园—犯罪—惩罚—救赎”的叙事结构，讲述了“失乐园—受罚—重返乐园”的故事，演绎着善与恶、罪与罚的宗教文化主题。

一、乐园：和谐有序的大自然

霍桑于1804年出生于有着浓郁清教思想的塞勒姆小镇上。虽幼年丧父，但父亲留下的航海日志中的航海用语，像“和风”、“有雾、多变”、“滔天巨浪”等对霍桑影响颇深，大海对他来说自幼亲切，他“偏爱海边住所甚于他处住所”。[1]童年的霍桑一度跟随母亲在四面环树的湖畔乡村舅舅家中度过了快乐时光，说自己“快活得就像天上的飞鸟”[1]。他甚至在婚前就设计了自己婚后的田园生活，他给妻子索菲娅的信中写道，“小溪离房子那么近，在夏天晚上，我们可以听到它的微澜声”[1]。作为一位大自然的热爱者，霍桑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同时也会从宗教角度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据《创世纪》第二章记载，神所造的伊甸园是一个有着秩序和规律、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乐园。法国学者罗兰·夏埃尔指出，伊甸园神话是“一幅用简单线条描绘的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画，也是人与自然之间理想化关系的最初表达”[4]。在基督徒那里，大自然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它体现着神意与神谕，也体现着秩序与和谐。

在霍桑笔下，七角楼矗立之地原本属莫尔家族，却被平琼家族以罪恶的手段据为己有。读者从作品中看到的平琼花园，是一个“被玷污的伊甸园”[5]，读者不难想像若没有人类的恶行，原本美好和谐的乐园景象：花园里的玫瑰丛“长得高而茂盛”，“开满了奇珍美丽的白玫瑰花”，“仿佛是这个夏天才从伊甸园移植来的”；蔬菜“生机勃勃，长势喜人”；一对知更鸟在树上垒了窝，蜜蜂在花儿深处辛勤劳作着，“花园里还有一样东西属于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汩汩流出的莫尔泉[6]；公鸡一家在这里繁衍……花园里，霍尔格雷渥和菲比精心打理着一切，他们是“园子里的亚当和夏娃”[7]。一幅多么美妙和谐的田园风景画，一个何等和谐有序的自然乐园。若无人类肆意的罪恶，伊甸园的神话故事必然将在这里延续。

二、犯罪：人性之罪、社会之罪和科技之罪

加尔文主义认为，恶是普天下皆有的事实，罪是不可避免的。自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人类便犯了“原罪”。在霍桑笔下，这些人性之恶经过衍生和蔓延，就逐渐形成了社会上的种种罪恶。深受加尔文主义“原罪”论的影响，霍桑在其作品《七角楼》中主要彰显了人性之罪、社会之罪和科技之罪三宗罪。

（一）人性之罪

霍桑一贯从宗教角度思考人性，认为傲慢是万恶之根。平琼家族出奇的傲慢，罪行累累。颇有权势的平琼上校“卤莽而傲慢，无情而诡诈；为了实现深藏在心中的目标不择手段；对弱者肆意践踏，为了自己的目的也不惜竭尽全力击败强者”[6]。平琼法官遗传并保持着平琼家族的那份骄傲，且和他的那位祖先一样，贪婪而凶残，通过卑劣阴谋攫取了一份巨额遗产。然而巨额财产，显赫的社会地位，依然无法满足这位大人物的一己私欲。为获取东部大片土地的所有权，他残忍自私、不择手段。霍尔格雷渥通过这位“杰出人物”的银版肖像给予他的真实评价是“狡猾、多疑、恶毒、专横，而且还冷酷无情”[6]。平琼家族的累累罪行，把人性之恶演绎得淋漓尽致。在他们伪善的外表下，我们看到的是人性中潜藏着的或彰显着的恶。

（二）社会之罪

作品中莫尔家族和平琼家族的矛盾本身是平民阶级和贵族阶级的矛盾，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深刻而尖锐的阶级矛盾。在独立和反独立的那些年代里，“贵族阶级敢于专横跋扈，而贫苦民众感受欺凌”[6]。连平琼家族中落魄的老处女赫普兹芭也“内心珍藏着可笑的门第观念”[6]；而纯真的小菲比则认为，“阶级的尊严和地位的高尚全都是些虚幻的影子，人们崇尚它们，却不了解世界正是因此才被逼上混乱不堪的道路”[6]。整个社会物欲横流，人们拜金意识强烈。霍桑描述了猴子——一个典型的拜金狂形象，并称这里新英格兰人的道德状况在猴子身上得到了逼真的再现。再者，作品还描写了街上的政治游行，“横穿整个城镇，无数双脚的踩踏声和震耳欲聋的呼喊声从一向宁静的七角楼旁经过”[6]。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矛盾何其尖锐。霍桑感叹道：“不靠模拟悲伤来消遣，这世界还不够悲惨吗”[6]？当时的社会状况可见一斑。

（三）科技之罪

霍桑生活的时代，科学技术正发展得如火如荼。但霍桑不去盲从人们对科学普遍兴奋的态度，而是有自己理性的思考和担忧。火车被描述为“蒸汽魔鬼”[6]；“催眠术”被称为一种神秘的妖术。再者，作品中写到的银版照相术，是由法国巴黎首席布景画家达盖尔于1839年发明的。在《七角楼》创作的1851年，这种技术仍比较先进。但在霍桑眼里，这些称之为科技的东西的异曲同工之处，就是与社会改革相关。霍桑是不赞成激进的社会改良的，他认为社会改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要人性中的恶存在，社会上就会有种种恶的蔓延。作家笔下的霍尔格雷渥既是改革家，又是催眠师，还是银版照相师，他在催眠术中掌控着“操纵和奴役的力量”，他在银版照相术中隐含着“意欲改写现实，影响历史进程的信心”[8]。在霍桑这位保守思想的人看来，19世纪新型的科技，破坏了外在世界的宁静和人们内心世界的和谐，无疑是一种罪恶。也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人类最完美的努力所能实现的不过是一场梦，只有上帝才是现实的唯一创造者”[6]。霍尔格雷渥最终由一位社会改革家成为一名保守主义者，其角色的转换也隐射着霍桑对社会改革、科技进步的愿望。

三、惩罚：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霍桑看来，社会上的种种罪恶都是人性罪恶的延伸和蔓延。上帝通过人类良心的谴责和大自然的威力彰显着自身的秘密。良心不是我们内在固有的，而是上帝对人不断的引导，是天人合一的产物。大自然是“神所安排的秩序”[9]，上帝统治着自然。

平琼家族的罪行让一代一代人承受着良心的不安。“老马修·莫尔从他那一代一直追到好几代以后，沿路将他沉重的脚步踏在每一个平琼家人的良心之上”[6]。平琼家族的一位老鳏夫因断言“马修·莫尔即便不是被冤狱夺去生命，也必定是被以丑恶的手段抢劫了家园”，因而“良心未泯的鼻孔照样能够嗅出上面的血腥气味”[6]；平琼法官地位显赫，大有乃祖之风，可还是显出某种不安的神色。上帝通过人类良心的谴责来彰显惩戒的力量。平琼家族罪行累累，最终咎由自取。自平琼上校在七角楼落成典礼上暴死以来，家族中接连二三有人以同样的方式丧命，包括这位家族的荣耀者——平琼法官。更可悲的是，法官唯一的儿子也客死他乡，这个家族让“全能的上帝和他们作对”[6]。平琼家族骄傲、贪婪、凶残，累累罪行，致使一代一代的后人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乃至丧命的厄运。

对于社会上的种种丑恶，霍桑则看做是人性之恶的延续和蔓延。社会中的等级制度，拜金主义等其实奴役了人的本性，导致了人的异化，同时也给人带来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贵族阶级高高在上、盛气凌人，杰维斯·平琼刻意冷落木匠摩尔托马斯·莫尔，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处在莫尔这种地位的人会要求他以礼相待，也没有想到过这种人会为此责怪他”[6]。为了追求东部大片土地的所有权，他不惜出卖自己心爱的漂亮女儿爱丽丝·平琼。这位骄傲的美丽女子饱尝了其祖辈的罪恶行为在遥远的未来产生的罪恶的果实，最终成为她父亲欲望的牺牲品，她在灵魂受到莫尔的百般羞辱之后死了。平琼家族子嗣为了占有财产，兄弟相残，结果一方承受了三十年的牢狱之灾，精神崩溃，离群索居；一方暴死，死无子嗣。他们都无法摆脱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而对于科技的进步，霍桑借克利福德的评论告诉人们，如火车头这种得到奇妙革新，而且还在继续革新的设施最终将把人们带回游牧状态中去。机器的嘶嘶声“刺耳得如同撒旦及其喽啰在地狱中的喧嚣”[6]。机器的发明，科技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焦虑和不安。打破了人们宁静的游牧生活，破坏了昔日的和谐。作为一位保守主义者，霍桑更向往和谐有序的自然乐园，所以这种对人类生态的破坏激起了作者心中的焦虑是自然的事。同样，19世纪的催眠术、银版照相术这些象征着操纵、奴役的力量，也给人带来精神和肉体的折磨，爱丽丝·平琼就是莫尔催眠术的直接受害者，她死于无情的摧残和羞辱。这些操纵、奴役、影响历史进程的力量，既破坏了外部世界的宁静，也打破了人们内心世界的和谐。

人性之罪，社会之罪，科技之罪是作品中描述到的三宗罪，这些罪行都遭到了应得的惩罚。然而，批评大师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最严厉的惩罚不是施加于肉体上的，而是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望的惩罚[10]。霍桑笔下的一些人物，在承受了无数颠沛流离漂泊生活中的疲惫和困顿，特别是在承受了更多的精神和心灵的放逐之后，最终回归善与爱。

四、救赎：善与爱的回归

上帝的博爱、宽容和救赎的精神常在西方文学中体现。同样，霍桑笔下的一些人物最终获得了救赎，回归充满善与爱的乐园。但他们的命运常常是自己行为和选择的结果：霍尔格雷渥，承受了精神和心灵的放逐后，最终放下了家族仇恨，向着善与爱回归。他拒绝催眠菲比，尽管他“一度非常好动，充满冒险精神……而且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也没有什么念头比决定一个姑娘的命运更加富有诱惑力”[6]。他选择了善，达到了灵魂的救赎。小菲比则是一位充满爱与善的年轻女性，正是这种爱与善化解了两个家族的仇恨，解除了魔咒，也让周围的人因其爱而获得救赎。平琼家族两位因离群索居而痛苦不堪的老人——赫普兹芭和克利福德，在菲比爱和善的感染下，摒弃了孤独的生活，愉快地去和一对年轻人享受天伦之乐，进入了人类生活的海洋中。离群索居从来不是加尔文主义的特征，脱离社会本身是一种罪，正是菲比的爱与善令罪恶消解，人性回归。同时，菲比和霍尔格雷渥的婚姻也结束了两个家族“谬误和复仇的漫长戏剧”[6]。平琼法官的暴死，两个家族的联姻，让莫尔家族失去的乐园得以回归，作品以一幅新的伊甸园画面展现了一个完满的结局。

在《七角楼》中霍桑谈到：“罗曼史——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理应严守规律的同时，难免由于偏离人类心灵的真理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孽——却又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自己选定或创造的环境中的真谛。”[11]然而，一切的罪恶和黑暗经过内心的忏悔和心灵的洗涤，最终必然回归于人性的善与爱。兰德尔·斯图亚特指出，“霍桑探究了人类思想和精神最深处的真实情况，他所表达的意思带着对将来岁月的预测，具备一定的永恒性”[1]。无论从哪个角度去描绘，他笔下的生活总是一幅和谐的画卷[5]。毕竟，对充满爱与善的乐园的向往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参考文献：

[1]（美）兰德尔·斯图尔特.霍桑传[M].赵庆庆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117，2，6，61，250.

[2]Crowley， J. Donald， ed.， Nathaniel Hawthorne: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70:191.

[3]弗莱，诺斯洛普.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郝振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0.

[4]Schaer， Roland.Ed.Utopia.NewYork: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2000:38.

[5]Wright， Sarah Bird.CriticalCompanion to Nathaniel Hawthorne:A Literary.Reference to his Life and Work [M].New York:Facts On File，Inc.2007:127，299.

[6]（美）霍桑著.红字 /凶宅七角楼[M].熊玉鹏，贾文浩，贾文渊译.北京：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235，178，278，253，193，240，285，294，308，325，189，191，211，336，309，351-352，437.

[7]武金红.圣经视域下的《七角楼》——作品中的圣经人物原型[J].高教学刊，2015，（24）：250.

[8]尚小进.改革时代与田园牧歌——谈历史语境中的《七个尖角阁的宅子》[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135.

[9][法]加尔文著.基督教要义[M].钱曜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3.

[10][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7.

[11]霍桑.霍桑小说全集 3[M].胡允恒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