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妙瑜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近代中国生育节制观念来源于西方，主要强调利用科学的节育方法对人口数量增长进行控制，减少由于人口过剩带来的社会负担，从而有利于社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强盛。1920年代是生育节制观念第一次在中国引起知识界、舆论界广泛讨论的时期，这一时期，一些以“产儿制限”、“生育节制”、“节制生育”、“生产制限”等词语为中心的文章中表达了时人关于生育节制的看法，同时也将生育节制与妇女解放联系在了一起。

一、1920年代生育节制观念形成的背景

192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中国知识界深受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的影响，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吸收西方理念，关注中国社会问题，并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进行反思与批判，产生了各种新观念、新思潮。受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影响，有人提出中国人口过剩，资源与人口数量的不匹配造成了社会贫困和动乱，中国应通过生育节制来解决贫困和人口素质的问题。

1922年美国生育节制运动倡导者珊格尔夫人①珊格尔夫人：Margaret Sanger，（1879-1966），美国节育运动先驱，又译山格夫人，桑格夫人。第一次来华将其生育节制理念带到中国，引起当时知识界关于节育问题的讨论，一些报刊还专门出版了生育节制问题专号，如《妇女杂志》“产儿制限号”，《妇女评论》“生育节制问题号”等，形成了一个有关生育节制问题的讨论高潮。在珊格尔夫人走后，2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对于生育节制问题仍进行着深入的思考和广泛的讨论与实践。

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192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迎来了一个高潮。受此影响，以及妇女与“生育”的天然联系，也推动了生育节制观念的发展以及生育节制与妇女解放关系的讨论。这一时期传媒业的发展，也为生育节制观念的讨论和宣传提供了一个舆论场。

二、生育节制观念的主要内容

1920年代关于生育节制的讨论除对国外生育节制理念的大量翻译外，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生育节制观念的介绍

1920年代知识界提出的生育节制主要引用西方的生育节制观念，提出用科学的方法防止妊娠，进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同时他们指出旧有节育方法，“俗间多不防在妊娠之先，多是防在妊娠之后”[1]。而生育节制是防在妊娠之前，即避妊，是“从那防在妊娠之后的残酷方法进化而来”[1]。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存在堕胎弃婴等方法，说明个人、家庭及社会有限制人口的需求，但是其手段对母体有损伤且不道德，不如采用科学的手段进行节制生育。以此充分展示生育节制观念的合理性。

（二）对反对生育节制言论的反驳

反对生育节制的观点有三类，第一类宗教者因宗教教义而反对。支持者们认为“是特殊的信仰，乃是无须批判的”[1]。第二类从传统道德角度出发，认为“除以生育为目的而有性的交际，便是纵欲无度，便是禽兽之行”[1]，会导致社会道德沦丧，与性相关的问题应在公共场合消失。针对此类，支持者们试图将性与生育、婚姻与生育分离，淡化生育在婚姻中的地位，认为“婚姻的结果，或有生育。生育是婚姻下可能有的现象然而不是婚姻的因子”[2]。并且将生育节制观念与新型婚恋观结合在一起，极力强调恋爱在婚姻中的重要性，认为“有恋爱的结婚，才是道德的。否则无论你手续怎样正当，法律怎样完备，是不道德的！”[3]但就恋爱与生育在婚姻中所占比重的问题，时人看法不尽相同。陈望道认为生育和恋爱一样重要，“人间底性的交际却有两种目的，就是生殖与恋爱”[4]，“若在人类，此外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素。便是和生育一样重要的恋爱”[1]。而陈德征更看重恋爱，认为“纯然以恋爱为因子的婚姻，是社会的一种福祉”[2]。第三类从民族国家发展角度出发，认为“如果实行产儿制限，人口必将减少，种族及国家将因此衰弱以至灭亡”[5]。针对此类反对，支持者认为“即使从种族的强盛说，也不在乎数量的多寡，而在乎质地的优良”[5]。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他们从善种说角度分析，生育节制可以“改良未来的种族，提高文化的程度，消除饥饿，灾荒，战争，疾病，瘟疫的祸殃…以至消弭战争，改造社会”[5]，从而在世界各国的竞争中提高竞争力。同时，支持者们还提出实行生育节制，会使个体家庭经济负担减少，妇女身心得以解放，儿童成长环境得到改善，进而改良民族整体质量。

（三）宣传科学的避孕法

相较于生育节制理念的宣传，关于真正实用的、医学上的科学避孕法文章较少。医学士胡定安在《妇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简单的科学避孕法的科普文，文中不仅列出几种避妊方法，还介绍应行避妊方法的几种疾病的患者及母体情况。其中除却能看到对妇女身体的保护之外，还体现出了优生和善种的理念，足以见得提高人口质量是生育节制的目标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目标。此外，支持者们对于节欲和禁欲的节制生育方法持反对态度，“男女间的性欲，本是很难灭除的，所以决不能因了要限制生育，就勉强禁绝性欲”[6]。从实效性分析，认为节欲也仍有可能受孕，“在实际上，断难收得限制人口的效果的”[7]。

三、生育节制与妇女解放

由于妇女与生育天然不可分割的关系，时人也将生育节制与妇女解放问题联系在一起。1920年代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发展时期，妇女解放者们追求妇女受教育权、就业权与参政权时注意到，“中国妇女，向来没有获得知识和服务社会的机会，只是伏居家中，营她的‘产儿机器’的技能……惟尽量生殖，以为她一生的责任，（其实她们要想不这样，也是没法）”[8]。作为“产儿机器”、难以逃脱繁重的育儿任务的妇女对自身没有绝对的自主权，难以走向社会，争取自己的各项权利。因此支持者在宣传生育节制理念的时候，充分注意到在传统的生育观念下，繁密的生育会损害妇女的身体，不利于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实现妇女作为个体的价值，进而提出将生育自主权交还给妇女，使妇女从家庭中走出来，做一个社会的自由人。

（一）生育节制与母体健康

时人早已意识到无节制的生育，以及不科学的堕胎方法对于母体的损害甚大。旧时生产条件恶劣，民间形容妇女生产子女便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真是“婚嫁时算命批八字，生育前也算命批八字。死了说气数，活着讲运命”[9]。《妇女杂志》的一篇读者来信以亲历者的身份说出了自己在生产与育儿方面的经验与感受，“我这几年来所痛苦着的就是觉得自己像一架生育的机器，永远没有休息。……啊，为了面前这一堆小儿女，我的精神上和肉体上不知受过多少的苦痛呢！”[10]此外，若妇女因不愿生育而堕胎，更是有损健康，而且她们在妊娠期、哺乳期仍旧担负着持家的责任。因此生育节制的实行有利于妇女身体健康，推动妇女身体解放。但值得一提的是，这时的生育节制支持者还从优生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母体健康能够生育更健康的儿女，更好地承担“母亲”这一角色，为子女提供周全的照顾和更好的成长环境，有利于整个种族素质的提高。由此可知，他们仍将妇女与母亲这一角色联系在一起，认为“母性”认为是妇女的天性。

（二）生育节制与母性自决

对于妇女来说，实行生育节制更重要的是将生育的决定权交还到妇女手中。传统社会认为，生育子嗣是整个家族的事情，婚姻的主要目的是生育，为家族绵延后代是小家庭的责任，更是妇女的责任，若妇女在一定岁数时仍无子，则犯“七出”之一被遗弃。时人试图打破强调生育是妇女的义务、忽略妇女在生育问题上应有权利的传统观念，将是否拥有生育自主权与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即所谓的“母性自决”。他们写道：“我们便必须承认了女性两个幸福的解放的基础。其一，是‘恋爱自由’；别一，就是‘母性自决’”；“我们如果要图谋完全的妇女解放……一方面尤须使女子有母性的选择权”[5]。

“母性自决”即母亲拥有选择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生育几个孩子的权利，“对于让几个人来做自己底儿女的事，女性也必然可以自己底意志决定，这便是‘母性自决’”[9]，“女子的义务，并不是专为生子女，而且愿生与不生，伊也当有自由，不得强迫”[11]。“母性自决”是将妇女身体归还妇女自己的一种观念，她们不用再做隶属于家庭的“生殖机器”，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身体。同时，这一观念的出现有利于妇女自身思想的解放，使她们以及其他人意识到，妇女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并不需要依附于他人及家庭。无竟在《产儿制限之史的考察》一文中甚至提出了“妇性的精神”，即妇女希求成为“自由”的自己，比母性自决更具有解放性，忽略妇女被赋予的“母性”，强调妇女的个体性和主体性。笔者认为，若从妇女解放的整个历程来看，“母性自决”是继禁缠足之后的又一次妇女身体解放高潮，这一观念出现比禁缠足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将妇女从因具有生育功能而拥有的“母亲”这一角色抽离出来，使其成为一个能够在生育儿女之外和家庭之外，仍拥有自我价值的个体。

（三）生育节制与女性独立

在传统社会性别分工中，妇女的职能是生育子女与持家，其活动范围被局限在家庭内部。时人认为若妇女不从无休止的、不能自我掌控的生育中解脱出来，就难以获得受教育权、就业权、参政权，进而实现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男女平等的妇女解放目标。瑟庐在文中反问道：“我国的妇女，真可说是低微已极了。……试问，像这样的毕生鞠躬尽瘁，专做那生育儿女的机器，还有受教育的机会，服务社会的余裕，经济独立的可能吗？”[5]从客观角度讲，实行生育节制之后，每个家庭中的孩子数量减少，妇女少了生理上生育的负担和养育过多子女的牵累，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自由进入社会空间，从事社会活动，成为一个自由的“社会人”。从妇女心理方面考虑，在生育节制观念的影响下，使其意识到除却生育，她们还可以拥有同男子一样的社会活动权利，以此鼓励她们改变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观念，敢于走上社会，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不过，随后的三四十年代，便有人提出生育节制对于妇女解放的作用并不大，周建人认为生育节制在妇女解放中占一小部分，李剑华也指出“妇女只有能够参加管制自己的国家，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仅仅能够管制自己的生育机能，决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12]。不过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主要由于各个时代主题、社会主题不同，妇女解放进程不同，妇女解放任务有所变化而引起。

虽然生育节制观念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众多新思潮与思想流派中最受人关注、影响最广泛的观念，当时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也未全面改变生育陋俗。但从中国生育观念史的角度看，1920年代的生育节制观念受西方影响，在支持者们的一次次讨论和论争中，逐渐与中国本土情况结合形成这一时期的一种生育观念。这一时期的生育节制观念对传统生育观念的反思与批判，提出的现有人口问题以及生育节制的理由、方法等，对于后来中国的生育观念发展以及人口政策制定有一定影响。生育观念不只是关乎生育本身，其背后是各种思想的浓缩，若将这一时期生育节制观念纳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其中建立新型的婚恋观、贞操观、及男女平等的性道德，都对旧道德观的破除和新道德观的建立产生了影响，对妇女解放，以及对妇女与家庭、妇女与社会关系提出了新的思考。生育节制观念中提到的节制生育有利于妇女身体健康，提倡母性自决等与妇女相关的内容，推动了妇女身体继禁缠足之后的再度解放，引发了更多妇女解放者关于母亲职责与妇女解放的思考。

参考文献：

[1]陈望道.生育节制问题[M]//陈望道.恋爱·婚姻·女权：陈望道妇女问题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2]陈德征.婚姻和生育[J].妇女杂志，1922，8（6）:84-89.

[3]吴觉农.近代的贞操观[J].妇女杂志，1922，8（12）:6.

[4]陈望道.婚姻问题与人口问题[M]//陈望道.恋爱·婚姻·女权：陈望道妇女问题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5]瑟庐.产儿制限与中国[J].妇女杂志，1922，8（6）:10-14.

[6]胡定安，医学上的产儿制限观[J].妇女杂志，1922，8（6）:111-112.

[7]通信:产儿制限与节欲[J].妇女杂志，1922，8（8）:117-118.

[8]梓生，珊格尔夫人东来的影响[J].妇女杂志，1922，8（6）:34-36.

[9]陈望道.生育节制运动的感发[M]//陈望道.恋爱·婚姻·女权：陈望道妇女问题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10]黄秀芬.通信：生育的及其要做到几时为止呢[J].妇女杂志，1931，17（1）:221-223.

[11]陈望道.妇女问题[M]//陈望道.恋爱·婚姻·女权：陈望道妇女问题论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12]李剑华.论节制生育问题——为纪念三八妇女节而作[J].现代妇女，1949，13（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