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平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1868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蔡元培与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在科举道路上前行。蔡先生二十三岁中举，二十四岁列贡士，二十六岁进士，二十八岁升任翰林院编修。甲午战后，他潜心研究西学，并于1898年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其所学涵盖哲学、文学、文明史、教育学、心理学、美学，对冯特的心理学、福恺尔的哲学、司马罗的美术史等有着广泛的兴趣。这些，为他之后执掌和改革北大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建立，蔡元培于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持教育事业。1916年底远在法国的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此后，蔡先生锐意改革，使得北大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渊源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赵庆元在《蔡元培传》一书中对蔡先生任北大校长的始终给予了系统的阐述。陈平原在《追忆蔡元培》的书中对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予以充分的肯定，对蔡对中国大学的改革地位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此外，李春萍在《“春风化雨”：蔡元培与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一文中对蔡元培对现代大学建立所需要的制度、理念等方面的贡献进行了透彻的论述。耿云志在《蔡元培的领袖风范与君子人格》中更是对蔡先生的人格给予了高度评价。但学术界对蔡先生在北大改革的艰难过程没有系统的论述，对蔡先生改革北大的举措对当时中国的大学教育制度的冲击和对此后大学教育发展的影响也缺乏深入的研究，拙文试图对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及对中国大学教育的影响予以进一步探讨。

一、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一九一六年底，北京大总统黎元洪、总理段祺瑞、教育总长范源廉具名邀请远在法国的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北京政府发布通告：“为通告事。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大总统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此令。”[1]

至此为止，蔡元培正式就职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这种官办性质导致了北大具有严重的官僚主义色彩，正如蔡先生后来回忆的：“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2]北京大学“师承”了京师大学堂的官僚风气，所以，自1912年开始，“北京大学校长就如‘走马灯’似的更换，而这又加剧了学习制度的混乱，加快了学校教员和学生的堕落，加深了学习的官僚积习。”[3]自蔡元培任职北大之日起，这种状况就是蔡元培必须面对并加以改革的难题。

为此，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提出了三点忠告：“一、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砥砺德行：以身作则，力矫颓俗。三、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1]再，两点计划：“一、改良讲义。二、添购书籍。”[1]这三点忠告直击北大的要害，两点计划也是北大的当务之急。可以说，这个演说也是后来蔡元培改革的纲领，也是后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的滥觞。

二、对北京大学进行全面整顿

（一）革新学生观念

改革往往以思想层面为先导，只有思想层面的改革才可能有实践层面的改革。面对北大学风日下、官僚充斥的局面，蔡元培在就职演说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必须树立学者的风范，学生的目的是为求学而不是升官发财。

1917年2月，蔡元培在《对大公报记者谈话》中再次阐述：“大学生向来最大之误解，即系错认大学为科举进阶之变象，故现在首当矫正者即是此弊，务使学生了解于大学乃研究学生之机关，进大学者乃为终其身于讲学事业”。[1]蔡先生的这些观点正是北大学生的弊端所在，同时也指出了教育的宗旨的所在，如黑暗中的明灯一样指引了那些渴望改变国家命运却苦于没有救国良方的大学生。正是这些新颖的、正确的言论给北大学生以“当头一棒”，使他们明白了学习的目的在于研究学术而不是升官发财，对树立良好的学风、校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蔡先生在一系列的演讲、学校公告、学术交流中反复阐述这一观点，对革新学生的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充实教师队伍

蔡元培就职北大后，就面临着教师队伍的改革。当时的北大教员中，具有封建思想的守旧人物占据了支配地位，在学术上、思想上因循守旧、毫无生气[1]。为此，蔡元培强调“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使得“新”与“旧”同时并存于北大。

“新”派中蔡元培积极引进具有专业素养、思想开放、知识完备的留学生，让他们为北大提供新鲜的血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蔡元培任命《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据蔡先生自己回忆对陈独秀的印象：“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陈仲甫一个人又坚持了好几个月’。”[1]这样的第一印象就使得蔡先生对陈独秀的“毅力和责任心”是佩服的。后在陈独秀的极力推荐下，当时已经享有盛誉的留美学生胡适之也从美国归来，任英文系主任。

此外，“聘请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人”[5]。这些新式人才的引进，为北大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不仅有他们先进、新颖的思想，还有他们西装革履的西式生活方式同样是北大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旧”派人物在则坚持以传统的孔孟哲学来培养学生，其中以刘师培、黄侃、黄节、陈汉章和怪杰辜鸿铭为代表。辜鸿铭教授英文和古典西方语言的能力是出类拔萃的，所以蔡先生不顾其政治立场保守，坚决予以重用。在蔡先生看来：“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2]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蔡先生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但是，北大的这种新旧并存的状态引来了许多人的怀疑和质问。其中林琴南的反对最为著名，他在给蔡先生的信中这样说道：“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为教授矣”。[6]林琴南是当时极负盛名的古文家，他的观点代表当时几乎所有“旧”派的观点。他对北大的新文学批评是极其严厉的，认为白话文如“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面对这样的质疑，蔡先生据理力争，为新文学正声，他这样回复林的质疑：“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偱‘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活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6]蔡先生这样的反驳，给那些质疑致以一击，也给支持者以极大的鼓舞。就这样，新旧得以同时并存于北大校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

（三）调整学科体系

蔡元培自到任校长职务后，随即发现所接手的大学仅为一具制度空壳，“大学号有五科，而每科所设，少者或止一门，多者亦不过三门。欲以有限之经费，博多科之体面，其流弊必至如此”。[7]这样的科目体系是不可能形成一套完备的教育管理体系，也不可能培育出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合格学生，更不可能造就一所合格的大学。北京大学已经到了不改不足以自立的地步，蔡先生对此洞若观火，决心加以改革。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这是由于蔡元培入住北大的同时，也带来了陈独秀、胡适之等一批新派人物，这就为改革提供有力的基本力量。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来校后，在讲义、器材等方面也作出改革。

1918年1月27日，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蔡先生在《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中提出大学改制的具体方案：“一、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名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二、大学均分为三级：一：预科一年，二：本科三年，三：研究科二年，凡六年。”[1]蔡先生的改革方案使得学术更加的专业化，文理二科在大学的专设和法医农工商五科的独立直接导致了大学学术水平的专业化，大学真成为“研究高深学问”之地。蔡的提议，在教育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此外，教育年限的规范化，也使得中国的大学学制与国际水平接轨。

学制和科目的改革促进了教学的健康进行，也奠定了北大教育的长效发展。文理科得到了充实，各科独立之后也使得所学专业更加适应社会的需要。

（四）采行选科制度

北京大学创设时，仅有仕学、师范两馆，专为应用起见。其后屡屡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经学、政法、文学、格致、造科、农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国建立之后，为了与世界教育水平接轨，北大接连增设各种学科，这使得求学者必须具备“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在学习众科的同时，必须要求各科及格，才能同学学习考察。这就使得那些对此科有特长，对彼科无兴趣的同学，不得不数次留级，久而久之，对本来擅长的学科也变得乏味、无趣。这样的“全面”上课制度，无疑对那些有所特长的同学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蔡先生执掌北大后，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教员中不合格者予以裁汰，而对有真才实学者礼遇有加、委以重任。这一时期留学生纷纷任教于北大，留欧、留美着甚多，其中以留美博士胡适之最为著名。这些留学欧美的学者在国外受到了优质的教育，同时也特别推崇美国的选科制度，于是纷纷建言校长蔡元培实行选科制。蔡先生本身又是留学德国的杰出人才，自然推崇外国的教学体制，所以就欣然接受。在改年级制为选科制时蔡先生说道：“世界有进化的原则，有天才者尤当利用之以为先导；此后新教育，必将渐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又如美国普通学校之大组织与二重学年制，亦渐近选科制，而可以采用者也”。[2]选科制的实行，极大地促进了“学有专攻”型学生的发展，为我国各方面的建设培养了合格而优秀的人才。

（五）推进学术交流

任何国家的文化、学术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就使得交流变得必要，因为只有通过交流才“补己之短学彼之长”。蔡先生早年接受中国悠久的儒家文化熏陶达三十年之久，深得儒家文化的精髓，对“中庸”、“仁义”等优秀思想推崇备至。及中年时期在救国信念的推动下，留学德国先后达六年之久，故而切身体会到异域文化的先进和文明的进步。这样的经历使得蔡先生对中西文化的调和与交流有一种似乎本能的责任感，难怪顾颉刚说蔡元培“满心想把法、德两国的大学学风移到中国来”。

1920年，湖南学生杨端、周鲠生等乘杜威留京、罗素来华的机会，发起长沙演讲会。北京各高校的著名教授都被邀演讲，蔡先生也在应邀之列。蔡先生演讲的主要内容为美学，演讲的题目有：“《美术的价值》、《美学的进化》、《何谓文化》、《美化的都市》等文”[8]。1921年在李石曾的推动下，蔡先生被派往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蔡先生分别考察了法国、荷兰、美国等国。并在美檀香山参加太平洋教育会议，阐述中国的教育状况和中国教育面向世界的心态。他还参观了几十所大学，其中不少是世界著名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其中，“德国的‘哲学美学’传统对蔡元培的影响较大”[9]。参观中，他对大学奖学金补助、学制特点、学生来源、毕业论文写作、经费来源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考察。回国后，结合北大自身的实际特点，对教育事业又进一步加以完善。蔡先生在推动学术交流的同时，也在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予以积极的推动。

蔡元培先生不仅主张把中国的文化推向世界，还对教育本身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主张教育应当不分性别、不分种族，所以他是中国第一个实行男女同校的校长，这对打破教育的性别歧视具有重大的意义。1922年他在《教育独立议》一文中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教育应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2]教育独立的主张不仅是中国当时复杂环境下的一种诉求，也是近现代中国教育长足发展的追求，同样也是世界教育健康发展的渴求。只有教育的独立，才有学术发展的独立，这样学术才能长足进步。此外，蔡先生的教育独立，也影射有民族教育独立的意义所在。这样，教育才能独立的发展，平等的交流。

三、对大学教育的长远影响

（一）办学方针

执掌北京大学后，蔡元培借鉴西方大学的办学经验和中国古代儒家的思想，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让各种学术思想在北大并存。蔡先生认为：“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罗众家之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曾于《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详言之：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2]正是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蔡先生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是蔡先生改革北大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国大学发展的宝贵的思想源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既奠定了北大的基本传统，也开创了一条学术繁荣人才涌现的康庄大道，他的这种理念至今还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二）教授治校

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从来都不是为了权力而去，所以他的每一次辞职都是坦然的、自由的。他担任校长的职务，但从不一人独大。蔡先生任命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等人任教员；理科由李仲揆、丁巽甫、王抚臣等担任。蔡先生对他们信任有加、委以重任。正因为如此，陈独秀可以将《新青年》杂志移植北大，马克思主义思想才得以广泛传播，思想界为之一新。这是蔡先生教授治校思想的反应。

蔡先生教授治校与其个人的品质也有重要的关系。耿云志在文章中说：“蔡先生处乱世而不辱，出污泥而不染；以高远的理想，博大的胸怀，勤奋的工作，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伟大人格的典范。”[10]吴稚晖也认为蔡先生：“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蔡先生在1919年6月15日发表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中说道：“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1]21日，蔡元培回家，“蒋梦麟等北大教职工代表，来绍兴邀返校”[11]，蔡坚辞。我们可以看出思想自由是蔡先生的办学方针，也是蔡先生的学术信仰，蔡先生终身信仰之。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使得北大改革盛极一时，也使得北大与蔡先生有了割不断的联系，蔡先生的人格品质“长留”北大。

四、结语

在近代中国人物中，论人格品质、学术素养、社会地位、生前身后蔡元培当为第一人。毛泽东曾称赞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这样崇高的评价在中国近代史上可以说是唯一的。

吴稚晖曾说过：“蔡先生一生抱定的大志愿，就是为国家造就大学问家来”。[12]梁漱溟说：“蔡先生‘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左援右引，盛极一时’。”[13]蔡元培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长达二十多年，深谙“中庸”之道；加上他留学欧洲十一年，对欧美教育理念也是了然于心；这样的“中西合璧”、“学贯中西”使得他是改革北大的不二人选。入住北大后，蔡先生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方针，全面整顿北京大学，使得北京大学在教学理念、学科发展、管理制度等方面进入现代化。由于北大在中国大学中的重要地位，使得改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大学教育的发展，蔡先生居功至伟。

参考文献：

[1]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三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7，8-10，36，89，230，500，632.

[2]崔志海.蔡元培自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103，105—106，112，131，121，137.

[3]冯用军.蔡元培北大改革理念新诠释及其现代价值[J].高校教育管理.2010，（6）:27.

[4]叶隽.北大立新与新青年之会聚北平—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的新文化场域优势及其留学背景[J].清华大学学报.2016，（3）:72.

[5]赵庆元.蔡元培传[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120-121.

[6]张荣国.蔡元培自述[M].北京：中华书局，2015：19，26.

[7]李春萍.“春风化雨”:蔡元培与中国现代大学制度[J].高等教育研究.2010，（2）:85.

[8]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06-307.

[9]丁石孙.蔡元培研究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7-28.

[10]耿云志.蔡元培的领袖风范与君子人格[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40.

[11]王世儒.蔡元培日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24.

[12]重庆中央日报[N].1944年1月11日.

[13]陈平原.追忆蔡元培[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1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