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

一、引言

综合报告是近年来以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mmittee，简称IIRC）为首的国际机构力推的一种新型企业对外信息披露方式，它主张以公司战略为核心，整合企业的各种财务性信息（如财务报告）和非财务性信息（如商业模式、社会责任、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内部控制等），以单一报告的方式，简洁和系统地阐明企业在外部环境条件约束下的治理、战略、绩效和前景，以及企业如何在长期、中期和短期内创造价值（乔元芳，2013）。IIRC已于2013年12月正式发布了国际通用的综合报告框架——IIRC框架，其是在征询了全球大量企业、政府机构、投资者以及专家学者等利益相关者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企业能够参照该框架对外进行综合报告，将能极大地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并改善与它们的关系，促进企业快速发展。国内外已有多名专家预测，在不久的将来，综合报告极有可能取代传统的财务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等，成为企业对外信息披露的主要形式。

我国财政部在2016年10月发布的《会计改革与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指出，我国要积极进行综合报告研究，持续研究综合报告在我国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同时鼓励企业自行进行创新性编制。2016年11月～2017年10月，财政部已经连续发布了四期《综合报告研究简报》，对IIRC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应用综合报告的情况，以及我国内地和香港企业编制社会责任相关报告的现状进行了重点介绍，力图为我国编制和实施综合报告提供更多的经验。

“综合报告”理念首次由IIRC于2010年8月提出，由于提出时间较短，目前世界范围内专门针对综合报告的学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属于学术前沿领域。本文将对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综合报告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国内综合报告研究

（一）综合报告规范研究

自“综合报告”理念被引入我国以来，学者们对综合报告的研究多以规范研究为主，而实证研究极少。财政部会计司杨敏等于2012年9月在《会计研究》上发表署名文章《综合报告国际发展动态及我国应对举措》，阐述了综合报告的提出背景和国际发展动态，从国家政策、现实困难等角度分析了综合报告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同时，针对我国环境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等非财务性报告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在我国发展综合报告的一系列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密切关注国际最新动态，加强对综合报告理论的研究；对我国综合报告有关标准的建设进行研究，完善综合报告的信息披露规则；加大综合报告宣传力度，鼓励企业进行综合报告试编，提高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认同和信心；研究综合报告的审计认证事项，为综合报告提供客观、合理认证；加强对综合报告的监管，提高综合报告信息披露的有效性。

在综合报告框架构建的指导原则和内容要素等方面，我国学者做了诸多理论探讨。汪祥耀、潘莹（2012）对综合报告的发展前景做了SWOT分析，提出了以FESG（财务、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四维信息作为综合报告的基本内容的设想。蔡海静（2012）在回顾了综合报告的发展历程后，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诠释了综合报告与企业价值以及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传导问题。她认为综合报告是企业实施的一种“整合战略”，是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沟通的桥梁，是体现价值创造与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最佳报告模式，也是对外进行信息交流的有效手段。之后，蔡海静（2014）就我国企业综合报告制度建设与实践前景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相应地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措施。她指出我国综合报告制度建设应当从编制综合报告信息披露指引、协调和统一综合报告法规、构建综合报告监管体系等几个方面入手。王淑臣（2014）以IIRC框架内容要素为导向，将企业风险和机遇、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有机整合，构建了基于风险与机遇整合的可持续发展整合模型Ⅰ和基于风险与机遇识别的可持续发展整合模型Ⅱ。蔡海静、王璐（2016）又基于对综合报告目标使用者及其有用性的争议，运用IIRC提出的六项资本作为综合报告的披露框架，提出了综合报告在构建和应用中的相关建议。他们认为，企业应更加注重各项资本的投入和产出过程，并应当将资本和战略相关联，从战略层面设置目标来衡量各项资本的运用状况。

徐全华（2013）则另辟蹊径，从伦理观的角度对综合报告进行了诠释，并对会计伦理教育的创新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他认为，未来会计伦理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有必要进行重新设计，不仅要关注财务信息的伦理问题，还要关注环境、社会等非财务信息的伦理问题。此外，何玉润、闫丽娟（2014）从财务信息披露的目标理论（包括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出发，对综合报告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与利益相关者理念紧密相连的决策有用观应该作为综合报告的理论基础，即综合报告应尽量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并为他们进行决策提供有益的帮助。其他关于综合报告的规范研究大多篇幅较短，内容较为简单，基本都是介绍IIRC框架下综合报告的发展情况，并提出一些应对措施与建议，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二）综合报告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有关综合报告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且均为样本数量较少的实证检验或案例分析类的个案实证研究。大部分研究运用南非、日本等已经实施综合报告国家的上市公司样本，检验综合报告实施的有效性和价值相关性。

蔡海静等（2011）通过问卷调查，运用AHP层次分析法构建了FESG报告框架，并以此作为企业综合报告的基本形式，实证检验了我国沪深A股2006～2010年造纸、采掘和电力行业299家上市公司综合报告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FESG信息整合程度越高，企业报告的质量就越高，企业对外信息沟通就越有效，从而促进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良性互动，提升企业价值，保证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随后，蔡海静、汪祥耀等（2013）以世界上第一个强制性实施综合报告的国家——南非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其2010年强制实施综合报告后的市场反应。该文主要通过分析综合报告实施前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变化，检验实施综合报告对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实施综合报告前，财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已呈现下降趋势，而实施综合报告后，财务信息价值相关性下降趋势有所减缓，综合报告信息显示出更强的决策有用性。换言之，综合报告的实施使得非财务性信息对股价的解释力度提升，弥补了财务信息价值相关性下降的趋势。该文的研究结果间接支持了综合报告的价值相关性，发布综合报告能使股价更全面地反映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李妍锦（2017）利用77家日本上市公司2010～2015年的数据，研究了发布综合报告对企业和利益相关者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发布综合报告能够提升企业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有利于将会计信息的变化反映到股价之中；同时，发布综合报告还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因此，发布综合报告可以降低企业和利益相关者间的信息不对称，应支持企业编制综合报告。此外，刘丽娟（2017）采用案例分析法，以我国唯一一家编制综合报告的企业中电集团为例，详细分析了其运用综合报告的情况，并通过与华电能源的对比研究，论证了综合报告比财务报告更能体现公司完整信息的优势，呼吁我国其他企业借鉴中电集团经验，尝试编制综合报告。

三、国外综合报告研究

目前，国外对综合报告的研究同样以规范研究为主，但实证研究的数量近年来不断增加。随着综合报告基本理论的不断成熟和完善，预计在未来几年，对综合报告基本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将成为综合报告领域研究的主流。

（一）综合报告规范研究

在综合报告理念提出的前两年（2010～2012年），国外研究跟国内颇为相似，主要是对综合报告基础理论和IIRC框架进行介绍，并提出编制综合报告的相关建议。Eccles、Armbrester（2011）指出，综合报告最大的特点是有机整合了企业财务与非财务绩效，目的是更加清晰地展现企业如何为广大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Adams、Simnett（2011）在介绍了综合报告的基本理论与发展进程之后，分析了综合报告在非营利组织实施的可行性，并提出了实施的建议和措施。Richens（2012）认为，综合报告的实质是将企业战略、绩效和发展前景等信息加以整合，并以一定的标准统一对外披露。对于综合报告的实施价值，Charles（2012）指出，可将综合报告视为企业额外的价值，因为综合报告可以促使企业对自身运营模式和财务表现有更清晰的认知。Branwijck（2012）通过分析认为，发布综合报告能有效降低企业沟通成本，企业应将社会责任报告和智力资本报告加以整合，统一以综合报告的形式进行披露。此外，国际上一些顶尖的管理咨询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如普华永道、毕马威，也发布了关于综合报告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主要是分析综合报告在国际上的发展动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未来发展的建议和措施。

2012年以后，针对综合报告的理论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作为IIRC框架的有益补充，Abeysekera（2013）以及Haller、Staden（2014）在现有综合报告理念的指引下提出了由他们自己构建的、对企业更为实用的综合报告模板，为企业在实务工作中更好地编制综合报告提供了指导。Owen（2013）在回顾了综合报告的基本理论和发展历程后，提出了在综合报告时代会计学课程改革的相关建议，为将综合报告纳入会计教学体系之中、进一步推广综合报告提供了参考。Miller（2014）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依据，认为每个企业都处在一个关系网络中，此网络运营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关系网中各部分间的信任程度，综合报告相对于财务报告而言，将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因此正是建立这种信任关系的重要途径。Wulf等（2014）认为，德国的双轨制更有助于企业实施综合报告，通过将综合报告和管理层评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恰当地实施综合报告能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业务流程，有助于实现公司治理目标。此外，Cheng等（2014）、Villiers等（2014）以及Dumay等（2016）对有关综合报告的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未来研究的方向，这些文献均对我国未来的综合报告研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综合报告实证研究

2012年以前，有关综合报告的实证研究极少。只有 Jensen、Berg（2012）以体制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为依据，以世界上309个可持续性发展报告（Sustainability Report）编制最完善的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影响公司实施综合报告的因素，并与那些影响公司发布可持续性发展报告的因素相比较。结果表明，在国家体制层面，影响公司实施综合报告和发布可持续性发展报告的因素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国家对投资者和企业员工权益保护的立法力度、市场导向程度和股权集中度、社会发展水平、一个国家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整体履行水平和国家的传统价值观。一般来说，这些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发挥的作用越大，公司实施综合报告的可能性就越大。

2012年以后，国外对综合报告的实证研究开始逐渐增多，既包括定量实证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也包括定性实证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定量实证研究主要检验影响企业实施综合报告的决定因素和综合报告实施效果。研究发现，影响企业实施综合报告的决定性因素主要包括国家法制体系、国家文化体系、所处行业、公司规模、产业集中度、成长机会等（Frías-Aceituno 等 ，2013；García-Sánchez 等 ，2013；Frías-Aceituno 等，2014）。综合报告实施效果方面，大多数学者研究发现，发布综合报告能够引发积极的市场反应（Barth等，2015；Bernadi、Stark，2015；Martinez，2015；Lee、Yeo，2016）。例如，Barth等（2015）研究表明，综合报告信息披露质量越高，企业的预期现金流量和托宾Q值也越高。Lee、Yeo（2016）运用南非上市公司样本，考察了综合报告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综合报告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企业实施综合报告的平均收益超过了其成本，即实施综合报告可以降低企业的信息处理成本；此外，研究还发现，实施综合报告可以缓解企业与外部资金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Maniora（2017）则对综合报告实施效果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通过对2002～2011年相关企业数据进行配对检验，发现发布综合报告的企业仅仅和未单独发布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报告的企业或将ESG报告嵌入年度报告的企业相比，有良好的实施效果，但与已经单独发布ESG报告的企业相比，并没有显著优势。

同一时期的定性实证研究，大多以体制理论或实践理论作为理论基础，通过案例分析或访谈的方式调查某一企业及其管理层在实施综合报告、将综合报告体制化过程中的行为和表现，并对该企业实施综合报告的有益经验进行总结（Stubbs、Higgins，2014；Lodhia，2014；Beck 等，2015）。例如，Lodhia（2014）以实践理论为基础，运用案例分析法，通过对G银行利益相关者进行访谈和记录，探讨了企业报告向综合报告转变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企业所有制背景是创新报告模式的基础，企业所有者只有充分理解了将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相结合的潜在价值，才能更好地实施综合报告，充分发挥综合报告的整合优势。Velte、Stawinoga（2017）综述了2013年12月IIRC发布综合报告框架之后有关综合报告的实证研究成果，指出了目前综合报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未来综合报告研究提供了相关建议。例如，某些国家综合报告质量不高，仅仅为合规而编制，未实现综合报告决策有用性的根本目标；当前实证研究很少考虑由于企业综合报告实施阶段和管理决定异质性等带来的质量差异问题，导致综合报告经济后果可比性不强。由此，建议IIRC进一步规范国际综合报告框架关键绩效指标，增强信息可比性。

四、国内外综合报告研究评述

迄今为止，综合报告理论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大量学者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体制理论、信号传递理论等论证了综合报告相较于现行多重企业报告并存的优势，并基于不同侧重点构建了综合报告框架，提出了发展综合报告的可行性建议。现有研究成果对于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综合报告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目前，针对综合报告的研究仍然存在某些缺陷。第一，从研究方法上看，当前研究仍以规范研究为主，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针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几乎是空白的；第二，从研究内容上看，当前规范研究基本上是对IIRC框架泛泛而谈，缺少针对某一国家进行适应该国国情的综合报告框架的研究；第三，当前研究在利用计量方法调查影响企业实施综合报告的因素时，主要集中在一些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而忽视了如公司基本特征、公司治理等公司层面的影响因素；第四，当前研究还缺乏对综合报告审计方向的研究，特别是在某一国家构建综合报告审计认证体系的研究；第五，尽管有学者提出会计学课程应该随着综合报告的发展而进行改革和创新，但目前还没有研究涉及有关综合报告专业课程的设计；第六，尽管已有文献指出综合报告应当与当前信息技术发展相结合（如XBRL、云计算、大数据等），但只是一句话带过，尚未有研究真正涉及综合报告信息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五、未来研究展望

（一）发展一个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适应我国国情的综合报告框架

首先，应结合我国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要求对IIRC框架进行分析，探讨IIRC框架在我国的可行性。其次，以分析的结果为基础，并围绕综合报告在我国实施的困难与前景等问题设计问卷，通过问卷调查（Questionnaire Survey）及深入访谈（Interview）的方式去征询企业管理层、投资者、相关专家学者、会计准则制定部门、信息披露监管部门、会计师事务所及管理咨询机构的意见。最后，结合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对IIRC框架进行修改和补充，构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更容易为我国企业所接受的综合报告框架。

（二）构建我国综合报告审计认证体系

审计认证体系需要建立在已有综合报告框架的基础之上。首先，应通过访谈的方式，征询相关专家学者、审计从业者以及信息披露监管机构对综合报告审计认证的意见。然后，结合会计学者的专业知识，构建一个适用于我国企业的审计认证体系，发布征求意见稿以供广大利益相关者进行讨论，进而汇总各方意见，编制综合报告审计相关细则，促进综合报告审计认证业务在我国的发展。

（三）加强有关我国企业综合报告的实证研究

目前有关我国企业综合报告的实证研究极少，因此应当加强综合报告实证研究。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选取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调查它们的对外年度报告与综合报告之间的差距；第二，通过计量的方法实证检验导致这种差距产生的影响因素（Determinants）及其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s），并进一步探讨实施综合报告的价值相关性；第三，选取部分典型企业进行深入案例分析，以进一步了解被调研企业内部管理层、财务人员及其他相关部门员工等对综合报告的态度、意见及建议。同时，还可以通过查阅卷宗、档案的方式，了解企业的背景、文化、管理哲学等对实施综合报告的影响。

（四）综合报告专业课程设计

为促进“综合报告”理念的传播，扩大综合报告的影响力，可以设计一门以会计学为基础，多学科结合的综合报告专业课程。该课程的设计可以通过访问的方式征询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与建议，并与经济管理相关学科的学生展开焦点小组（Focus Group）座谈。根据访问和座谈的结果，如专家学者提出的建议和问题、学生的建议和需求等，结合相关专业知识对课程进行设计。

（五）综合报告信息系统研发

随着综合报告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应当加强对综合报告信息系统的研发。在研发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大数据时代综合报告的特点，并大量征询企业用户的意见，争取开发一套技术先进、用户友好型的信息系统，促进综合报告在我国企业的实施。

（六）组建中国综合报告研究中心，建设中国企业综合报告数据平台

由于综合报告的前瞻性与较高的价值相关性，可以预期我国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尝试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对外信息披露。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可以组建一个以财政部会计司牵头、各高校相关专家学者为班底的中国综合报告研究中心，作为我国未来综合报告研究的引领者与政策制定者。同时，还可以依托该中心建设中国企业综合报告数据平台，鼓励我国企业积极参与平台建设，这将极大地推进综合报告在我国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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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祥耀，潘莹．后危机时代公司整合报告的构想及创新——基于FESG四维信息与SWOT分析的思考［J］．财经论丛，2012（1）．

蔡海静．我国企业整合报告制度建设展望［J］．财会月刊，2014（3）．

王淑臣．构建可持续发展整合模型夯实综合报告基础［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4（11）．

尹蘅．整合报告的国际发展与经验借鉴［J］．财会月刊，2014（17）．

蔡海静，汪祥耀，许慧．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企业整合报告研究［J］．会计研究，2011（11）．

蔡海静，汪祥耀．实施整合报告能否提高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来自第一个强制实施整合报告的国家南非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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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 P.．Integrated reporting and the collaborative community：Creating trust through the collective conversion［J］．Journal of Law，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20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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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lte P.，Stawinoga M.．Integrated reporting：The current state of empirical research，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Management Control，20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