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下典型人物报道的困境与创新<br/>——以张正祥系列报道为例

新时期下典型人物报道的困境与创新
——以张正祥系列报道为例

2018-03-28徐若琪

传播与版权 2018年1期

徐若琪

在《新闻学大辞典》中，典型报道被定义为“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这种报道形式一直是我国独有的名词和报道形式，早期依附于政治宣传、引导舆论得以出现，随时代发展自身也发生着变化。其中，典型人物报道是典型报道主要的报道形式，如今，以典型人物报道作为榜样的力量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本文选取云南滇池“环保卫士”张正祥从2004年到2015年主流报纸对其的系列报道作为例子进行研究，不仅是因为长达11年的报道中，能总结出当下典型人物报道发生的变化，也能从中发现其仍然存在的困境，在对困境进行分析的情况下，提出一些报道能提升效果的建议。

一、新时期典型人物报道的变化

新时期的典型人物报道较之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体上讲，报道从传统的宣传逐渐向回归到新闻逻辑上。传统的典型报道除了是一项新闻生产活动外，更多的是一种执政党控制下的政治动员行动，往往通过设立标准、选取典型、推广典型的方式完成。如陈力丹所说：“循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去发现和报道适于推动工作的典型，因为典型报道一开始就有较强的宣传色彩，而较少或没有新闻性。”①陈力丹：《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新闻学刊》，1988年第4期。

当下的典型报道，已经不再单纯追求政治上的需求。首先，在报道人物选取上，传统的报道对象都带有鲜明和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主观色彩，囊括了当时大众所需要学习的全部精神要素，而当下的典型人物在选取标准上更加多元化，除了具有先进政治意识上的典型外，在各行各业工作突出的精英或有着闪光点的普通人都进入了典型人物报道的视野中。其次，在人物报道的方式上，不仅报道体裁发生了扩展：人物叙事报道、人物对话报道等都加入典型人物报道的形式中来，而且在报道视角上也从官方视角转变到平民化，记者更愿意从普通人的观感出发报道人物，较之之前扁平的人物形象，如今的典型人物更加全面和饱满，不仅更富有人情味，也更贴合普通人的生活轨迹，比如南方人物周刊在对张正祥的报道中就提到他对于长期坚持滇池的环保事业而使得家庭破裂的烦恼。最后，从报道意义上来说，当今的典型人物报道从唯政治意义转向了社会意义，并且对于报道的示范价值也从直接示范功能转向了间接示范功能。和传统典型人物报道所认为“用榜样的力量动员群众”不同，当今的典型人物报道的作用更多地表现为整合社会的作用，通过树立典型达到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同时也成为一种社会标识：经过报道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使人物成为一个具体象征，从而形成社会认知。

二、新时期典型人物报道的困境

尽管当今典型人物报道和传统报道相比发生了变化，但是不可否认典型人物报道的困境和不足依然存在，以张正祥的系列报道为例来说，最显著的困境在于报道效果不佳，这不仅在于典型人物报道没有准确把握受众心理，还在于在报道过程中报道问题依旧存在。从成为典型人物的普通人的角度来看，报道行动和被报道者之间也存在着困境。

（一）新时期传播环境的变化

媒介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传播环境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媒介技术绝非是中立的存在，而是一种介入人与事之间、改变双方面貌甚至冲击人们生存环境的存在。学者阿多诺和霍克海默②[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三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认为，从电话到收音机的技术转变改变了到底谁是主体角色的决定。电话的主体是自由的用户，而收音机则将所有受众都转化为听众并迫使他们收听完全一样的内容。“广播的这一内在趋势，能使演说者的言辞有虚假的圣训变得绝对正确，一个建议于是变成了一道命令。”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已经强势渗透日常生活中，将人和传媒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媒介技术超越人身体机能的优势使它保持了对信息的垄断占有这一权力，加之人们往往需要通过媒介技术获取大部分信息，这种依赖延伸了媒介技术的权力。

首先，媒介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信息传播速度，带来了人与人之间高效率的交流，使得人与信息的共同发展成为可能。其次，媒介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信息的表现形式，通过将信息符号和受众感官全面结合地方式强化了信息的表达效果。再次，媒介技术带来的沉浸感，将物理世界中几乎所有空间网罗进同一空间，使得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感官感受在虚拟空间中所发生的一切，而其逼真感使人们能够完全沉浸在其中。而随着技术发展传达到的完整的身心感受，使得双方越来越回到人际交流原本的状态。因此，媒介技术的这些特性不仅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媒介技术，也使得新媒介越来越向社会中低层扩散，这是一种大众媒介对于传播权利垄断的冲散，也是对大众媒介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的冲破。大众媒介通常是以组织化结构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其自身有着一整套生产流程和利益选择标准，在此系统外的个人只能通过记者的采编活动才能间接使用大众媒介，加之受到资本和媒介自身定位等因素影响，最后大众媒介所呈现的信息和公众的原意或许并非相同。另外，大众媒介是通过构建一定框架进行报道的，以“再现”的形式介入到社会群体中，容易将某些社会群体或事件符号化。比如，典型人物报道在最初的采访和最后的成品会有所差别，甚至报道立意也会随着报道立场的变化而进行变化。新媒介弥补了大众媒介的这层弊端，其传播过程呈现一种“参与式传播”，这种一种团体参与并能够迅速、及时作出批判性反应的过程：首先，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的新媒介，改善和保障了大众的媒介近用权及向公众传播的权力。其次，新媒介通过自由发声与连接的特性，让受众在传播过程中成为能动的传者，使每个个体的话语权都能得到彰显。成为主动方的受众容易对一成不变的典型人物报道敬而远之。再次，新媒介带来的新传播环境，是以自组织为中心，将个人与个人、其创造的内容和个人所聚集的群体都通过不同的自组织进行架构，并呈现多向的互动状态，在此状态下传播不仅得以持续且变革，也能在多方讨论中达到“纠错”的目的，从而保证传播的质量。可以说在现阶段下传播环境更多的体现为“受众创造”——突破了“传者生产”的框架，是一种在传播渠道内和传统传播者的博弈。

（二）典型人物报道效果不佳

1.受众对抗式解读。英国文化研究代表霍尔提出了“编码/译码”理论，他将传播看作是意义生产与流通的过程，认为多数文本会被有不同知识框架和社会地位的读者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解读。在霍尔列举的三种假想解读立场中，“对抗式解读”是一种受众虽然理解话语中的字面和内涵意思，但却用与之相反的意义进行译码的解读方式。典型人物报道往往会被大众用对抗式的方式进行解读，从文本来说，尽管文本已经不像传统典型人物报道那般有着直白的宣传语句，但依旧能感受到在其中的宣传意图和主观情感：如在张正祥的系列报道中，虽然有对张正祥几十年如一日保护滇池的事实描述，但是报道往往开篇就带有明显主观意识的将张正祥定性为“环保卫士”“环保明星”或“一面照出社会公德和责任意义的镜子”。过去的典型人物报道能起到“魔弹”般的效果是因为其社会背景是在单一的政治环境下，大众一切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都是政治符号化的，即使有着不一样的解读或许也不会公开发表意见。而如今多元化的社会观、人本位的回归和社会以“经济环境为主”的背景下，只有单一以宣传为目的的教化式的典型人物报道已经遭受排斥，受众不仅要求选择自己想看的信息，也希望自己掌握阅读后的体会和心得，回归理性的受众的最大特点在于不再接受非黑即白那般对立的价值判断标准。可以说尽管在新时期典型人物报道在报道技巧上发生了变化，但是其作为宣传的主题并没有发生改变，正如其产生时的作用一样，都是为了将精神或政策具象化后，进行推广并希望大众进行学习，这也就导致了自上而下的灌输模式容易导致逆反解读。

2.典型人物报道失实。典型人物报道也归属于新闻报道的一种形式，因此真实性仍然是它的前提和生命。报道失实可以分为显性失实和隐形失实，显性失实是指新闻用虚构、夸大、歪曲、拼凑等方式完成的，就是常说的“假新闻”，隐形失实则是报道突出一部分事实、屏蔽不利于报道人物造成的。在张正祥的系列报道中，从总体上来说张正祥的环保行为是确有其事的，但是在某些方面，比如人物背景的描述上，就出现了虚构的情况，使得早期报道和后期报道出现了矛盾：比如早期报道中张正祥是一名孤儿，五岁丧父，七岁母亲离家出走，两个弟弟均死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自然灾害，没人收留的他只能离家走向8公里外的西山，是大自然将他养育长大，所以守卫滇池西山是出于自然的“报恩”。而在后期，则更正为张正祥在幼年时，父亲因为反革命的精神刺激而自杀，母亲带着几个孩子改嫁到别村，但受不了家里的吵闹他最后跑到西山上，显然很难再单纯用报恩来解释张正祥的行为了。

上述显性失实较容易发现和改正，但是隐形失实却显得更加隐蔽，也更加需要引起注意。众所周知，典型报道并不会选取所有事实作为报道内容，需要记者根据需求去选择相应的事实，在选择的过程中，记者往往会挑选最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内容，但是如何进行判断和挑选使得报道不失真实且有客观性成了报道的关键，往往在这个过程中记者有意或者无意的造成失误，会产生隐性失实。首先，最显著的是对典型人物的脸谱化，从传统到当下的典型报道，媒体往往喜欢将典型人物塑造成为了大家舍弃小家的形象，在张正祥系列报道中，一方面媒体将张正祥塑造成为保卫滇池遭受生命危险和报复也无悔的形象，另一方面又喜欢刻画他的“无情”，两任妻子的离开，女儿的出走和儿子的精神病，张正祥却只有一句“后悔，对家庭是罪过，但是后悔也没有用了”。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即使可歌可泣，但实际上表现的是张正祥的冷酷无情和不负责任。其次，对典型人物的示范意义提取的过于简单化，造成受众在接受典型人物过程中出现隔膜。如在本系列报道中，将无私的奉献完全相等于自我牺牲，以及将亲情、经济和道德架于对立的两方，记者的意图在于展现一位充满大义的孤独的环保者，但是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作为一名公民，张正祥不顾一切的守卫环境，在长达十几年的过程中，我国早有的环境保护法和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身影却从来没有出现，结果这种行为却没有使得滇池的环境得到改善，诸如此类，使人感到疑惑，读来更让人感觉不依靠监督政府解决问题仅仅靠牺牲家庭换来的奋不顾身或许是中国的一种悲哀。再者，为了达到宣传的规模和影响，典型人物报道要么在短时间内轰炸般的出现，要么一个典型人物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都能见到他的身影，这样不仅使得受众产生“疲劳感”，还使得记者在报道过程中容易出现片面扩大和扭转角度的现象。典型报道常常是一种先定主题后展开报道的活动，而新闻报道却要求时新性，因此为了求新求异写出不同于其他人的报道，记者往往会在没有变化的事迹中寻找出不一样的宣传点和角度，也很难描写出一个有个性的典型人物。如在张正祥的系列报道中，几乎都离不开2004年的《中国环境报》对他的第一篇报道中所给出的事迹。另外，典型人物的形象如同万金油般在需要的时候贴上即可。长期以来，宣传者在宣传时往往对典型人物的认识较为片面，认为一方面突出就等于各方面都突出。这种倾向影响到报道上，就出现主观塑造典型形象的倾向了。记者所选择的张正祥的形象一直随着宣传的需要而进行变化，在2004年到2007年的报道中，为了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张正祥一跃成为滇池卫士，而在2009年成为感动中国人物至几年后入选国家形象片后，张正祥又被上升为草根精神的重要代表，并且称他的所作所为为公民意识的体现，这可以从2011年以后的新闻标题中看出，在2011年后，报道就放弃了“环保卫士”的称呼，改其为“农民张正祥”，凸显出他的“草根”身份。

（三）典型人物的异化

典型人物报道中若没有注意采访的“度”，过多的采访量和不恰当的采访形式使典型人物陷入异化。作为传播活动的典型报道，需要通过大众媒介扩大传播效果，而在大众媒介传播过程中则授予典型人物地位并且提高其知名度，不加控制的话，采访对象很可能会变得渴望利用这种占领话语权的形式控制舆论、影响受众并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典型人物的张正祥逐渐获得了大众、国家的关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荣誉，在《三联生活周刊》对他的采访中，就提到张正祥十分留意观众对他的掌声，他表示除了上下台的鼓掌的惯例外，他还另外获得了五次掌声。其次，只要察觉到照相机或摄像机的拍摄，张正祥就立刻能从闲聊的自然状态下过渡到采访状态中，并且文化水平不高的他，随时能给文字记者一个打动人心且专业的回答。另外在长期采访下，张正祥变得有意识对采访内容进行主导，在谈及他的生活经历时，他总是含糊其辞，并试图将话题引导环保上（这也是他所骄傲和擅长的方面）。

三、典型人物报道的必要性

我国的媒介在诞生之初就是作为政党“耳目喉舌”的存在，在政策传导、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和组织公众等方面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典型报道凭借其鲜明的宣传理念和强烈的动员机制一直是政党进行宣传的重要手段。而当今，典型报道也仍有存在的必要性，并在整合社会记忆和道德示范上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典型报道是构筑社会记忆的工具。媒介本身就是构筑社会记忆的重要一环，媒介可以通过选择、压缩某种记忆或者通过不同的叙述手段、逻辑进行放大或凸显某段记忆，社会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想，也能成为重构社会的有机因素。典型报道所报道的时间跨度通常都较长，则可以通过专题的形式整合那些平时报道中被媒体所遗漏的那些本该存在的议题。可以说，典型报道重新拼合了公众脑海中的社会记忆碎片，避免了因记忆不完整而造成的断层。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人们通常在社会之中才能获得他们的记忆，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①[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8页。在典型报道的媒介文本中往往采取记忆再现的形式展现典型的丰富意蕴：既是带有普通人情绪的伟大人物，同时也是在被视作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有伟大贡献而被公众和社会所铭记的社会记忆的一部分。

其次，典型报道仍然承担着道德示范的作用。典型能对公众现实生活的道德实践产生引领作用，作为道德目标和道德实践之间的介质，搭起了两者之间的桥梁，强化了公众对于权力机构所认可的价值体系的认知，促进了现代道德范式的确立。福柯认为在社会中普遍存在“规训现象”，而规训被视作对权力的“凝视”，来自于个人和隐形权力的参与。规训权力通过自身的不可见性对其可见的对象进行施展，以此确保权力对他们的统治。典型报道的背后也是权力机构通过媒体实现价值体现的浮现，从而再造公民的精神面貌。

四、典型人物报道的创新路径

首先，要让典型报道走向受众。新时期的典型人物报道的所有要素更要经得起考验，因为新媒体的便利使用和信息的便捷传播使得受众一方面可以方便的验证典型人物报道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能随时随地对典型人物报道进行反馈和讨论。尽管草根话语的崛起使权威和精英话语更加隐蔽，但应注意的是在“受众为王”的年代里也不能完全趋于受众，依附于受众换来的只会是典型报道的自取灭亡。典型人物报道应走向受众，走向受众“要求媒介将自身的报道旨趣与公众生活的现实形成观照，并在观照的过程中更加从容、主动地深入基层、深入公众生活。①朱清河、汪罗：《权力视野中典型报道的媒介形塑及社会效能》，《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1月，第63-68页。”只有这样，才能建构一种可沟通的、鲜活的、具有新闻属性的典型人物报道。

其次，还原人物及事迹本身。典型人物报道仍然是新闻传播活动的一个种类，因此遵循新闻传播的规律是题中之意。应看到新闻报道和宣传是两种不同的活动，新闻报道是在有客观实在的事实基础上展开的，而宣传往往是人的主观性先行。在对典型人物采访时也应做到如此，艾丰提出了认识人或事物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初步完成对某事物横的认识，以达到对此事物现状的完整的了解，第二阶段，在横的认识初步完成之后，进一步深入到对事物的纵的认识，即达到对事物的历史的完整的了解，在了解历史之后，当然有加深了对现状的了解，第三阶段，在横与纵的两个大方向的认识完成之后，则要侧重于完成变的认识，即研究该事物所包含的各个方面是怎样转化的。”②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第298页。不仅要做到采访角度的多样化，还要保证信息来源的准确性。在真实信息的基础上，规避受众认为叙述不可靠至关重要，这就要做到在报道叙述过程中，叙述者所要表达的事实与价值和读者通过文本中所做出的判断相符合，其次注意叙述角度是否和观察者角度相符，避免出现拔高、乱贴标签等现象。另外在采访后，需注意对典型人物的保护。新时期的典型人物很大一部分都是普通人，是媒体将他们带到了大众面前，受众对典型人物的认识和评判都是基于媒体所给予的信息而来的，不实的人物报道会让这些普通人经历更加严苛的批评。其次，更应该营造一种利于典型人物生存的社会氛围，不应再追捧典型人物“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做法，而应帮助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环境下。

最后，将价值思考还给受众。以往将典型报道作为行政命令的传播手段已经和新时期的社会逻辑相违背了，当下的典型报道不应仅仅只作为宣传或整合社会的手段出现，他更应该像普通新闻报道那般肩负起记录社会和监测环境的作用，这是媒体应自觉担负起的社会担当。在带着问题意识挖掘典型人物的同时，应该引领受众对当下社会问题作出思考。张正祥系列的最后一篇报道的立意有着较大的启发意义。在这篇来自南方都市报的名为《昔日环保卫士如今为何妻离子散》的报道中，首次将报道立意指向了环保问题的复杂性。走出媒体预设的形象，受众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张正祥，他对守卫滇池的偏执并没有使滇池水质有着很大的改善，这篇报道肯定了张正祥的精神应该收获尊重，同时也指出与其给予他光环，不如让他回归正常的生活。这篇报道向受众诉说了一个道理：想要扭转治理污染的大局并不能仅仅一个“哪怕是多么执着”的个体，也引发了手中的思考，为何在正常生态下，环保会成为一场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