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娟娟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问题及建议

理论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有效缓解国有企业中“行政化”、“垄断化”与民营企业中的“家族化”等问题。但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中，仍应当关注以下问题。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问题

1.国有企业与非国有资本的有效融合问题。财政部的张强、湛志伟及中石化集团的蒋光超在2014年《中国财政》发表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刍议》一文中提到，国企混改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资本的有效融合问题。国有企业在运行过程中更加注重公众利益、社会利益和长远利益，虽具有营利性质，但不以营利为唯一目的。非国有资本最主要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国有企业进行混改，如果所有的决策权依旧属于国有企业，会使非国有资本丧失投资的积极性和决策的高效性；另一方面如果混改后的国有企业只是一味地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可能对公共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社会综合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武汉大学的程承坪（2015）提出的观点也是同样的思路。他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难点之一是消除对非公资本和国有资本的歧视。对非公资本的歧视主要是民间对企业类型按照所有权划分为“三六九等”的传统思想，加上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使得非公资本在身份上容易被歧视。对国有资本的歧视，主要是人们一提及国有企业，总是与垄断、低效率挂钩。程承坪的观点从消除歧视的角度出发，也是探讨国有企业与非公资本的有效融合问题。

在部分涉及民生方面、公共事业等领域，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有效融合度更加值得重视和关注。西欧国家公用事业、核能、军工等行业的国有企业75%以上是国有企业独资或绝对控股，在该领域采取私有化被证明是很容易损害公众利益的。英国水务公司私有化后，居民自来水价格五年内上涨了60%，路轨公司私有化后，由于政府没有解决好投资不足的问题，导致服务质量下降，众多安全事故发生。我们国家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时，可以吸取西方国家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

2.国有资产流失风险问题。张强（2014）等指出，国有资产流失大致分为评估失实造成的、非市场经营行为造成的、改制、破产等过程中非公资本侵占国有资产、管理层或职工侵吞国有资产等类型。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风险的原因一是法制和监管机制不健全，二是现代企业制度不够完善。如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好，就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和风险。

余菁（2014）则回答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会不会掉入私有化陷阱”这个问题。她提出，私有化强调的是把存量的国有经济转为非国有经济，是静态的。而现在强调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侧重的是对增量的改革，是对未来国有经济结构的动态优化。她认为不能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简单理解为私有化。

3.混改实施过程中将面临的问题。武鹏（2017）提出，垄断行业的改革阻力较大，改革的更大可能性是增量的改革，对存量部分的改革阻力巨大困难重重，可操性很低。在国有经济占比很高的地区，例如东三省，正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混改与地方经济社会稳定可能会产生冲突与矛盾。面对国有企业给出的投资机会，非国有企业可能“高攀不起”，“吃不下”，或基于综合考虑，不想“高攀”，出现缺乏参与能力或参与兴趣不高的可能性。

张强（2014）则担心的是国有资本接纳非国有资本意愿的问题。非国有资本逐利性强、资金实力不足、技术创新不强，可能跟很多的国有垄断行业“高耗投入、回报期长”的特点无法匹配，非国有资本可能“投不起”也“耗不起”。

（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建议

1.完善配套的政策制度，做好各行业的顶层设计。武汉大学的程承坪（2014）提出混改的关键是建立科学公平的资产定价或对价机制，以及资本混合后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并重点推进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同时抓好国企职工身份转变工作。

中国社科院的武鹏（2017）的建议则更加的具体，他提出对中央管制放松，引入竞争方面的改革，以释放垄断行业的市场机会和超额利润，化解存量改革的阻力。建立完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提升非公经济在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发言权，从而激发混改后企业的竞争力的市场活力。建设全国性的中小企业股权交易平台，制定完善相关细则，增加中小企业与产业资本对接的渠道。

财政部的张强（2014）等的观点和武鹏的思路接近，都是站在保障非公资本权利的角度，他建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该完善相关政策、保障非公资本的相关权利，营造“公平、透明、竞争”改革环境。在具体实施层面，他建议制定非国有资本进入特许经营行业的具体办法，明确其可以进入特许经营行业的范围、方式、申请程序、权利和义务等。

2.多种方式促进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的有效融合。皮凯蒂（2014）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梳理了西方发达国家对资本创造的财富分配的数据后，揭示了其收入不平等的矛盾。这些国家都是以私有资本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国家，以传统的国有形式存在的公共资本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假如能更均等公平的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中国就有可能有效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这些问题，找到公共资本与私有资本的平衡点。

余菁（2014）指出，当前中国既面临国有企业垄断、包袱重、效益差的问题，又面临非公经济发展受限的问题。中小企业融资难，大中型民营企业市场空间受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做好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的有效融合，既是国有资本改革的需要，也是非公资本改革的需要。

程承坪（2014）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难点之一是消除对非公资本和国有资本的歧视。其实这也是促进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的有效融合的方式和路径。武鹏（2017）提出的提升非公经济在混合所有制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发言权，张强等提出的通过政策和制度保障非公资本的相关权利，都是关于促进国有资本与非公资本的有效融合的一些具体建议。

杜天佳（2014）则提到，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治理机制、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及配套政策法规等核心问题，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结果就是，要么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要么造成非国有资本被蚕食。杨红英（2015）等也提到了完善机制方面的建议，也再次提到了保障非国有资本的权利。她提出，应该明确不同行业中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股权结构，并增加非国有资本的话语权，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绩效评价机制、信息披露机制等。胡洁（2014）则提出要对国有经济进行准确定位，实施分类改革。这里的分类主要是针对中共国务院2015年出台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对国有企业划分为公益类、商业类进行改革。张冰石、马忠（2017）等则提出了在产权交易时，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并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给与非公有资本适当的优惠。厉以宁（2014）则提到要消除利益集团的干扰、消除制度惯性和加强信用体系建设。黄群慧（2013）提到要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珠海国资委的吴爱存（2014）在操作层面提出了五种具体路径。一是改制上市，吸收社会资本；二是资本并购，融入市场优质资本；三是产业链重组，打通产业链，实现上下游对接；四是全员持股，提高员工积极性；五是融资渠道创新，拓宽融资渠道。邱霞（2015）提出的四钟路径基本与吴爱存的相同。厉以宁则指出实现企业员工持股制是建立和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最有效途径。

朱敏（2014）提到在传统行业，国有企业很强势，在新兴行业，却是非国有企业搞得不亦乐乎。他提出，面对新兴浪潮，政府要善于学习，创新监管方式，做学习型和创新型政府。

杨建君（2014）认为大型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一是政府放权、减少干预，二是去行政化管理，取消大型国企及其领导人的行政级别。

朱姜维、闫然（2017）分别从审计、法律角度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了一些专业化的政策建议。吴伟等（2014）则从PPP模式与投行创新角度对国企混改展开了研究。

二、文献研究评述及展望

综上所述，关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在混合所有制的历史沿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及建议方面都有较多的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由于“身份不同”在融合中应关注的各种问题，关注国有资产流失风险，也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难题做出了梳理。针对问题，提出了政策制度及顶层设计方面的一些建议，给出了促进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有序融合方面的建议，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层面的具体路径也进行了探索。

但是，关于西方先进国家的国有企业改革做法的研究较少，现有文献中提及西方先进国家改革的文章中，也是泛泛的对几个国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概括，针对具体某个国家的国企改革进行具体研究的文章极少。

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的建议和具体路径不够细化，指导实践的意义不够强。大多数的文献都是根据中央现已出台的政策、决定、意见的内容，进行照搬再加上一点具体领域的引申，缺乏创新，缺乏创造性的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多个学者提到在混改中保障非国有资本的地位，希望在这方面可以有更多具体细化的建议。有的学者也提出了诸如制定非国有资本进入特许经营行业的具体办法明确其可以进入特许经营行业的范围、方式、申请程序、权利和义务等，这个思路就很接地气。很期待能够看到更多的掌握具有这方面信息和专长的人士能够在“特许经营行业的范围、方式、申请程序、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内容上进行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