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威，1970年生。一级作家，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鸭绿江》文学月刊主编。曾获第九届全国“骏马奖”。在《收获》《上海文学》《小说界》等数十种文学刊物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L形转弯》《午夜落》《羽叶茑萝》等。作品被翻译成日、韩等多種文字。2015年秋天始，写作之余重拾画笔进行丙烯画创作，其美术作品受到文学界和美术界广大好评和推介。下面是我对晓威兄的访谈实录。

周 聪：晓威兄好，很高兴能和你有这个机会交流。在我的印象中，你既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文学刊物的主编，还是一位掌握色彩的画家……你的人生可谓具有斑斓而丰富的色彩。我的第一个请求是，能否讲一下兄是如何走上为文习画这条道路的？顺便分享一下你的读书的经历？

于晓威：你好周聪兄。其实好多人以为我是先从事文学创作，之后业余从事绘画，实则大谬不然。我在读高中的三年就是专业学画，因为那时候理科学习成绩不好，目测也考不上大学，所以去了一所高中的美术班学习绘画，之后也在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进修过。只不过，高中那三年里，我的兴趣仍延续了初中时就对文学产生的热望，甚至越发浓烈，不断坚持读书和写作，绘画反而不是主业。从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二十多年里我再一次画笔也没拿过，全心在从事文学创作。大约两年前，由于种种原因，我在写作之余重新拿起了画笔。现在感觉，这将近两年的美术释放与调节，使我得到了愉快的信心，精神也为之开阔。一切艺术形式和创造首先是为了自己，或自我疗救或解决跟外部世界的对话问题，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我的读书很杂，文学的，美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哲学的……可能跟我从初中到高中的散放式接受教育方法有关——因为填鸭式的学习成绩不好，多年来老师们也不管我了，所以我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在选择自由读书。另外我父亲早年从事文学，家里的藏书和文化氛围毕竟也在，这些都养成了爱好读书的习惯。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读书甚至大于写作。

周 聪：坦白而言，我很喜欢兄的油画（丙烯）和用丙烯写的字，也很荣幸能够收藏到一二幅字画。像你的美术作品《薰衣草》《无忧无虑的日子》《早晨八点至午后三点的等待》《家园》《海之角》《野百合也有春天》等，我觉得它们极具想象力和表现力。我的问题是：在色彩与文字之间转换，你是如何平衡的？或者换个说法，绘画对你小说写作有何影响？

于晓威：关于平衡问题，我觉得像我，从高中就开始热爱和发表小说，经过二十七八年不间断的沉浸，精神世界里很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为文字和思考是不断训练一个人的注意力向内转，那里自成一个封闭的内在的世界，像修行；但是绘画，通过色彩、技法和笔触，会使你内心的一些东西直接地向外宣泄，促成你对外部世界进行斑斓的观察和拥抱，更符合快乐原则。于是这本身就对之前的我的内心构成了一种平衡。关于绘画对小说有什么影响，我没有刻意梳理过，它可能是有，但一定是潜意识里面的，说不清楚的。不过，我倒是觉得，你知道，八十年代整个国内的文学思想解放，各种流派异彩纷呈，其实在美术界，它们的艺术实践和创新性思想理论一点都不比文学弱，甚至超过了文学实践。事实也是如此，比如超验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抽象派等等的美术实践，极其前卫和令人耳目一新。它们都有一个基本共性，就是摒弃僵化的传统模式和美学逻辑，从视觉形式上的色彩、构图，到作品背后的理念、主题等方面，颠覆以往，张扬个性，回归人性本体，展现束缚和荒诞、矛盾和欲望，从而发现和表现另一种现实。另外，抽象派绘画构图对于小说结构的开放性设置、色彩的铺排对于小说艺术感觉的重新召唤、线条表达的准确与混沌对于小说语言所追求的洗练与多义性等等方面，一定是有所影响的。这些都是我在艺术里面比较喜欢和注重的东西。

周 聪：再来谈谈你的小说。我买了你新出的《午夜落》和《羽叶茑萝》两种小说集，各读了一遍，感觉仍然有一些惊喜。虽然你的小说如同你的绘画一样，追求创新，追求斑斓性与纷纭性，充满人生的摇摆和晃动感，许多评论家也经常觉得你的风格难以归类，但是我还是可能要出于冒昧地认为，你的一些罪犯题材小说，比如《天气很好》这个短篇小说，我最初是在某个“短篇小说年选”里读到的，重读一遍依旧深受启发，包括你的中篇小说《弥漫》《沥青》等等——那么我的问题是，新世纪以来，罪犯题材的优秀小说真不少，像张笑天的《死刑令今天下达》，乔叶的《取暖》，须一瓜的许多作品……你能否从一个小说创作者的角度，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些小说的？举例来说，你的一篇小说是如何诞生的？它在技术上会经历哪些重要的步骤？谢谢兄。

于晓威：如你所言，起码从表述方便来说，我写了人物的“犯罪”，你姑且将其称为“罪犯小说”，这我理解。其实我写的就是人本身的遭遇而已。在现时代，每个人都会成为“犯罪者”，但这与“罪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也就是说，前者带有主观和心理色彩，后者带有客观认定逻辑。与其说关注“罪犯”，不如说我关注“罪感”，因为它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他自己认为有罪，一个是别人认为他有罪，这是我理解的“罪感”的含义。《天气很好》写了何锦州的上司被外界认为的“罪感”，《弥漫》写了主人公自己临界的“罪感”，《沥青》写了张决被冤枉于其中的“罪感”，他们都代表了人生的沉重的荒诞和严峻的可笑。他们都在折射人生和社会，很多时候不是他们有罪，是社会有罪，或曰病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可能会把我的这些小说跟“罪犯小说”的定义离得远一些。谁知道呢，也许恰恰相反，你会认为更近一些。

你谈到技术上经历的步骤，比如写中篇小说《沥青》的时候，我光是从公安部得到的内部资料和案例就有许多，我为此阅读和构思了一年多。同时我还专门细读了《刑法》《证据学》《监狱及狱政管理学》等等许多专业书籍，做了大量笔记。进入到即将写作阶段，我到某市的司法局领导那里开了证明，要他允许我剃了秃头，化装成真正的罪犯那样进监狱体验生活。可是这吓到了某市监狱的领导和狱政科长，他们为我安全起见，说死也不同意我这么干。后来我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去到监狱，可以跟他们半夜一起提讯犯人，甚至单独跟犯人见面和叙谈。《沥青》在《收获》发表后，有一天，监狱的领导见到我，他说他读了《沥青》，他说，我心里清楚，我们的许多东西是保密的，你压根不了解也接触不到，但是读完了你的小说我非常惊讶，你里面写到的几种越狱的方法，简直太可怕也太具有操作性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会知道？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当你熟悉了某些专业领域之后，进入了专业性的全力准备和思考，事物的一些逻辑和可能自然就被想象出来了。——这是我回答你的关于技术上经历的问题。

周 聪：好。继续。刘大先在评论文章《不屈不挠的生长》中说：“于晓威在城市叙事中，将都市的现代性转化为个体生命体验，在诱惑、抗争、屈从、无措和无奈的淆乱中，闪现着体恤和冷酷。”《羽叶茑萝》被收入花城出版社“现代性五面孔”中。“现代性”似乎是当代作家写作中绕不过去的话题，请兄也谈谈对“现代性”的理解。

于晓威：这个问题我在《羽叶茑萝》书的自序包括跟张鸿女士的对话里谈到许多，这里不再重复了。我想重申的是，不是写了城市就叫有了现代性，也不是写了乡村就无现代性，关键不在于题材，而在于作家或进入到写作文本时的叙述者的表现与表达方式——你的作品背后的理念是否具有现代性。也就是北大陈晓明教授的观点，“无限进步的时间观念；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

周 聪：洪治纲曾评价你的短篇小说《勾引家日记》时，说它“非常巧妙地让丈夫方唐从游戏开始，最后却以妻子楚夏的智慧让游戏温暖地结束”。在我看来，这篇小说发掘了琐碎日常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它包含着人们对未知事物的开放性阐释。这篇小说让我想起了克尔凯郭尔的哲学名著《勾引家日记》，二者之间有没有一定的精神血缘关系？顺便也请兄谈谈克尔凯郭尔，好吗？

于晓威：克爾凯郭尔的病态般的、带有直觉主义倾向的审美逻辑是我所喜欢的。他将人性欲望边界的矛盾上升为形式主义的悖论，我觉得对我影响还是非常之大。我的小说命名《勾引家日记》，也是借此向他表示敬意。

周 聪：你的《圆形精灵》是我读过多遍的作品，它“融合了传奇、笔记、史料、报道、议论等多种文本，通过颇具意味的拼贴形式组合在一起，举重若轻地探讨了时代人的‘魔症，似乎超出了一个短篇的思想容量”，这篇小说很容易让我联想到卡尔维诺。我读过卡尔维诺绝大多数的作品，喜欢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喜欢他用一个个类似童话的方式讲述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诸如分裂、虚无、荒诞等主题）。借这个机会，能否介绍一两位兄喜欢的外国作家。

于晓威：这个问题才是最难以回答的问题。事实是，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准确地说出他喜欢哪“一两位”外国作家。雨果对我至今有着重要影响，从人道主义方面。博尔赫斯让我迷恋不已，从他的智性叙述方面。卡尔维诺我也非常喜欢，但他算成你说的。

周 聪：手上有没有在写新的长篇，有的话，能否透露一下题材？

于晓威：多年前在《文艺报》就透露过的。但是正如我当时就说过的，这个问题非要人家回答，几乎就是想让对方写不出来。反正透露过一次，也不怕透露第二次，我要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跟人的空间和心理的移位、考据癖和爱情有关。这回我真得抓紧写了。请给我时间。

周 聪：好的，我期待着。谢谢晓威兄。

周聪，青年评论家，长江文艺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