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默的写作速度并不快，十余年才出了三本集子；写作的题材也并不“时髦”，他写乡村的生态、边缘的生活、平淡的情感，于有时令人错愕恐怖的故事里潜藏着深切的领悟。他仿佛隔离于当下这个速生、速红、速朽的时代，构建起了一个在“怎么写”和“写什么”问题上都别具一格的艺术世界。

如同他的名字“雷/默”——极其轰响与极其静默，《祖先与小丑》也关乎两极：爷爷与孙子，生命与死亡，凋萎与丰实，来处与去处……两极之间的往返生息、循环不断织成了一个丰富的艺术空间。由于他们所涉及的均与人生终极命题相关，因此看似平淡，却内蕴着、荡漾着深深的生命之思、人间之念。

小说的叙述者是“爷爷”与“孙子”的“中间物”：作为儿子与作为父亲的“我”。“我”目睹父亲一点点地咽气，变得冰凉，感受至亲生命慢慢终结的过程。在堂哥的帮助下，“我”精神恍惚地办完了父亲的葬礼。这个小说的开头非常特别，它竟然是由一个“终结”来开始的。不过，这在作者那里只是开端，他要开启的，不仅仅是“我”所联结的生死故事，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间都必然要经历的生命过程，一个不断得到与不断丧失的过程。

雷默擅长将情节的戏剧化结实地镶嵌在平淡的世事行进里。在父亲的葬礼上，“我”看见道士在一张黄纸上写下“张端木”的名字，感到奇怪，因为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一问之下，才知这是道士写下的“我”和妻子的小孩的名字，而那时妻子尚未怀孕。道士给出的解释是，“小孩没出生，先写一个去，你们迟早会有的”，以让逝者安息。“我”和妻子均觉此事不妥，又无法抗议，于是仅就名字进行了讨论，将“端木”改为“嘉木”。这个细节给葬礼、也给小说带来了一道异样的气息：在已“死”之中出现了未“生”。它必定会带来叙事的转化与张力。

春天的时候，妻子怀孕了，生下了一个男孩，虽按葬礼之约取名为“嘉木”，但“我”的母亲觉得小孩名字太洋气不好，给他取了个小名为“小丑”，大家叫顺之后，反而无人再提及大名，“端木”还是“嘉木”均无关紧要了。小丑五岁时，我们带着他去看爷爷。小家伙担心山上的老虎会吓到爷爷，担心爷爷一个人孤单。“我”听到儿子此语，禁不住热泪滚滚，紧紧地抱住了他：“我想着，我失去的都已经回来了。”

这里的转述很平淡，但事实上，《祖先与小丑》在艺术上的建构是非常精心甚至可以说是精致的，这种艺术魅力主要来自于作者多处埋伏的草蛇灰线，它们层次分明、浓淡相叠地渲染着小说的主題。除了作为主要脉络的“爷爷之死”与“儿子之生”这一线索之外，小说中还有一些精细设计的意象：棺材、种子、梨树。先说“棺材”。“我”请木匠来为父亲打棺材，用他喜欢和挂念的木料。木匠不紧不慢地打棺材，父亲在等棺材的日子里长留着一口气，居然又拖过不少时日。这在乡下并非罕见，有临终之人在等棺材时捱着捱着又活过来了；再来看“种子”。父亲在临终前，一定要“我”将他珍藏的种子用手捋一遍，因为“活人的手不摸一摸，他担心来年发不了芽”。春雨过后，大部分种子都发芽了，这新的生命是逝去之人留下的人间念想；还有“梨树”，它与家族生命的循环息息相关。父亲生前喜欢在梨树下乘凉，他去世之后，梨树眼看将死，却又神奇地从枯萎的根部生出了一棵小树。一家人将小树挪到屋后栽培，小树活了，小丑也出生了。棺材、种子与梨树都是与“生/死”相关的重要意象。还有“祖先/小丑”，这个命名本身就包含着足够丰富、关涉人类普遍性经验的意蕴。这些意象和名字以不同的层次与内涵呼应着叙事的主要脉络，从而为这篇不足万字的小说撑起了饱满丰盈的艺术体格。

当然，小说的魅力还来自于作者静水流深的笔墨：他写父亲之死、母亲之痛、葬礼之恍惚、新生之喜悦，都没有剧烈的动荡，仿佛它们是春日的新阳、盛夏的蝉鸣、秋天的金黄、冬天的雪藏，一个自然的、毋需多言的生命过程，因为无论如何，“生活还得回归原本的模样”。可是你看，那深情，那关于生命的领悟，关于命运安排的领受，都点滴蕴藏在这平淡隽永的叙述里。

《祖先与小丑》发表后反响颇好，也获得了一些殊荣，这一方面证明小说本身确有超乎寻常之处，也说明当下文坛无论如何浮华喧嚣，好的小说总归有一席之地，因为它的亮度、力度是无法遮盖和埋没的。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