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宁

摘 要：艾青在诗歌创作道路上走过了将近六十个春秋，他一生创作了长诗二十多部，短诗二千多首。诗人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源自于其心头挥之不去的“大堰河”情怀。这种对大地、人民、祖国，乃至人类的赤子情怀，贯穿于诗人一生的创作之中，成为其诗歌创作的情感底色。而这种赤子情怀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艾青 “大堰河”情怀 大地 人民

艾青是以《大堰河——我的保姆》登上我国新诗坛的。他一生创作了长诗二十多部，短诗二千多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艺术资源。他不仅唱出了自己的心声，而且吹响了时代的号角；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抒情风格，而且开创了一代诗风。他是中国新诗史上坚持最久、用力最专、用情最深、收获最多、影响最广的一位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超过了任何一位同时代的诗人，在世界诗坛上也屈指可数。诗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恰恰源自于其心头挥之不去的“大堰河”情怀。

一

“大堰河——我的保姆”。这一声深情的呼唤，喊出了郁结在诗人心头多年真挚而炽热的情感，也喊出了千千万万个华夏儿女的共同心声！诗人以最朴实的手法，通过对富有浙东地域文化色彩的日常生活细节的描绘，真实细腻地刻画了一个乡村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歌颂了“大堰河”的勤劳、善良、坚韧、伟大，并且通过反复的咏叹，把这种情感一步步推向高潮。“大堰河”虽然只是浙东农村的一个普通妇女，但她却是中国农村妇女的一个缩影。她的愚昧与善良、勤劳与卑微、坚韧与不幸，折射出中国农民的历史性格。诗人由此深刻洞见了中国农民的宿命，并寄予了自己深切的同情、崇高的敬意，以及强烈的民族意识。诗人是地主的儿子，更是吃了“大堰河”的奶长大的农民的儿子，他血管里流的是中国农耕人的血。在这双重身份的对比与错位中，诗人实现了情感的跨越。小我与大我、个人与民族、现实与艺术，完全交融在一起，汇成时代的激流，汹涌澎湃。

这种挥之不去的大堰河情怀，不仅是儿子对母亲的真挚情怀和深深眷念，也是一个归来“游子”对祖国母亲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更是一名战士对人类黑暗的诅咒和反抗。这种真挚、深沉而又热烈的“大堰河”情怀，贯穿于诗人一生的创作之中，成为其诗歌的情感底色，使其诗歌呈现出一种沉郁之美，浑厚之美，力量之美，崇高之美！有论者指出：“如果我们把拥有半个多世纪创作历程并在国内外获得崇高声誉的艾青的诗歌，比喻为一条巨大的河流的话，那么，它的永不枯竭的源头，就是‘大堰河！”①

這种“大堰河”情怀使诗人把目光投向脚下的大地，抒写大地的苦难及生活在其上的苦难的人们，表达他们内心的痛苦、愤怒和反抗，以及对自由和光明的热烈向往和渴盼。我国现代著名诗人牛汉曾评价艾青说：“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当中，艾青是个大形象。这是因为他和他的诗凝聚着并形成了一种近似大自然的气象和氛围，这是因为他和他的诗，始终生息在一个悲壮而动荡的时代，与民族的土地的忧患和欢欣血肉相连。”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艾青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他创作出大量诗篇，并且佳作迭出。从抒写的对象上看，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以大地以及生活在大地上的人民为对象。通过对大地以及生活在大地上的穷苦人民的抒写，揭示了现实的黑暗和民族的苦难，表达出他们的愤怒和反抗，具有“大堰河”般的赤子情怀和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在饱受苦难的祖国大地上，到处都是“像被火烧过的/焦黑的麦穗/与枯黄的麦杆/与龟裂了的土地”，而生活在大地上的那些“可怜的‘地之子们啊/终于从泥土的滋味/尝到大地母亲蕴藏着的/千载的痛苦”（《死地》）。他们中有“阴郁如土地”的“农夫”（《农夫》），有脸如“褐色而刻满了皱纹”的“船夫”（《船夫与船》），有背上背着“向我笑着的猴子”的“卖艺者”（《卖艺者》），有“伸着永不缩回的手”的“乞丐”（《乞丐》）……整个神州大地都浸透了苦难，在死亡的阴影里拼命挣扎，于是诗人一遍又一遍地发出愤怒的呼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作为大地之子、人民之子，诗人与这片苦难的大地血脉相连、患难与共。他说：“我爱这悲哀的国土/古老的国土/——这国土/养育了为我所爱的/世界上最艰苦/与最古老的种族”（《北方》），并且愿意“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直到啼血、死亡也要把自己的羽毛腐烂在土地里。这不仅是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悲壮，更是一种“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崇高（《我爱这土地》）。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坚贞的民族精神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多难的土地，使其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使曾经死了的土地复活了。“河岸上/春天的脚步所经过的地方/到处都是繁花与茂草/而从那边的丛林里/也传出了/忠心于季节的百灵鸟之/高亢的歌唱”，“因为，我们的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复活了！”（《复活的土地》）

挥之不去的“大堰河”情怀使诗人将目光投向自己脚下这片苦难的土地以及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土地上的“农夫”“船夫”“卖艺者”和“乞丐”，通过这一系列的鲜明意象，将民族的苦难、屈辱和强烈的赤子情怀充分表达出来。诗歌沉郁，悲怆，雄浑有力。

一类是以火、光为抒写对象。诗人通过对火与光的热情拥抱和歌唱，表达了在黑暗现实中历尽苦难和折磨的人民对自由、光明的向往和渴盼。艾青不仅是“忧郁的歌者”，更是“光明的歌者”，他以抑制不住满心的欢喜和激动来迎接光明，就像对待自己的初恋情人。“黎明/为了你的到来/我愿站在山坡上/像欢迎/从田野那边疾奔而来的少女……”“黎明啊/要是你知道我曾对你/有比对自己的恋人/更不敢拂逆和迫切的期待啊——”（《黎明》）并且以拟人的手法抒写黎明这“白日的先驱，光明的使者”到来时所带给人们的兴奋和喜悦：“我将带光明给世界/又将带温暖给人类”，“借你正直人的嘴/请带去我的消息”，“通知眼睛被渴望所灼痛的人类”，“请他们来欢迎我——”（《黎明的通知》）

为了自由和光明，诗人甘愿做一个“盗火者”，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他在诗中唱道：“我爱你像人们爱他们的母亲/你用光热哺育我的观念和思想——/使我热情地生活，为理想而痛苦/直到我的生命被死亡带走。”（《给太阳》）“我们愿意为向你飞而折断了翅膀/我们甚至愿在你的烧灼中死去”（《太阳》）。象征着光明和自由的太阳，在诗人眼里，比处女、比花朵、比白云、比海水……都美丽，“它使我想起 法兰西 美利坚革命/想起 博爱 平等 自由/想起 德谟克拉西/想起 《马赛曲》 《国家歌》/想起 华盛顿 列宁 孙逸仙/和一切把人类从苦难里拯救出来的/人物的名字”（《向太阳》）。

面对苦难，作为“大堰河”之子的诗人，甘愿做一个“盗火者”，用自己的生命去歌唱光明。他那嘹亮的歌声划破了黑暗的天空，让黎明来到大地；他像迎接热恋中的情人那样用自己的双手拥抱光明。诗歌激越，昂扬，高亢嘹亮。

这种挥之不去的“大堰河”情怀，不仅是一种对祖国母亲的赤子情怀，也是一种对世界人民普遍关注的人道主义情怀。在《巴黎》《马赛》《芦笛》等诗歌里，诗人将个人的、民族的情感上升到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注、巨大怜悯，以及对黑暗社会的深刻批判。在充满现代气息而富有魅力的巴黎，诗人看到了其中的肮脏、龌龊和冷酷；在现代工业高度发达的马赛，诗人看到了其中的混乱、喧嚣和欺诈，并且大声咒骂它是“盗匪的故乡”。于是，诗人决定要“向灼肉的火焰里伸进我的手去！/在它出来的日子/将吹送出/对于凌辱过它的世界的/毁灭的咒诅的歌”（《芦笛》）。

二

1949年后，这种挥之不去的“大堰河”情怀，仍然激励着诗人尽情歌唱，创作出大量的诗篇。据统计，诗人在1949年前后所创作出的作品在数量上大体相当，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艾青全集》将他这两个阶段创作的诗歌各编为篇幅相近的一卷本即是明证。所不同的是，歌唱的内容已经由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与对黑暗社会的诅咒和反抗，转变为对人民、时代和社会的歌颂与反思。诗人这一时期的创作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49年后到1976年这段时间的创作，一是1976年以后的创作。

1949年后到1976年这段时间内，由于政治对艺术的过度干预，使原本互为一体的诗人与时代、现实与艺术之间出现了裂痕，甚至走向对立。于是，个人不得不让位于时代，艺术不得不让位于现实。艾青的“大堰河”情怀便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一种人民的、大众的情怀，这种情怀已经抹去了诗人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个性，成为一种歌颂新时代、新社会的政治激情。应该说，诗人的这种转化是自觉的、真诚的，虽然不排除有外在压力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当诗人通过一系列的鲜明意象，并借助于现代艺术手法为苦难的人民呐喊与对黑暗现实进行诅咒和反抗时，他的诗歌沉郁、顿挫、深厚，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当这种真挚情怀转化为一种政治激情，当痛苦的呐喊和愤怒的诅咒变为一种直白的歌颂，当鲜明的意象变为空洞的概念时，其诗歌的艺术成就大打折扣。在此期间，艾青虽然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但除了像《怜悯的歌》《礁石》等少数诗篇还能看到20世纪30年代诗人的影子，大部分诗歌的艺术成就不高，有的甚至沦为一种宣传口号。如《国旗》《献词》等，与其说是诗歌，不如说是时代的传声筒。这些诗歌虽然唱出了人民翻身做了主人的极度喜悦的心情，在当时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毕竟与艺术无缘。

诗评人徐江在他的《谁修理了“大师”艾青》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他首先肯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艾青算是一个大师级的诗人。但他接着又提出：“是谁，是什么，将我们一度佳作迭出的民族诗歌大师艾青修理、改装成了一位后来大多数时间都热衷于炮制颂歌体‘抒情诗及四不像‘叙事诗的语言艺人？”③话虽然说得比较尖锐，但毕竟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艾青作为一名爱国知识分子，一贯严守现实主义的诗学立场，主张诗歌应为人民服务；二是抗日浪潮的高涨使得人们乐意接受这种诗歌，这种需求影响了诗人；三是左翼文学的创作思想以及后来延安的革命诗学主张也要求如此。当诗人因为要“听将令”而不得不将自己心头的“大堰河”情怀转化为政治激情时，其诗歌的艺术成就也就可想而知。

1966—1976年这十年并没有动摇艾青心中的信念，也没有改变诗人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情怀，更没有使他的创作激情消退；相反，他带着对新时代的热切期盼，重返诗坛。1978年4月30日，在“四人帮”刚刚倒台时，艾青就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诗歌《红旗》。为了激发自己的创作欲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诗篇，诗人每天坚持练习久已荒疏的筆。在给徐勇良的几封信里，艾青一再提到自己写诗的“恢复”工作。他在其中的一封信中写道：“我逐渐在恢复‘创作的心情。每天早上起得很早，总想试着写一点什么。”④在另一封中又写道：“我现在已基本上恢复了正常写作习惯，每天能持续工作三四小时。”⑤

经过长时间的积蓄、酝酿和写作，诗人终于迎来了《在浪尖上》《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等大型诗篇，抒写了自己对光明的向往和对黑暗的诅咒，让我们看到一个大地之子、人民之子、时代之子的艾青复活了！诗人首先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四人帮”的虚伪、凶残的本质和祸国殃民的罪行：“野心在黑夜发酵/情欲随权力增长/自私与狂妄赛跑/良心走进拍卖行……”同时又以深情的笔调歌颂了人民的好总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得到过这么多诗篇/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得到这么多花圈！”（《在浪尖上》）但这种黑暗与丑恶不只是今天才有，而是自古就有；也不只是中国所特有，而是属于全人类。古罗马的大斗技场遗址似乎在告诉诗人：“他们都是战败国的俘虏/早已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今被押送到斗技场上/等于执行用不着宣布的死刑……”让诗人听到了搏杀的声音：“都要用无辜的手/去杀死无辜的人/明知自己必然要死/却把希望寄托在刀尖上……”这种残酷的搏杀使诗人发出愤怒的呼喊：“‘不要做奴隶！/要做自由人！”并且希望“愤怒的队伍像地中海的巨浪/淹没了宫殿，掀翻了凯旋门/冲垮了斗技场，浩浩荡荡/觉醒了的人们誓用鲜血灌溉大地/建造一个自由劳动的天堂！”（《古罗马的大斗技场》）

同时，诗人又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欢呼：“那火球无比威严地——/冉冉上升/于是/苦难深重的人间/唱出了最纯朴的赞歌”（《东方是怎样红起来的》）。他坚信胜利永远属于人民：“和光在一起前进/和光在一起胜利/胜利是属于人民的/和人民在一起所向无敌……”（《光的赞歌》）诗人在这里尽情地歌颂光明，歌唱一个已被埋葬的黑暗的法西斯时代和一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他的激情依旧在燃烧，他的心永远年轻。

艾青此时对世界的认识和人生的感悟更加深刻透彻。面对人类遭遇的无数苦难，他把自己的目光投向更深更远处，对人类的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并希望能从中找到答案。诗人深深知道“每个人的一生/不论聪明还是愚蠢/不论幸福还是不幸/只要他一离开母体/就睁着眼睛追求光明……”“但是有人害怕光/有人对光满怀仇恨……”人类的美好理想与现实的阴冷黑暗在此产生冲突。这是善与恶的斗争，是美与丑的抗衡，是两类人之间的斗争，更是人性中善与恶的搏斗。他说：“回顾人类的历史/曾经有多少年代/沉浸在苦难的深渊/黑暗凝固得像花岗岩/然而人间也有多少勇士/用头颅去撞开地狱的铁门……”（《光的赞歌》）在看过古罗马斗技场之后，诗人对人类苦难产生的根源进行质问：“奴隶依然是奴隶/谁在主宰着人间/谁是这场游戏的主谋？”并且进一步对人性进行拷问：“斗技场的奴隶越紧张/看台上的人越兴奋/厮杀的叫喊越响/越能爆发狂暴的笑声……”（《古罗马的大斗技场》）人性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疯狂与残忍？这种疯狂与残忍竟然能铸成“一堵墙，像一把刀/把一个城市切成两半/一半在东方/一半在西方……”但再高再厚的墙“又怎能阻挡/千百万人的/比风更自由的思想？/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墙》）

在这里，诗人的政治激情与文化反思有机地交融在一起。这种反思已经超越了国家和民族，上升到对人性的考量。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相比，诗人在新时期创作的诗歌更大气、更凝重、更朴实，也更富有哲理。他对社会的批判和反抗不再停留在现实的层面上，而是把自己的触须伸向更深更远的历史文化里，伸向人性更幽深更阴暗之处，少了一些激情的呐喊，多了一些历史的凝重和哲理的深刻。这是诗人在新时期创作的一次飞跃，也是在新的高度上的一次升华，它标志着诗人的创作已经走向成熟，臻于化境。

这种对历史文化的哲学思考还表现在诗人创作的哲理诗里，其诗歌的风格也因此变得含蓄、凝练、精巧。“鱼化石”象征的是一代生气蓬勃的知识分子在极“左”思潮中被打入冷宫、丧失自我存在价值的悲剧命运，“盆景”象征了被扭曲和摧残的人性，而“雪莲”则象征了诗人心中的美好理想。即便像《镜子》《酒》《盼望》等小诗，在艾青的笔下也显得活泼可爱，富有哲理。

三

艾青之所以对大地和人民有如此强烈的赤子情怀，恰恰是因为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是“大堰河”的血。他是千千万万个苦难人民中的一员，与人民血脉相连、休戚相关，不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而这又与诗人的成长经历和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艾青出生在浙江金华畈田蒋村的一个地主家庭，但这个家庭并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幸福”，相反，出生时的难产似乎就预示了他一生的不幸。算命先生一句“父母的克星”的话，便使他刚出生就被送出家门，成了“大堰河”的儿子。直到五岁时，父亲才把他接回来上学，但这个家对于艾青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他成了这个家庭的“新客”，感受不到家庭的亲情和温暖。在这五年里，“大堰河”无私的母爱已经在诗人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他深深感受到，“大堰河”才是自己真正的母亲。这不仅激发了他对中国农民的同情，更激发了他对这片古老土地的热爱。

三年的异域求学，不仅使诗人接受了西方文化艺术的熏陶，而且了解到西方底层人民生活的疾苦，看到现代文明鲜美外衣下所隐藏的肮脏、龌龊和丑恶。回国后，诗人又经历了三年的牢狱生活。出狱后，诗人开始了他“含泪的行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这样的生活经历使诗人最大限度地贴近人民、贴近时代，深刻感受到民族的苦难，从而超出“小我”天地，汇入时代的洪流之中。

如果说独特的成长经历把诗人植根于大地，那么浙东的地域文化则赋予艾青倔强的个性和强烈的反抗精神。在春秋时期，浙江属于古越国。当时中原文化比较发达，并且占据了主流地位，而古越国则由于位置偏僻、环境恶劣，处于贫穷落后和闭塞保守的状态。但也正因如此，磨砺了越人的意志，锻造了他们的品格，从而形成了一种勤劳朴实、刚毅勇猛的文化性格——越性。据《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记载，勾践曾對孔子叹曰：“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吴越春秋》作“悦兵敢死”），越之常性也。”⑥所谓“任死”就是对越人刚毅勇猛、果敢轻死性格的凝练概括。此后，虽然经历了多个朝代的更替和时代的风云变幻，但这种文化性格一直积淀在后人的心理，一代代传承下来。正因如此，浙江曾涌现出众多可歌可泣的历史英雄。明末清初有至死不降的张苍水、甘为遗民的黄宗羲，清末有断头轩口的秋瑾、喋血皖江的徐锡麟，他们都是光照千秋的英烈。

这种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地域文化传统，培育了一大批敢于批判、勇于斗争的现当代文学家，如鲁迅、茅盾、郁达夫、钱玄同、刘大白、孙伏园、冯雪峰……他们的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熠熠发光，其中以鲁迅最具有代表性。金华古来一直隶属于浙东。⑦《金华府志》有“民朴而勤，勇决而尚气”的记载。也就是说，金华人普遍具有倔强与硬气的个性。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艾青对黑暗社会的诅咒和反抗会如此强烈。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动荡悲壮的社会现实，使艾青倔强与硬气的个性转化为对腐朽封建制度和黑暗社会现实的反抗和斗争，吹响了一个民族的反抗号角，成为那个时代爱国主义的最强音。他歌唱土地，歌颂光明；他反抗现实，坚信未来；他为人民歌唱，为祖国歌唱，为所有遭受苦难和战争凌辱的人民歌唱！

① 周红兴：《艾青研究与访问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② 牛汉：《艾青名作欣赏·前言》，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③ 徐江：《谁修理了“大师”艾青》，[EB/OL].（2001-02-21）[2017-07-15].http：//www.chinapoesy.com/ShiCiZhiShi8503

13ec-f8ad-4500-a875-05ba56cbfdf0.html.

④⑤ 艾青：《艾青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17页，第623页。

⑥ 陈国恩：《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

⑦ 所谓“浙东”，指的是“大江之左”，即今钱塘江下游的宁波、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今建德等地）、温州、处州（今丽水）八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