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光平

摘 要：作为“日本鲁迅”中一种新的“鲁迅像”，“池田鲁迅”以其深刻内涵和突出成就使得鲁迅的域外传播显示出强劲的活力。深入探究“池田鲁迅”的价值内涵不仅对域外鲁迅研究与传播的空间具有拓展意义，也对深化中日文化交流和促进当前中日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鲁迅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池田鲁迅” 鲁迅传播 中日文化交流

作为著名的宗教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和教育家，池田大作先生一直非常敬重鲁迅的精神人格，推崇鲁迅的思想和文学，他不断开掘鲁迅的思想文化资源，并积极践行和宣传鲁迅的价值理念。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思想探究和价值实践，在日本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和绍兴鲁迅纪念馆等先后分别授予其“名誉顾问”称号，其对鲁迅的独特认识和价值传播也被称之为“池田鲁迅”。作为“日本鲁迅”中一种新的“鲁迅像”，“池田鲁迅”以其深刻内涵和突出成就使得鲁迅的域外传播显示出强劲的活力。因而，深入探究“池田鲁迅”的价值内涵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鲁迅的世界影响和当代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对“池田鲁迅”进行系统研究对域外鲁迅研究与传播的空间具有拓展意义。作为域外鲁迅研究与传播的重镇，日本在战后七十年来的鲁迅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许多成果也被译介到中国，并促进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鲁迅研究的深入发展。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从竹内好到丸山、伊藤虎丸、木山英雄，再到丸尾常喜，日本鲁迅研究越来越显示出学问化和玄学化的倾向。因缺乏通俗性，日本“学院鲁迅”的影响也越来越局限于学术界内部。池田大作有着宗教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和教育家等身份，他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自然也是从多方面着眼的。诞生于战后日本特定时代语境中的“池田鲁迅”，自然与池田大作所致力于的日本创价学会的价值追求息息相关，不仅包含了丰富的价值内涵，也流露出明显的现实气息。与纯学术性的鲁迅研究不同，池田大作更加注重对鲁迅思想精神的继承和内化，在与鲁迅相遇的过程中，他不断从鲁迅那里发掘新的精神源泉和汲取新的思想动力，进而从鲁迅身上无限地生发出新的自我。而且，相对于日本“学院鲁迅”的学问化和玄学化，“池田鲁迅”既注重对鲁迅“人性革命”“精神革命”思想进行通俗化的解读与阐释，又致力于发掘其社会实践价值。池田大作对鲁迅思想文学的解读和价值精神的践行，无疑更容易被普通民众所接受，这也正是“池田鲁迅”在当代语境中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原因之所在。可以说，在战后日本的鲁迅传播史上，“池田鲁迅”既是日本鲁迅传播中实用性研究范式的典型代表，也是对日本“学院鲁迅”的补充。它一方面延续了日本战后初期鲁迅研究的传统，另一方也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日本鲁迅传播现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因而对“池田鲁迅”进行深入探讨，既是对“日本鲁迅”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也有助于对日本等域外鲁迅研究和传播空间的拓展。

其次，池田大作非常注重发挥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媒介作用，对“池田鲁迅”进行深入探究，对深化中日文化交流和促进当前中日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池田大作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与世界和平，他对鲁迅作品的人性意识和人类情怀的深刻理解与传播，也在战后日本产生了深刻影响。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池田大作从创价学会的价值追求出发，发掘鲁迅的文化沟通意义，并以鲁迅为媒介推进中日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在致力于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的过程中，池田大作注重发挥鲁迅的文化桥梁与传播载体意义。他既以鲁迅为文化媒介开展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并以鲁迅为文化桥梁将自己的价值理念向全世界进行广泛传播，从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层面促进了中日友好交往。对“池田鲁迅”进行深入阐释，显然可以更进一步认识鲁迅的“世界性”意涵。在异域日本的文化与时代背景中，池田大作以有别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鲁迅，他对鲁迅的理解、接受與传播反映了一个生活在日本的著名文化人士内心的真实思想和真挚情感，能够加深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同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要想实现中国文化（文学）的“走出去”战略，可从池田大作对鲁迅的接受传播中汲取有益经验。

再次，池田大作注重发掘鲁迅思想的现实价值，并最终创造性地融合在民众运动、文化交流和教育事业中，这在域外鲁迅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上最具现实性，因而深入探讨“池田鲁迅”对鲁迅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时代语境发生变化的今天，虽然鲁迅已经逝世八十多年了，但是他的精神思想和文化资源显然是不能轻易被遗忘的。特别是在接受鲁迅的过程中，池田大作注意将日本自身的问题与鲁迅的思想文学发生关联，通过开掘鲁迅的思想文化价值，来审视自身，并改造自身的思路，非常具有启示性。正是在此意义上，开展“池田鲁迅”的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鲁迅的当代价值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发掘和利用鲁迅资源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作为在不同于中国本民族历史语境之下构筑的鲁迅形象，“池田鲁迅”使得鲁迅在跨文化传播中获得了另一种特殊价值。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不同文化语境中重视和发掘鲁迅文化资源，把握鲁迅思想的精髓，实践鲁迅的思想价值，并进而致力于“人性革命”和现实变革的典型个案。然而，无论在中国学界，还是在日本学界，当代鲁迅研究越来越侧重于以史料挖掘为主的历史性研究和以知识阐释和审美评价为主的学问化研究，对以追求思想的当下意义与价值为主的当代性研究则越来越不以为意，自然研究者们对鲁迅在当代社会实践层面的传播也一直缺乏应有的重视。其实，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将鲁迅“与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社会现实相链接时，就会发现鲁迅的思想仍然是如此地切合中国社会，也会由此真正地接近鲁迅思想的本体，发现其历史命题后面的当代价值”①。而池田大作就非常注重发掘鲁迅思想的现实价值，并创造性地融合在社会活动、文化交流和教育事业中。“池田鲁迅”在日本社会的活跃和影响，可以说是一个立足于现实而激活鲁迅当代价值的鲜活例子。“池田鲁迅”既包含了池田大作对鲁迅思想文学的阐释和精神价值的承传，同时也包含了对鲁迅现代价值的重估，其深刻内涵和突出成就彰显出鲁迅精神在异域日本的显扬，这对我国渐渐失落鲁迅尤有启示意义，它为我们充分认识鲁迅的世界性影响、当代价值，以及鲁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作为方法的“日本鲁迅”也开始引起学界的反思。以竹内好为例，他对鲁迅的接受、翻译和阐释就带有很强的自我主体性。一方面，他对鲁迅的翻译是按照现代日本人的习惯进行意译，带有明显的日本化和本土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他以研究鲁迅为切入点，解剖与中国同一文化圈的日本民族的文学和思想，从而对日本的近代主义进行无情的鞭挞和批判。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反思竹内好以鲁迅研究为核心的中国论时就指出：“‘互为表里的竹内好的中国论，其目的、动机也在于批判日本的‘近代，对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实际情况其实也并不关心。从这一点来看，他的中国论也就是日本论，并且在以自我为中心这一意义上是主体性的。”②竹内好这种对鲁迅进行本土化、日本化翻译和研究的方式，显然无法真实地传达出生活在剧烈变化的时代的鲁迅的深刻苦恼，一定程度上存在偏离真实鲁迅的倾向。

同样，池田大作立足于现实社会来阅读、理解和接受鲁迅，他的阅读出发点、接收方式和传播目的也明显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他为改造日本现实和推行“人性革命”价值而传播鲁迅的目的和动机也是比较明显的，因而他对鲁迅的接受和阐释自然也就带有明显的自我主体性。另外，池田大作一直十分关注中国的社会发展，他总是本着日中友好的立场和努力理解中国的心情，来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这就使得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思想界越趋越左的中国论、鲁迅论某些方面的认识和接受上没有做出进一步的细致甄别。显然，这些都是我们在探究“池田鲁迅”价值内涵的过程中需要仔细甄别和细心拿捏的地方。

总之，“池田鲁迅”的诞生源于“鲁迅本体”，是“鲁迅本体”影响力的证明，也是接近“鲁迅本体”的重要途径。“池田鲁迅”中的鲁迅之“影”与“鲁迅本体”之“形”两者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立足于当前的时代语境，进一步融通“鲁迅本体”与“池田鲁迅”的区隔，为科学地继承鲁迅的精神遗产提供理论依据和参照借鉴。同时，正如学者董炳月所指出的，鲁迅的“‘影未必以与‘形相同的形状存在，因此另有特殊的存在价值”③。池田大作不仅仅是鲁迅的研究者，他更是鲁迅文学的爱好者和推崇者，还是鲁迅精神价值的践行者与宣扬者，他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往往是出于自己与鲁迅的生命感应。在对鲁迅文学的解读、思想的阐释，以及对鲁迅价值重估的過程中，池田大作都有着自己的“发现”和“创造”，他所建构的“鲁迅像”也更具鲜活性。因此，“池田鲁迅”无疑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精神资源，它是鲁迅和池田大作共同创造的思想文化遗产，同样也非常值得我们来珍视和探讨。

① 张福贵：《鲁迅“世界人”概念的构成及其当代思想价值》，《文学评论》2013年2期，第138页。

② 〔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1页。

③ 董炳月：《后记·形与影的辩证法》，《鲁迅形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