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有文说，华林出席了中共五大。但提供的证据却只有他在该会召开24、38年后的两次回忆，以及因袭他说法的3部书籍记述，这些都难以成为他出席中共五大的证据。同时，如果华林出席了中共五大，那就要从出席中共五大的上海14名代表中减去1名。而事实是，减去哪一位代表也不合适。因此，华林没有出席中共五大。

[关键词]中共五大；华林；五大代表

[中图分类号] D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3-0027-03

《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第9期发表了唐龙尧、骆小峰的《关于华林是否参加中共五大的考证》（以下简称《考证》）。拜读之后，笔者认为该文中的观点值得商榷。从标题和正文中“华林是有资格和可能去参加中共五大的”说法来看，这里并没有肯定华林出席了中共五大。不过正文另两处则肯定华林出席了中共五大：“根据相关资料分析，笔者认为华林参加了此次会议，是一位被‘遗忘的会议参加者。”“不管怎么说，华林是作为代表出席了党的中共五大会议，是一位被‘遗忘的党的中共五大见证者。”这样看来，《考证》原标题似应改为《华林是出席中共五大代表的被“遗忘”者》更为准确。而窃则认为，华林并没有出席中共五大。

一、华林出席中共五大的论据，均属于得不到旁人印证的回忆范畴

（一）《考证》引用了华林自己写的资料，并非原始档案，而是24、38年后的回忆，因而其结论不能成立。《考证》引用了华林写于1951年11月8日、华以芳1964年8月8日抄录整理的《我的自传》的文字，其中说1921年“五月初，我赴武汉出席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该文还引用了华林写于1965年1月6日、华以芳2013年4月25日抄录整理的《我的一生》中的文字，其中说：“1927年大革命时在杭州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那天和一些同志在杭州包围时脱险，旋往武汉参加第五次全代会。”对华林上述所说，笔者有如下的看法：

首先，严格讲，回忆文章只是一种参考资料，并不能成为确定某一史事的证据。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茅盾（沈雁冰）说他的胞弟沈泽民是在1921年10月陈独秀被捕后在他的家里入党的。他说：“虽然陈独秀仍住在那里，但不能作为经常开会的地点，有时也在我家举行。泽民入党时的支部会议，即在我的家里。”[1]而1934年1月19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145期刊载的《追悼沈泽民同志》说：沈“于一九二三年加入共产党”。沈雁冰与沈泽民为胞兄弟，互相之间有利害关系，因此他的话不能采信，而应当以《追悼沈泽民同志》所说为准。第二，对陈独秀为什么不出席中共一大，一大代表张国焘[2]、陈潭秋[3]、董必武[4]、包惠僧[5]、陈公博[6]、周佛海[7]等6人的回忆，基本相同，就是陈独秀因职务关系离不开和为“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这6位代表多年后的回忆，不如陈独秀当年发表的文章记载有说服力。陈独秀写有《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信的开头说：“我前几天回到上海才见着你的信，所以久未答复，实在抱歉之至，来信所说的问题甚大，现在只能简单说一说我的私见。”[8]文末署“独秀 一九二一，八，一”[9]。陈的话可信吗？可信，如果陈不回到上海，他就不能给蔡和森回信，蔡给陈去信是在1921年2月11日。他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的末尾署“蔡和森一九二一，二，十一，在法国蒙達尼”[10]。当时，蔡写的是陈在上海的地址，而陈正在广州，故陈收不到蔡的来信，“前几天”是几天呢？就以最少的3天计算，陈在29日已到了上海。当时从上海乘船需9天9夜。其参照物为他1920年12月16日晚乘船到广州，于25日白天到广州，为9夜9天。从29日向前推9天9夜，陈独秀在7月20日夜间就从广州起程前往上海了。也就是说，中共一大召开期间，陈独秀正在前往上海的轮船上和已经到了上海。因此，陈不参加中共一大并不是上述6位代表所说的原因。真实原因，陈未说，他人是无法揣度的。

其次，出席中共五大的94名代表，在大会开幕前一天（即4月26日）已全部到齐，华林在“五月初”才起程，可证他没有出席中共五大。中共五大开幕日期是1927年4月27日，华林在“五月初”才起程，他说出席了中共五大，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从这点来看，华林并没有出席中共五大。《考证》说：“华林出席了党的五大，特别是华林自己的两份材料，一份是1951年11月8日写的。虽然，那时距1927年党的五大已经过了20多年，但作为记忆深刻的事，华林是不会忘记，也不会记错的。”既然华林会记错中共五大的召开时间，他也会将他参加了另一次会议而误记成参加了中共五大。

（二）《考证》还引用了另外3条证据，也是因袭了华林自己的回忆，包含在以回忆做证据的范畴中，不足为凭。《考证》引用的另外3条证据，一为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杭州党史人物》，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出版；二为杭州市地方编纂委员会编《杭州市志》（第十卷），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三为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党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这3部书，并没有提供新的证据，只不过是因袭了华林自己的说法，最终还是以回忆作为了证据。《考证》在谈到上述资料时说：“这些史料，基本上是书籍史料，都是出自于正规出版社，也是党史研究室、地方志等权威部门著作，肯定都是经过认真的多方面的考证，史料的真实性可谓不容置疑。”实际上，通过上面的叙述可知，华林出席中共五大的证据是来自他的两次回忆，这不过是自说自话，说多少次也无济于事。在法律上，给某人定案，不能只听他怎样说，还要有过硬的旁证。同样，在党史研究上，也需要有过硬的旁证，才能使人信服。起码，他应提到是谁派他出席了中共五大。

如何使用回忆录，实际上说的也是怎样寻找过硬证据的问题。一位学者很有见地地说：“一般而言，可在下列情况之一中，斟酌利用回忆资料：1.回忆著作回忆的时间与事件发生的时间间隔不长的（最好不要超过十年）；2.回忆同一事件具有相同的回忆内容至少有两人，而这两人（或两人以上）分属于敌对的政治集团，回忆时一方不能看到另一方回忆材料的；3.回忆材料出现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而这些文献又为他书所无的；4.有书信、日记、文件等档案资料或当时报刊资料佐证的。”[11]有鉴于此，《考证》其说很难令人信服。

二、考证出席中共五大的上海（江浙）14名代表，并没有华林

（一）出席中共五大的上海代表为14名。1927年4月26日，中共中央举行会议（以下简称“中央4·26会议”），确定第二天即将召开的中共五大有关事宜，包括大会的议事日程、中央委员会向大会的报告以及大会秘书处和各委员会的人员组成等。“中央4·26会议”列出了“组成中共五大代表团的地方和部门共有12个。这就是：北方10人，湖北15人，广东14人，山东1人，山西1人，湖南14人，河南2人，四川2人，江西5人，安徽1人，上海14人，还有‘青年15人，共计94人。”[12]应该说，确定中共五大代表的代表为多少名，这是一份极权威的档案资料。原因有三，第一，这是“中央4·26会议”核定的数字。第二，这是中共五大召开前一天统计出来的数字，也就是再没有变化的实到人数。第三，直到4月20日时，上海（江浙）代表团还未到武汉，其到达时间为4月26日之前。指导中共五大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等在1927年4月20日的一份电报中提到：“除上海以外，各地代表团都已在这里。”[13]这就是说，4月20日以前11个代表团的80名代表（含列席）數字是准确的，最后来的上海代表团14名的数字更是准确的，两者相加为94名。《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7年4月18日）说：决定了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为14人。[14]“中央4·26会议”核定的上海代表团有代表14人，其出处就是源自这里。也就是说，上海（江浙）代表团的人数，就是按照中共上海区委决定的这个名额推选出14名代表的。先到的80名代表与上海代表团的14名代表相加，正好是94名。简言之，出席中共五大代表的人数，要以上述这两条档案资料为据。上述证据，是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的原始档案，都提到了上海代表为14名，其证据作用是无可置疑的。

（二）出席中共五大的上海14名代表。一本权威的中共一大至六大代表名录修订本书籍载有如下12名代表，他们是：陈独秀、顾顺章、李震瀛、林钧、罗亦农、王根英（女）、杨培生、张佐臣、赵济猛、郑复他、庄文恭、卓兰芳。[15]上述12人是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已得到公认，笔者具体要考证的是刘少猷和张昆弟两名代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原副主任李蓉在《中共五大轶事》中说上海（江浙）代表团有“南京一人”[16]。笔者遍查中共一大至六大代表名录修订本中的“代表名单”“尚未完全确定代表资格和旁听人员名单”简历，均未查到中共五大代表中在此前有在南京工作的人员。但在另一部更权威的书中查到了这位在南京工作的人员是刘少猷。刘少猷，笔者未查到他的简历，但从一部权威的组织史资料书中查到了相关资料，可以证明，他是代表南京党组织出席了中共五大。“1925年9月25日，中共浦口支部、中共南京支部统一组成中共浦口地方执行委员会。12月，改称中共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初期，下属4个支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京地执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地执委领导成员大部分被捕牺牲。上海区执委于1927年4月中旬派刘少猷回南京任地执委书记，恢复组织。因南京组织险恶，刘离开南京返回上海。6月初，上海区执委又派黄国材去南京恢复地执委组织，并任书记。”[17]同时，该书还列出了1926年8月至1927年6月10个月的南京地执委3任书记的姓名及时间：谢文锦（1926.8—1927.4）、刘少猷（1927.4—5）、黄国材（1927.6）。[18]从这个名单看，首先，可以肯定，黄国材没有出席中共五大，他是6月任职，此时中共五大早已结束。其次，亦可以肯定，谢文锦没有出席中共五大，因为上海（江浙）区委确定他出席中共五大后就不会再派刘少猷任南京地执委书记。因此，出席中共五大的只能是刘少猷。

至于张昆弟，说他出席了中共五大，最重要的证据，就是留有关于中共五大的两帧照片，其中一帧是12位代表的合影，其中有7位被辨别出来，他们是：“左起后排的许白昊、李立三、罗迈；中排的张昆弟、李一纯；前排三的朱少连；前排六的向忠发。”[19]这帧照片里有张，无疑，证明他是出席了中共五大。

如果说华林出席了中共五大，那就要从这14名代表中减少1人，换成华林。而事实是，在这14名代表中，减少谁也不合适。尤其是笔者考证的两人不能减少，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中有“南京一人”，这人就是上述的刘少猷。在那帧有出席中共五大的12名代表的照片中，有张昆弟。亦证明他出席了中共五大。从这个角度看，华林也未出席中共五大。在上述14名代表中，明确提到有中共杭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庄文恭。这就是说，如果华林真的出席了中共五大，应该是庄让他并和庄一道出席了中共五大，那他在《我的自传》《我的一生》中应该写为：“庄文恭和我赴武汉出席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不写庄而单写他出席了中共五大，其可信度就大打折扣了，他说自己出席中共五大的观点也就站不住脚了。

综上所述，简言之，华林没有出席中共五大。

参考文献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80.

[2][3][4][5][6][7]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 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72-173.286.293.305.419.491.

[8][9]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157.158

[10]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3.

[11]吴元康.鲁迅日记中的陈安仁并非陈延年[J].百年潮，2004（12）.

[12][13][14][16][19]李蓉.中共五大轶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77.114.120-121.120.126.162.

[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修订本）[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17.

[17][18]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286.287.

作者冯铁金系中共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委党校原副校长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