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龙

摘 要：1924年8月到10月，北京和上海的文人圈子中发生了一场名为《情波记》的风波。这场风波源于华林的《情波记》一文，经《晶報》连载，在《妇女周报》和《晨报副刊》上引起了讨论。这场风波除了华林和崔肇华两位当事人，还涉及了徐悲鸿、李石曾、苏雪林等文艺界人士，引起了周作人、朱谦之等文人的关注，一时影响了京沪两地的文人圈子。上海《晶报》《妇女周报》《晨报副刊》在这场风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三家报刊，尤其是若没有《晶报》刊登《情波记》，那么就不会掀起这场风波。本文从这三家报刊的视角，回溯这场风波的始末，来体现这三家报刊在这场风波中各自起到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晶报》;《妇女周报》;《晨报副刊》;华林;《情波记》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866（2020）12-0074-03

1924年8月到10月，在民国的文人圈子中曾有过一场关于《情波记》的风波。《情波记》原是华林所写的一篇讲述自己与崔肇华曲折恋爱经历的文章，后来经《晶报》刊发，在《妇女周报》和《晨报副刊》上引起了激烈批评和广泛讨论，并且逐渐演变成一场横跨京沪的文坛风波。华林是当时报刊界小有名气的人物，自1912年，他先后当过《国风日报》的记者，做过天津《新春秋》的编辑，1918年赴马尼拉任《华侨公理报》的主编，1922年前后在里昂与毕修勺等人还主办了《工余》杂志，后辗转上海南京等地，1932年与盛成等人入中国文艺社工作，直到文艺社解散。

在这次风波中，《晶报》《妇女周报》和《晨报副刊》作为当时的纸媒平台，凭借报刊自身的影响力，主导了这次风波的发起、高潮和平息。本文将从这三家报刊的视角，追溯《情波记》从一篇平常文章逐渐演变成一场历时半年的风波的过程，从而体现出三家报刊在风波中各自所发挥的作用。

一、《晶报》连载《情波记》

《晶报》可以说是这场风波的发起者，其在1924年8月3日、6日和9日连载刊登了《情波记小引》和《情波记》，在9日刊登的文章中还附有华林和崔肇华的单人照片各一张，以及崔肇华所写的《绝情书》原文照片。《晶报》在当时虽尚未确立“小报之王”的地位，但也已经与《金刚钻报》《福尔摩斯》《罗宾汉》并称为上海小报界的“四大金刚”，所以《情波记》一经连载便引起了上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上海的《妇女周报》和北京的《晨报副刊》也相继刊登评论文章。而在此之前，《情波记》只是一篇少有人关注的文章。

据华林自述“情波记原名《失恋者之伸诉》，是我的朋友题字，在广州日报发表。上海友人取去在晶报发表”[]。可能是由于《广州日报》的发行量太小，或者受到交通限制只在广州发行，影响力甚小。当时的刘清扬就怀疑是否真的有一个《广州日报》，“究竟有无这个报，吾几天就要到其当地去查看。吾在四月前在那里，并未见有这个报。”[]笔者几经查找，目前尚未找到该报资料以及与《情波记》有关的文章，因此推断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而华林所说的“上海友人”，笔者推测应该是林屋山人在《情波记小引》中提到的峪云——徐朗西。徐朗西，号峪云，是当时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同时在文化界也颇有名气。华林早年从法国归沪后曾在徐朗西府上做过一段时间食客。林屋山人原名步翔棻，当时为《晶报》撰稿人。从林屋山人的小引来看，是徐朗西首先听闻华林的经历，便将华林文章和崔肇华写给华林的血书一同展示给步翔棻看，希望能在《晶报》上刊登该文。一开始，步翔棻以“事涉闺门，余不敢闻也”[]推脱，但是徐朗西一再强调，“华林自述之，何害乎。且其事诡奇，不可以无传也。”[3]最终，林屋山人同意发表华林的文章，以徐朗西所题《情波记》为名见报，并写了《情波记小引》一同连载。

同时，笔者在查阅民国报刊时还发现，早在1923年12月1日上海的《妇女杂志》就刊发过一篇名为《华林君的失恋事件》的文章。文中所记述的便是华林与崔肇华恋爱事件，其内容情节与《情波记》基本相符，但是却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关注，反响寥寥。而且从冬济的《华林君的失恋事件》和后来萧度的《为华林君辩护》（1924年9月19日）两篇文章的内容看来，华林与崔肇华的恋爱事件在当时留法学生中已不是什么秘密。冬济在其文章开头声明“我是完全不认识这事中的主人翁的。我是因间接传闻，得到这段事迹。不过是确实的事，没有附会罢了。”[]萧度也说“虽然我和华林君的关系也和朱谦之君一样的‘毫不相识。三年以前，我姊姊来信中说，华林君在里昂时如何的痛苦与厌世，其怀慕崔女士犹如但丁之爱慕毗亚利斯，不时的要学‘三闾大夫的蹈江，并且有多少人同情于他;除此以外告我关于华林君之交际和其他的消息，说是有一部份人当他‘癫子看。”[]可见在《晶报》刊登《情波记》之前，华林与崔肇华的恋爱事件在当时留法学生中已广为传播，但没有引起社会上的关注，就算是有《华林君的失恋事件》这样的文章见报，也并没有什么反响。

与《广州日报》和《妇女杂志》相比，《晶报》显然将《情波记》的关注度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妇女周报》很快就开始发文讨论此事，并逐渐由上海影响到北京的《晨报副刊》。可以说，若没有《晶报》刊登此文，那么华林的《情波记》就不会引发这场风波了。

二、《妇女周报》上的批评

最先对华林的《情波记》做出回应的是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妇女周报》。从1924年8月13日到1924年10月15日，《妇女周报》先后刊发了14篇与华林和《情波记》有关的文章：长青等人的《社评》（8月13日），华林和长青、奚明的通信《“爱”与“恨”》（8月20日）、君诤的《茵梦湖与情波记》（8月20日）、嵩山的《恋爱的三条原则》（8月20日）、天马的《两重人格的华林》（8月20日）、长青等人的《社评》（9月10日）、愧生的《责人与责己》（9月10日）、韦的《社评》（9月17日）、木林的《为什么还不取下金字招牌呢》（9月17日）、长青的《朱谦之君也自悔孟浪了》（9月17日）、天马的《逻辑法师攻破华林阵》（9月17日）、长青等人的《社评》（9月24日）、泽民的《我的华林观》（10月1日）、蘅意的《寿头》（10月15日）。

《妇女周报》上刊登的文章主要以从两个方面批评华林所为：一是指出华林对崔肇华的爱不是真正的爱，只是占有欲引起的冲动。二是揭露華林在整个事件中的欺骗和虚伪。《妇女周报》的记者发文攻击批评华林的初衷，就是想要纠正华林错误的恋爱观。他们担心华林错误的爱情观念和举动会成为社会男女效仿的对象，从而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例如，奚明就称“我们很不愿看到像华林君那样的人有这种误解恋爱的行为。更其怕将来有许多青年，或者以华林君的这种行为为可法，所以不能不来纠正一下。”[]长青和奚明在给华林的回信中又强调“我们在前号所写的社评，原没有特地攻击先生的意思，不过看了近来误解恋爱者之多，偶然拈先生这件事作为一个例子;并且因为先生的大名颇为许多人所知道，怕被别的误解恋爱的人们援先生这事为例，以发挥其占有欲，所以大胆地说了几句话。”[]

这种担心不仅基于华林《情波记》的内容和所表达出的爱情观，更是基于《晶报》在普通市民中的影响力。“《晶报》也不例外，它在创刊之初就自我定位为世俗化的综合性小报，以普通市民（包括商人、店员、公司职员等）作为主要读者对象，一方面树起‘改良社会的大旗，以政府和社会的监督者自居，对上自国是下至民生的诸多话题进行迥异于大报的评论，另一方面标榜趣味性，以短小精悍的小品文和趣味盎然的连载小说来引发读者的兴趣。这样，《晶报》逐步形成了兼容文艺作品和社会批判的综合性小报的特色，成为为上海市民提供精神消费品的‘综合性游乐场，其在市民读者中的地位也逐渐稳固。”[]显然这里提到的“普通市民”读者是有异于受传统思想影响较深的读者的，他们多数受西方思想的影响更深，追求新的生活。尤其是在恋爱观上，他们要打破旧的包办婚姻的陋习，追崇爱情。但是，自由恋爱在当时毕竟是一个新观念，普通市民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是盲目的。《妇女周报》的记者和华林都表达过对当时社会上男女恋爱状况的担忧。奚明在8月13日的《社评》中就提到，“但是在向来不知有所谓恋爱的社会，一般的人们，因为心理上受传统思想的锢蔽，生理上受不良遗传的影响，往往不能理解恋爱的真义，因而发生种种的误解，以致高尚的恋爱的育成，常被阻挠，不能顺遂的长发，这实在是不胜遗憾的。所以我们的唯一的希望，在于使一般人能够明白恋爱的真义，对于恋爱与非恋爱的区别，都能认识的清清楚楚，尤其希望实际上度恋爱生活的人，能够用真挚诚实的恋爱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恋人、丝毫不羼入不纯粹的杂质。”[6]华林在《晨报副刊》上回应周作人时也说，“自由不是放纵，恋爱不是淫荡。故自由恋爱，是打破婚姻制度，并不是随意欺骗戏弄。”[9]《晶报》连载《情波记》却并未做出评议，而且文前的小引还有支持华林之倾向，这对其读者而言是极有导向性的。所以《妇女周报》的记者对于华林的恋爱行为很有可能为青年男女所效仿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署名为韦的记者也明确指出“华林君因为崔女士始爱而终弃，便愤愤以最利害之手段对付之，说得重些，有类于‘绑票求婚不遂而竟‘撕票，说得轻些，便是要借此使崔女士受旧社会之唾骂，而聊以快意。我们所以屡次不惮烦的评论此事，却因深信此等行为是男女社交公开前途最大的障碍，是暗示一般男青年以诈嚇女性！”[10]

《晶报》让《情波记》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而《妇女周报》上刊登的批评文章，则是将“情波”演变为一场“风波”。很快，这场风波就传到了北京。

三、《晨报副刊》在北京引发论战

1924年，周作人听说华林有一篇《情波记》发表在《晶报》上，极想一看究竟，但是身边的朋友也都没有《晶报》，最终没能如愿。后来周作人读了8月13日《妇女周报》上长青、奚明的批评文章，又在市场买了华林的《枯叶集》翻阅，总算对《情波记》有了大致了解。于是便于8月22日写信给当时《晨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向其提及此事并发表了意见。孙伏园便以《沟沿通信》为标题，在8月25日的《晨报副刊》上专门开设了一个名为《沟沿通信》的专栏来刊登周作人的来信，署名“开明”。就此，在北京掀起了一场关于《情波记》的论战。从8月25日到9月26日短短一个月之内，《晨报副刊》就先后刊登了12篇关于《情波记》的文章：周作人的《沟沿通信》（8月25日）、顾兆麟的《给注意情波记内容的读者作一个参考》（8月29日）、杨没累的《看了〈沟沿通讯〉以后》（8月30日）、朱谦之的《为“真实者”而战》（8月30日）、刘清扬的《关于情波记》（9月4日）、周作人的《沟沿通信之四》（9月7日）、华林的《〈情波记〉作者的声明》（9月7日）、华林的《对注意情波记的读者声明》（9月9日）、华林的《答复〈情波记〉中之刘清扬》（9月17日）、萧度的《为华林君辩护》（9月19日）、顾兆麟的《情波记内容虚伪之参考》（9月25日）、刘清扬的《呜呼！“真实者”！！！》（9月26日）。

《晨报副刊》刊登的关于《情波记》的文章相较于《妇女周报》而言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情波记》内容的真伪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因为《情波记》中的当事人——顾兆麟和刘清扬——都在北京，他们在看过《沟沿通信》之后，针对华林在《情波记》中提及自己的部分，均发文澄清并指责华林捏造事实。华林对二人也都有答复文章。使读者对于《情波记》所言之真伪一时难以断定。二是与《妇女周报》上一味批评的立场不同，《晨报副刊》对于《情波记》的态度更加开放和自由。周作人、刘清扬、顾兆麟对华林持批评态度，杨没累、朱谦之则支持华林，而萧度则持中立态度。《晨报副刊》对于《情波记》的转载以及所引发的论战，无疑进一步加深了这场风波在文人圈子和社会上的影响。华林和刘清扬、顾兆麟之间的争论，牵涉到了徐悲鸿、王独清、李石曾等人，甚至华林与苏雪林之间的一段恋爱往事也被曝光。另外朱谦之和杨没累的爱情故事本就受世人关注，此次在《晨报副刊》上发声支持华林，自然也吸引了大众的注意。周作人之后也在9月7日发文回应了朱、杨二人。《妇女周报》从9月10日开始刊发的文章，针对《晨报副刊》上关于《情波记》的文章的回应。可以说，《晨报副刊》掀起了此次风波的高潮。

四、风波平息

在《晨报副刊》上的展开的争论将这次风波推向高潮，但是风波却在高潮时戛然而止。自9月26日刊登了刘清扬的回应文章《呜呼！真实者！！！》之后，《晨报副刊》再未刊登有关此次风波的文章。巧合的是，《妇女周报》在9月24日的《社评》之后，也没有再刊登讨论《情波记》的文章。其后来虽又在10月刊发了两篇与《情波记》有关的文章，但也只是揶揄取笑华林，并没有对《情波记》再进行评论。

笔者推测，这很有可能跟崔肇华的丈夫郑大同有关。刘清扬在《呜呼！真实者！！！》一文中曾提到崔肇华之前未发声，是因为身在国外，现在已经从德国回国，“现在所以还在一声不响，则因其家（夫家与母家）已在预备别的办法”[11]。从目前找到相关材料来看，崔肇华的身世还未能确定，但其夫郑大同确有其人。郑大同是当时袁世凯政府海军上将郑汝成的次子。郑汝成在1912至1915年因军功显赫受袁世凯器重，总揽上海军政大权。1915年遇刺后被袁世凯追封为“一等彰威侯”，其家族后人也多在军队任职，到1924年，郑家应该仍然是颇有势力的。所以笔者推测郑家应该是预备了别的办法，迫使《晨报副刊》和《妇女周报》才不再刊登相关文章。而且后来华林发文称曾将两篇答复文章寄给《晨报副刊》，但未予以发表，这也可以证明《晨报副刊》是有意平息这场风波的。

《晨报副刊》和《妇女周报》几乎同时停止对《情波记》的关注，也使这场风波趋于平息。

经过两个月的沉寂，北京《学汇》于12月22日的刊登了一篇关于此次风波的文章——华林的《致崔肇华最后书》。华林在文前提及“此书曾寄北京晨报而未发表者，该报曾载刘清扬恶骂之文章，华林亦有以道理答复之文，该报未曾发表”[12]。这就是上文所提及的华林的两篇答复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华林虽然说“汝复我信与否，汝良心上，自主之，吾亦从此长辞，永不再发言矣。”[12]但仍责备崔肇华失信于他。这篇文章并未再引起關注和谈论，这场风波到这里也算是真正结束了。并且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风波的女主人公崔肇华自始至终也未发表任何言论。

五、结语

在《情波记》风波的整个过程中，《晶报》、《妇女周报》和《晨报副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华林虽在报界小有名气，但是他的影响力还不足以掀起这样一场波澜。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晶报》刊登《情波记》之前，报纸上鲜有关于华林与崔肇华恋爱事件的评论文章，大多都是华林自己发文章、登广告，企图引起社会的注意却反响平平。而在《晶报》连载《情波记》之后，在《妇女周报》和《晨报副刊》上展开的激烈讨论，很快就引发了这场历时半年横跨京沪两地的风波。这场风波在当时传媒环境下所引发的社会关注度，无异于今天登上微博热搜的热度。

另一方面，这三家报刊对与华林《情波记》偶然的关注，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华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林是中国现代美学界的活跃分子，“二十年代是现代美学的第一个高潮期。一大批新人如舒新城、黄忏华、吕澂、李石岑、华林、朱光潜、范寿康、陈望道、宗白华、邓以蛰等崭露头角，他们或大力提倡美育，或积极译介西方美学，或运用新方法探索中国美学、艺术原理，成果斐然。在三十年代，除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华林等继续在前台活跃以外，丰子恺、梁宗岱、朱自清、闻一多也汇入进来。”[13]因此，《晶报》《妇女周报》《晨报副刊》不仅在当时掀起了一场《情波记》风波，也为我们现在探寻中国近代美学史上的华林提供了诸多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华林.对注意情波记的读者声明[N].晨报副刊，1924-09-09（3-4）.

[2]刘清扬.呜呼！“真实者”！！！[N].晨报副刊，1924-09-26（2-4）.

[3]开明.沟沿通信[N].晨报副刊，1924-08-25（3-4）.

[4]东济.华林君的失恋事件[J].妇女杂志，1923，9（12）：119-120.

[5]萧度.为华林君辩护[N].晨报副刊，1924-09-19（3-4）.

[6]长青，奚明.社评[J].妇女周报，1924（50）：2-3.

[7]华林，长青，奚明.“爱”与“恨”[J].妇女周报，1924（51）：4-5.

[8]李国平.上海市民的精神“大世界”——民国小报巨擘《晶报》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8：138.

[9]华林.《情波记》作者的声明[N].晨报副刊，1924-09-07（4）.

[10]长青，奚明，韦.社评[J].妇女周报，1924（56）：2-6.

[11]刘清扬.呜呼！“真实者”！！！[N].晨报副刊，1924-09-26（2-4）.

[12]华林.致崔肇华最后书[N].学汇，1924-12-22（6-7）.

[13]胡经之.中国现代美学丛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前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