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欣原

摘 要：当前，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的阶段，面临着凝聚改革共识、强化改革动力、平衡效率与公平等诸多有待解决的社会发展难题。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曾经历过类似的阶段，但通过比较成功的社会改革，使自身基本平稳地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当然，美国社会改革并不彻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问题，但这一过程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社会改革 新闻媒体 价值重塑 公平正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当前，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的阶段，进入了改革深水区，面临着凝聚改革共识、强化改革动力、平衡效率与公平等诸多有待解决的社会发展难题。这些难题如何破解？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曾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寻找到一些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美国社会改革的历史背景

所谓社会改革（social reform），即根据一定目标对社会体系进行变革、改造的社会运动。一般说来，社会改革发生在原有社会矛盾尖锐、各要素之间的不适应和不协调已严重影社会正常运行的时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也正是处在这样一种充斥着经济混乱、政治腐败和严重贫富分化等许多问题的状态。

美国从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大约五、六十年里，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阶段。生产领域面对战争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难题，大范围推广使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科技成果。与此同时，美国铁路运输的飞速发展，为大规模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经济繁荣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维持社会相对稳定的原有利益分配格局也随即被打破。进入工业社会阶段，农民阶层失去了主导阶层地位，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被垄断彻底颠覆，垄断所形成的社会财富分配格局导致社会冲突与社会矛盾加剧，美国开始进入一段动荡的历史时期。

社会动荡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社会各阶层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作为人的一种心理感受，会促使人去追求能够弥合不安全感的补偿性事物。当整个社会中的多数群体处于这样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状态时，便会出现以群体为单位去追求安全保障物的情况。在市场经济社会，被公认的安全保障物就是金钱。当金钱成为社会的首要追求目标时，如果缺乏有效约束，其他包括道德在内的一切事物都会沦为赚钱的工具。在政治领域，权力资源与金钱可以轻而易举地结成交换关系，导致腐败丛生，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就在对金钱的让位过程中不断被拉低。经济领域的大型垄断企业凭借垄断资源获取绝对竞争优势，面临生存困境的企业之间充斥着不良竞争，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整个市场混乱无序。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精英群体凭借手中的资源不受任何约束地追逐金钱，造成了社会领域，包括农民和工人在内的底层民众处于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下，个人权力得不到维护和保障，面临生存困境，这也催生了各种犯罪行为。总之，美国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期间，曾经历了社会公平正义受到破坏、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受到威胁的阶段。

美国社会改革的特点

社会公平正义遭到破坏、秩序受到威胁是促成改革的根本原因，但并不是直接原因。發生改革的直接原因是社会现状超出了社会各阶层的容忍限度。一般来说，民众对于社会状况的接纳包含了两个条件：现实条件符合生活要求和对未来生活条件改善的良好预期。两个条件中只有一条受到破坏并不足以使民众彻底否定现有社会制度，只有当两个条件同时受到破坏，改革共识才能够在民众中形成。20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改革的发生恰恰是民众接纳现实社会状况的两个条件都遭到了破坏：一方面，社会现状无法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另一方面，现实使民众所持有的改善生活、改变命运的幻想不断受到冲击直至破灭。两方面因素叠加，导致社会现状超出了各个阶层的忍耐限度，要求改变现状成为全社会的一致要求，也即形成了改革共识，使社会改革的发生具备了前提条件。

透视美国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改革历史，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美国的社会改革是一场上下呼应、各阶层合力推动的社会改革。传统的社会变革一般分为自下而上的革命与自上而下的改革两种。改革活动通常是由统治阶级发起并在改革中起到领导和推动的作用；而20世纪初美国的这场社会改革，却是一场没有统一的领导力量，由各阶层自发地形成改革共识，主动参与、合力推动的改革。政治精英阶层依靠在政治决策制定实施中的影响力引领改革，如联邦政府层面以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两位总统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努力推行新政，抑制垄断的恶性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自由竞争的公平机会，以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各州、市政府层面，推动州政、市政选举和管理改革，与联邦政府的改革形成呼应。中产阶级则一方面希望通过改革管束无法无天的大资本家和大型垄断企业，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弥合社会裂痕，实现社会稳定，来实现自身价值。以大众传媒、新闻出版行业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发起了的揭发黑幕的运动，极大地推动改革、促进社会进步。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劳苦大众饱受煎熬，迫切需要社会改革，惩治政治腐败、净化社会环境、维护社会秩序。

第二，新闻媒体发挥了巨大的监督和推动作用，揭发黑幕是对社会的当头棒喝。新闻媒体对社会黑幕不遗余力的揭露与抨击，其中的重要原因来自于新闻媒体行业从业者的社会良知，来自于他们对社会不公正、不平等发自内心的深恶痛绝，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社会进步；另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媒体行业之间的市场竞争，甚至不乏类似于赫斯特的《纽约新闻报》与普利策的《世界报》之间为了吸引读者而发生恶性竞争的情况，但其在客观上产生了提醒民众关注社会问题的效果，推动了某些领域社会立法的完善。如1890年出版的《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一书，描述了纽约市贫民窟恶劣的生存状况，揭露了社会贫富严重分化的问题，唤醒广大民众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使纽约市贫民窟最终得到改建，《童工法》也被重新修订；再如1902年出版的塔贝尔的《美孚石油公司史》一书，揭露了大型垄断企业欺诈中小企业、向政府官员行贿等种种不法行为，使社会关注大公司垄断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作用，影响美国最高法院在1911年判决，强制美孚石油公司解体；1904年的《屠场》一书则揭开了食品生产领域的令人作呕的生产过程，推动美国国会于1906年通过了《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并宣布自1907年1月1日起正式开始生效等。

第三，来自民间和宗教界的社会救助组织充当了改革中缓和社会矛盾的中介，并且对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塑起到重要的作用。处于转型期的美国社会，尖锐的社会矛盾得以缓和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大规模社会救助组织的成立，如福音派教士筹建的各种慈善机构、将社会工作职业化的“慈善组织协会”、提供社区救助的“城市定居救助之家”等等。这些社会救助组织规模庞大、分布广泛，针对童工、贫困寡妇、城市外来贫困人口等不同困难群体提供专门救助。社会救助组织由于管理制度完善、具有有效的慈善基金募集机制，从而成为社会财富由富裕阶层向贫困群体流通的中介渠道。专门从事社会救助的专业人员为需要救助的群体提供教育、生活、医疗等全方位的救助，这种活动、行为在使底层民众的贫困生活境地得到改善的同时，也发挥了社会道德的重塑作用，極大地促进了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建。

第四，美国社会改革主要解决了社会失序、混乱问题，没触及收入分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问题。1900年时，美国已经跃升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国家越富民众越穷的不正常现象依然存在。美国从1873年到1913年，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然而工人的同期购买能力反倒下降了5%，这也为后来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可以说，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改革并不彻底，虽然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推进社会公平等领域有了长足进步，但仍然没有解决贫富分化的收入分配问题，也就没有真正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源性危机。

对我国的启示

尽管我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不同，但美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改革仍然能给予我们启示：

首先，一个国家的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来源应当是多层次的，既要有精英的主导，又需要中等阶层的支持，还需要有草根阶层的呼应。这样的改革才会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这样的社会才有生机与活力。换而言之，如果改革的动力只是来自于少数的社会精英，那么，这种改革往往会缺乏足够深厚的社会基础，很难持久，容易出现后继乏力的情况，这就无法真正实现改革的目标、达到应有的改革效果。

其次，新闻媒体是反映社会改革呼声的舆论通道，也是一种低成本监管资源。因此，新闻媒体需要针对社会不良丑恶现象，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表达人民群众的心声。或许有人会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媒体也是经济理性人，也会为了经济利益而不择手段。确实如此，一百多年前的美国，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但政府并没有横加干涉。有靠传播“黄色新闻”过日子的不良媒体，就有《纽约时报》这样传播严肃信息的媒体，最终，由于充分的市场竞争，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大浪淘沙，沙里淘金，《纽约时报》最终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媒体。所以，我们也不必过分担心，新闻媒体对社会的监督作用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造成社会信息混乱，但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信息的充分流动最终会使社会趋于健康稳定状态。

再次，鼓励社会组织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社会和谐。我国现阶段的治理方式偏重于政府治理，社会发育不足、社会治理滞后，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因此，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都强调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组织介乎于政府与社会之间，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可以一头连着政府，一头牵着社会，既减轻政府负担，又使社会治理体系富有弹性与活力；在推动社会各个层面相互协调的同时，也有利于重构促进社会和谐的价值体系。

最后，社会改革应当从两个层面展开，一个层面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防止社会失序，更好地实现社会效率目标。这就需要政府与社会的通力合作，就像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到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另一个层面是收入分配层面，真正解决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目标，这也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关涉到社会长治久安的大问题，需要各个阶层之间的协商，达到妥协。可以说，第一个层面的社会发展效率问题与第二个层面的社会发展公平问题，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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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

责任编辑：康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