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维兰

（西安财经学院a.商学院；b.现代企业管理研究中心，西安 710061）

0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增长，这得益于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巨大人口红利，然而金融危机过后，许多东部沿海省份企业用工荒的问题愈加严重，并形成了长期趋势。蔡昉（2006）[1]指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在2004年前后已经到来，吴要武（2007）[2]通过实证分析得出2004年后的工资已经显著高于2002年和2003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之后，受到影响最大的群体就是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流动人口。由于受到户籍和相对较低的生产率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就业市场中属于弱势群体，只能被动地接受一个水平较低的工资。为了保障这部分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早在1993年，北京、天津和湖南等省份率先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并于2004年3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对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水平和收入水平具有重要影响[3，4]。但是目前来看，还极少有研究对这种影响的动态变动进行分析，本文就将基于2002—2013年CHIP的面板数据分析刘易斯转折前后，最低工资制度对于流动人口收入的动态影响。

1 数据与统计分析

为了分析最低工资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本文选取CHIP2002年、2007年、2008年和2013年的混合面板数据。这几年调查涉及的省份大体一致，略有增删。2002年调查了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云南和甘肃，共计12个省份，其中4个东部省份、5个中部省份和3个西部省份。2007年和2008年对15个城市进行了调查，归类后为9个省份，包括广东、河南、安徽、重庆、上海、江苏、浙江、湖北和四川，其中4个东部省份，4个中部省份和1个西部省份。2013年的数据包含14个省份，在2002年的基础上，增加了山东和湖南，这样一来东中西的分别为5个、6个和3个。由于最低工资主要影响的是正规部门的员工（即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和低收入的自我雇佣者（决定是否自我雇佣），因此本文过滤了数据中自我雇佣的高收入者，最终2002—2013年数据的样本个数分别为1180、3391、2446和469。

表1为受最低工资影响群体的月工资和每周工作时间。总体上，月工资呈增长趋势，尤其是2002—2007年，平均工资增长了约135%；每周的工作时间呈持续下降状态，但是仍高于每周40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正规部门和总体上基本一致，而非正规部门的群体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月收入都远远低于正规部门的群体，且出现了波动的现象。

表1 样本各年份平均月收入与平均周工作时间

表2为各省的历年的最低工资，数据来源于各省、直辖市的社会与劳动保障厅的官方网站。由于部分省份设置的是区间性的最低工资，为了便于计算，采取了算数平均的办法，取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平均数作为各个省份的统一标准。从表格中可以发现，最低工资以较快的速度在上涨，从这些省份的平均变化值来看，2002—2007年，年均涨幅10.8%，2007—2008年涨幅达19.17%，2008—2013年年均涨幅10%（2009年各省均未调整最低工资，故2008到2013年仅进行了四次调整）。

表2 各省最低工资调整表 （单位：元）

2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设定如下的计量模型：

lnY=α+βlminwage+γZ+ ε

Y表示劳动者收入的对数，分别对小时工资和月工资进行回归。lminwage表示政府设定的最低工资，Z代表其他的控制变量，如劳动者的性别、年龄、学历、健康状况等。

表3所示是对正规部门的样本进行OLS回归得到的结果。由于影响到劳动者收入的因素众多，本文将地区、所在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学历、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的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对正规部门劳动者月工资的影响在2002年显著为正，具体来说，最低工资每提升1%，月工资提升0.492%。2007年，该效应并不显著；在2008年，该效应显著为负，即最低工资每提升一个百分点，月工资会下降0.247%；2013年，该效应再次变得不显著。最低工资对小时工资的影响在2002年同样显著为正，且高于其对月工资的影响。其后的2007年和2008年，最低工资的影响均不显著，在2013年出现了反转，虽然影响较2002年有所上升，但并不如2002年显著，其显著性水平仅为10%。在刘易斯转折之前，最低工资对提升流动人口的收入有正向的作用，最低工资对提升流动人口的收入有正向的作用，在刘易斯转折之后，劳动力的价格迅速上涨，其上涨的幅度超过的最低工资上涨的幅度，最低工资对提高在劳动力的价格迅速上涨，其上涨的幅度超过的最低工资上涨的幅度，最低工资对提高在正规部门工作的流动人口收入的政策效应被显著地削弱了。2008年出现的最低工资对月收入产生负效应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危机降低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表3 最低工资对于正规部门流动人口收入影响的估计结果

最低工资的存在导致市场无法及时调整工资水平，从而导致最低工资的挤出效应增强，大量流动人口失业，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2013年出现的最低工资制度对小时工资效应反转为正的现象，可能是工作时间的下降和最低工资提升幅度有所增加的双重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

下页表4给出了最低工资对非正规部门的影响即是对自我雇佣群体中低收入者的影响。回归的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对这一部分及低收入群体小时工资和月工资均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在2002年，最低工资每提升1%，月工资和小时工资分别提升1.565%和1.284%，2007年最低工资对二者的影响程度均有小幅上升。在2008年，最低工资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则给月工资和小时工资分别带来3.789%和3.955%的提高，二者较上一年增幅均超过2个百分点。2013年，最低工资对月工资和小时工资的影响均不显著了。在刘易斯转折之前和转折后的初期，最低工资制度对非正规部门的低收入群体来说都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且逐步扩大。导致2008年出现的爆发式增长的原因依然可能是经济危机，这一部分群体一旦进入到正规行业，他们的收入就会较未进入的劳动者高出许多，进而使得该效应大幅度地提升。

在总体样本的基础上，本文用小时工资对最低工资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借以分析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其他因素（见下页表5），回归结果显示，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是显著的，且差距呈扩大趋势。具体来说，东部高于中部和西部。2002年，

表4 最低工资对非正规部门（低收入自我雇佣者）收入的影响

中部与西部无显著差别。2007年和2008年，西部地区的收入高于中部地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极有可能是经济危机对中部地区的冲击远远大于西部地区。2013年中部地区流动人口的收入已经高于西部地区。东部、中部与西部差距有所扩大，中部和东部差距在减小。

表5 稳健性分析的结果

劳动者所在企业的性质对其收入存在影响，公有制企业的收入长期高于私营企业的，在刘易斯转折前期，外资企业的收入则高于公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刘易斯转折的中后期，这一差距则不再显著。性别的影响是男性显著高于女性，但是呈现U型分布，即差距由大到小，在由小到大变化趋势。本文以小学及以下为基期，比较了不同学历对收入的影响。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受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高。但在2002—2008年间，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2008年以后，教育收益率出现下降的趋势，这与2008年以来，教育成本的上升和流动人口的收入快速上升有很大的关联。一般认为，企业提供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福利会降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但从回归的结果来看，在2008年之前，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与工资收入是显著正相关的，2013年二者才无显著关系，而住房公积金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一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提供保险的住房公积金的企业，其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也是相对较高的。

3 结论

本文根据CHIP2002—2013共四期的混合面板数据，采用OLS的方法评估了刘易斯转折前后的最低工资调整和其他影响因素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刘易斯转折前最低工资对流动人口中在正规部门就业劳动者的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刘易斯转折后，即使在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情况下，这一影响也是趋于消失的。而最低工资对于自我雇佣的低收入群体在刘易斯转折前，和转折后的初期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后期这一影响也逐渐消失。由此，本文可以得出，最低工资的政策效应受到市场劳动力供需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的。这一政策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而逐步失去效力。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流动人口教育收益率的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同样是在这一时间之后，性别的差异导致的工资差距由缩小向扩大转变，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在这之后也变得不再显著，东西收入差距依然在扩大。流动人口工资情况的变化与我国经济的转型息息相关。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促成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但这些状况并不乐观。

[1]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2]吴要武.“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J].开放导报，2007,（3）.

[3]Stigler G.The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46,(36).

[4]马双，张劼，朱喜.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