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晓博 晁雪婷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郭沫若自《甲骨文字研究》起就在其研究中流露出一种对巴比伦文明独特的情感，笔者姑且称其为巴比伦情结。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在《释支干》中十二宫由古巴比伦传来的观点，不仅贯穿了其在日本的早期研究之路，即便多年后在其自传中仍坚持这一观点，可见这一情结对郭沫若影响深刻。本文节选郭氏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文段进行比对分析，探究郭沫若巴比伦情结产生的缘由、流变及其思想内核。

一、缘起——日本史学研究对郭沫若的影响

郭氏的《释支干》与《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等文皆是创作于其流亡日本的十年期间，郭氏在考察先秦文字与文化时，会有将西亚古文明带入对比的想法，这恐怕与当时日本史学界的发展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启了近代化历程，史学研究也不例外，日本首先在东京大学建立了近代化史学研究体系，在先前基础上又设立国史、东洋史和西洋史三足鼎立的学科部门，这亦是今日日本史学研究体系的由来。从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起，日本的史学家开始向日本国内介绍西亚历史的研究情况。大正时期虽然受到了一战的影响，但日本人对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探索却更进了一步，大正六年（1917年）日本民间成立了“巴比伦学会”，并出版学会机关刊物《巴比伦》。虽然学会中以非专业兴趣爱好者为主，但其对于日本亚述学专业研究的建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