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竹峰

鲁迅去世四天后，林语堂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一番话说得磊落，十足大家风度。

humor一词的翻译，最开始王国维音译为“欧穆亚”，李青崖意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稽”。林语堂译为“幽默”，并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林语堂后来写幽默文章，办幽默杂志，也被称作“幽默大师”。

林语堂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蜚声海外。《吾国与吾民》译成西班牙文后，他在南美的知名度也非常高。当时巴西有位贵妇，钦慕林语堂，恰好有人赠名马一匹，于是给这匹马取名为“林语堂”。后来，此马参加马赛，巴西各报以大幅标题登出“林语堂参加竞赛”。比赛结束，这匹马没有得名次，报纸标题就成了“林语堂名落孙山”，而奪标的马倒没有消息。消息传到美国，有人将此事告诉林语堂，林语堂微微一笑，说：“并不幽默。”

幽默的林语堂骨子里是尖刻的，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写道：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八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林语堂就是林语堂，这样率直，这样渊博，这样通透。

林语堂写小说用英文（据说小说他只能用英文写）。有人说林的中文好到无法译成英文，英文也好到无法译成中文。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在国外大出风头，张爱玲十分羡慕，写信给朋友说：“我要比林语堂还要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张爱玲《私语》中说，“从小妒忌林语堂，因为觉得他不配，他中文比英文好。”香港的刘绍铭道破天机：“林语堂名成利就，羡煞了爱玲小姐。如果她是拿林语堂在《论语》或《人间世》发表的文字来衡量他的中文，再以此为根据论证他的中文比英文好，那真不知从何说起。林语堂的英文畅顺如流水行云，开承转合随心所欲，到家极了。”读过林语堂原版小说的朋友告诉我说，林先生的英文真好，写得谨慎。谨慎是对的，林语堂的中文也谨慎。

林语堂的作品为什么能在美国风靡？因为那时美国人，讲究效率，人人求名求利。林语堂在书中把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以及蕴藏在平淡生活中的人生哲学娓娓道来，引导人们如何品味和享受生活。张爱玲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

林语堂写过八部长篇小说，我读过他的《京华烟云》《红牡丹》《风声鹤唳》。林语堂的小说内容会让人想起中国世情小说一路，从《金瓶梅》《红楼梦》到张恨水。因为他的小说原版是用英文写的，读来难免感觉有某种异域风情，好像西洋人穿上中国衣服讲中国话的感觉，时常有怪异别扭处。

我更愿意读林语堂的随笔，文风汪洋恣肆，天马行空，什么都能写，什么都敢写，颇似丛林探宝、人海寻踪。林语堂的随笔有大荒中自由自在的探险之乐，像在天空中放飞的风筝，空茫无际的感觉给人无穷无尽的想象，文章写到像他那样肆意，不妨自满。

“五四”一代作家，林语堂和郁达夫为文最放肆。郁达夫的放肆是文人无忌，林语堂则最敢用俗语俚语甚至下流话，亦庄亦谐，不顾一切，俗极而雅。林语堂以风雅做底子写世俗文章，文化底蕴厚实了，自然无所顾忌。

林语堂的文章好，写得漂亮，有山高月小之美，像冷色调的画。林语堂好像从来不在意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的渊博是他的洞明，他的世故是他的练达。当年郭沫若指责林语堂：“叫青年读古书，而他自己连《易经》也读不懂。非但中文不好，连他的英文也不见得好。”林反驳说：“我的英语好不好，得让英国人或美国人，总之是懂英语的人去批评。你郭沫若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至于《易经》，郭沫若也是读的，我林语堂也是读的。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我与他的区别就在这里。”没有一点智慧的人是说不出这样话的。他还说：“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问他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

林语堂认为写文章讲灵气讲学问之外，还要有一点邪气。这是旁人不及的地方，邪气最不好把握，重了走火入魔，轻了油腔滑调。斯诺当年请鲁迅写出中国当代最好的杂文家五名，鲁迅当即写下林语堂的姓名，而且写在自己前面。

林语堂骨子里有中国魏晋文人那种不与世俗苟同的做派。郁达夫、废名也颇具邪气，其文章读来味道不同，林语堂刁钻尖刻，有些时候面貌一本正经，骨子里却透着邪气。他说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是一样道理。夏志清曾说，有些人只懂西文，中国文化毫无所知，文章写不好。有些人国学根底深厚，西洋学问白纸一张，写的文章也难令人心服。像林语堂这种人，应该是他心中的完美人选吧。

林语堂不但文章好，而且言谈风趣。有一次，纽约某林氏宗亲会邀请他演讲，希望借此宣扬林氏祖先的光荣事迹。这种演讲吃力不讨好，不说些夸赞祖先的话，同宗会失望，若太过吹嘘，有失学人风范。当时，他不慌不忙地上台说：“我们姓林的始祖，据说是有商朝的比干远相，这在《封神榜》里提到过，英勇的有《水浒传》里的林冲；旅行家有《镜花缘》里的林之洋，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另外还有美国大总统林肯，独自驾飞机越大西洋的林白，可说人才辈出。”

林语堂晚年从美国返台湾定居，在阳明山，自己设计房子，用几根西方螺旋圆柱，顶着一弯回廊，绕着的却是一个东方式的天井。林语堂自撰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把在台北阳明山家中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思想的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那时候的林语堂，写文章越发进入了流水行云的境界。一生阋人多，游历多，人世沧桑，晚年写《无所不谈集》，真是绝妙好文。

看林语堂的照片，一生好凤仪。年轻时目光炯炯，有谦逊有温情，也有狡黠有桀骜。中年后戴一副黑色圆框眼镜，眼神里多了一层迷离，也多了落拓多了不羁。晚年，头发所剩无几，兀自梳理得一丝不乱。

郁达夫

有朋友说起郁达夫，亲切地称为“达夫”，老友一般。每次聚会，谈到民国文学，总说迭夫如何如何，简直像知交。天底下喜欢郁达夫文章的，全都可算他的朋友吧。

现代作家里，我对郁达夫一直怀有好感，倒不是说他文字有多好，喜欢的是文字背后的人。郁达夫的文章，能读出天真二字。鲁迅说郁迭夫是创造社成员中最无创作嘴脸的人。创作嘴脸，我的理解是做作。

读郁达夫，自散文始，《故都的秋》尽撷北地秋色精华，舒缓有闲趣。后读《钓台的春昼》《江南的冬景》诸作，郁达夫写起自幼生长的江南，运笔如神，清江之水、轻巧之竹、荷叶莲蓬，风雅得很，十分醇厚。后来读《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等小说，感伤迷离，及至读到《沉沦》《采石矶》，文字间又多了孤绝凄厉，给人的感觉他仿佛是古代的落魄文人。

如果说鲁迅写作深得魏晋文章法则，郁达夫为人则全然魏晋风度。一个人身上有魏晋风度，总少不了逸事与传奇。郁达夫应该是现代作家里最传奇的一位，香港有部反映他生平的电影，索性就以《郁达夫传奇》为名。郁达夫的一生，是有光彩的，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总之足以传世。对一名作家而言，写几篇传世之作不难，难的是做一个传世之人。

郁达夫对写作的态度，颠覆了中国人推崇的中庸之道，其代表作《沉沦》一出，即以“惊人的取材、大胆的描写”震动文坛。可以说其性格成全了文学上的郁达夫；但另一方面，因为性格，造成了婚姻的不幸，个人生活的不幸。

郁达夫一生，性是绕不开的话题，生活中许多苦恼和焦虑，根子都在性上。性得不到满足，于是苦闷，一旦满足了，又感觉空虚无聊，还伴随着堕落感——郁达夫在这两点之间钟摆一样晃荡。所以他写性的苦闷与人生的苦闷，连带那些迷茫、挣扎凝在一起，很难分割。郁达夫一生，似乎總是被性苦闷折磨，即便是新婚蜜月期，这大概是其下笔行文充满了肉欲与颓靡气息的原因。

郁达夫的性苦闷，更多是心理苦闷，这种过分的性冲动，很容易被人误解。郁达夫写过一首《钓台题壁》的诗，“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是其中名句。情多果真累关人吗？怕是累的多是自己。

才子多情，多情才子。读郁达夫日记，看到他写追求王映霞的经历，只觉得可笑可爱又可怜。郁达夫完全变成了一个恋爱狂人、浪荡子弟，爱得波涛汹涌、无所顾忌，炙热且疯狂。

郁达夫的照片看过不少，有些风流蕴藉，但算不上英俊潇洒。叶灵凤曾写过《达夫先生二三事》的文章，开头说：

达夫先生的相貌很清癯，高高的颧骨，眼睛和嘴都很小，身材瘦长，看来很像个江浙的小商人，一点也看不出是一个有那么一肚子绝世才华的人。虽然曾经有过一张穿西装的照相，但是当我们见到他以后，就从不曾见他穿过西装，老是一件深灰色的长袍，毫不抢眼。

王映霞是出名的大关女，当时有“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一说，时人送她“荸荠白”之雅号形容其美丽惊人。王映霞相片我见过不少，有帧黑白照，穿紧身旗袍，斜立着，笑得灿烂又多情，难怪郁达夫一见之下，即为之倾心。

一个是三十好几的有妇之夫，一个是二十来岁的未嫁少女，恰恰三十多岁的成功男人最有本钱吸引二十来岁的少女。爱情从无道理可言，在郁达夫的狂轰滥炸下，王映霞最终没有躲开这一枚爱情炮弹。

郁达夫的所有作品，散文、游记、诗歌、书信、日记，都是自说自话，有自己的影子，甚至可以当其自传来看。单以文如其人论，郁达夫是恰当的，他的性格决定了写作姿态，不管是诗歌、小说、散文，还是游记，都是敞开式的，有时几乎是病态的暴露，全然不顾别人感受。

古人论文，说字句之奇不足为奇，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字句之奇，是文章之奇，气奇与神奇是为人之奇。郁达夫是极少数具有气奇神亦奇品质的人，下笔不避柴米油盐，不虚空高蹈。即使文章不好，有真性情在，也不会差到哪里，何况文字又那么好。所以郁达夫的文章，在民国那个时期，便有了不同一般的反响，不同一般的味道。

郁达夫不会烧饭，烹饪理论却有一大套，经常在不善家务的王映霞前充内行，教她某一种菜应该烧几分钟，哪一种肉要煮多少时间。这样一来，反而将王映霞这个初学者弄得更糊涂了，不是炒得太生，咬不动，就是煮得太烂，无法吃。

后来，郁迭夫又想出一个办法，对妻子说：“要学会烧好吃的菜，就得先出学费。我和你先到大小各式菜馆里去吃它几天，我们边吃边讨论，这一定容易学会。”于是，他们前前后后去吃了十几次，把一个月的稿费全吃光。这样一来，家里的开销就超过了预算。王映霞不免有点担心，郁达夫却不着急，反而安慰她，说：“你真不懂，如果想烧好吃的菜，则非要吃过好吃的菜不可，不然的话，便成了瞎子摸象。我们现在暂时花些小钱，将来学会了烧菜时，我们就可以一直不到外面去吃，自己来烧，不是又省钱又有滋味？”

这样的故事能看见文人的痴气与可爱。

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困境之中的沈从文怀着剩下的希望，其实是绝望，给当时的几位著名作家写信，倾诉痛苦。郁达夫接到来信，赶往沈从文的住处看望。沈先生晚年时对郁达夫的侄女画家郁风说起此事，忍不住感慨：“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留给我了。那时的五块钱啊！”那时郁达夫在大学任教，月收入也只有三十多元。这种温情，看似日常，看似琐碎，实则是一种难得的关怀，今人读了，真觉得古老，仿佛传说。

郁达夫做朋友是顶佳人选，做丈夫未必合适。性格原因，他和王映霞的婚姻未能善终。他在不少诗作中，拿王映霞比作侍妾，并且一直和原配夫人孙荃旧情不断，这些都为婚姻埋下了祸端。晚年王映霞说：“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

郁达夫是一流朋友，一流作家，三流丈夫。

郁达夫和鲁迅的关系要好。鲁迅好骂人，郁达夫也好骂人，他们却一直处得不错，你赠我陈酒，我送你旧书。他们的文字有相同的冷，鲁迅是看穿一切之冷，郁迭夫则是对一切失望之冷。鲁迅的冷是骨子里由内而外的，郁达夫的冷则是由外入内的。郁达夫曾写过一首七绝送给鲁迅，敬意脉脉：

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郁达夫说：“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抛开朋友客气的成分，这样的话，几乎可以做鲁迅作品的脚注。

苏雪林曾写过一篇《郁达夫及其作品》的文章：

他写自身受经济的压迫的情形，尤其可笑，一面口口声声地叫穷；一面又记自己到某酒楼喝酒、某饭馆吃饭、某家打麻雀牌、某妓寮过夜、看电影、听戏，出门一步必坐汽车（上海普通以人力车代步，汽車惟极富人始乘），常常陪妓女到燕子窠抽鸦片，终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面记收入几百元的稿费，记某大学请他去当教授，某书局请他去当编辑；一面怨恨社会压迫天才；一面刻划自己种种堕落颓废，下流荒淫的生活，一面却愤世嫉邪，以为全世界都没有一个高尚纯洁的人。

苏雪林论人，喜欢全盘否定，其文风因为过于主观，常有偏颇处，不讨人喜欢。但她这里对郁达夫的指责却不易反驳。郁达夫的确有很多毛病，往好里说，是名士气派，当然，也可以说是文人无行。奇怪的是，我读郁达夫的作品，见他去抽鸦片，醇酒妇人地过日子，并不觉得可厌。

对于自己的行为，不管对错是非，郁达夫都敢写出来，心里怎么想便怎么干，这里面因为有做人的境界与追求，到底也显示出不同凡俗的一面来。郁达夫这种人，细行不检大节无亏，不能用传统世俗的目光来看待的。在自己文集序言里，郁达夫写过这样一段话：

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有快乐两字。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遣耳。

唐弢对此段文字有过这样的注解：达夫的话没有一点做作，没有一点虚伪，这是他和许多道德家不同的地方，也是他和许多浪荡子不同的地方，否则，醇酒妇人，岂非连轻薄小儿、下流淫娃都可以自拟为文学家了吗？大抵性情中人，处处见真，有当年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满，这才有南洋殉身的一幕，以鲜红的血，结束了“徒托空言”的生涯。“生命诚可贵”，然而吾不遑为达夫惜矣。

王映霞晚年回忆：“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这话应该是真诚的，毕竞她和郁达夫有过那么多可供回忆的往事。或许每个男人心里都有一个郁达夫，每个男人心里都装着“好色之徒”郁达夫。

一九四五年，四十九岁的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推测是为日本宪兵所杀害。倘或郁达夫还活着，以他的性格，是熬不过“文革”的。

责任编辑：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