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

摘 要：阎真的四部长篇小说，都是以知识分子为题材，他自身作为一个高校知识分子，无疑掌握了较为丰富的细节素材。《活着之上》以锋利的笔触层层揭开高校腐败的内幕，聚焦主人公聂志远“活着”的现状和困境，围绕求学、婚恋、科研、事业等层面展开。虽然这部小说在艺术和格局上仍有提升的空间，但在当代技术化商品化的历史语境中，《活着之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引发我们对精神、文化缺失的思考，对知识分子自身的社会功能和身份特征的反思；对当代知识分子而言，《活着之上》更是一部呕心沥血的警示录；同时，《活着之上》也切入到生活的内部，观照每一个普通人对“活着”意义的追问。

关键词：《活着之上》 知识分子 艺术和格局 意义

一、知识分子的人生书写

阎真的小说《活着之上》曾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虽然最终遗憾落选，但就今天来看，这部小说仍具有积极意义。书中可谓把知识分子的现实人生书写得淋漓尽致，讲述了主人公聂致远在求学、婚恋、科研、事业等层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活着”的现状和困境，以聂致远为中心的几个维度随之展开。

第一层是以聂志远的父辈、弟兄为代表的世俗价值观评判标准，舆论的重压使聂致远陷入困境，在父亲的眼里，聂志远执着和热爱的历史专业是“没有饭吃”的专业，虽然聂致远到北京读博士的事让他脸上有光，但是随着小儿子志高在镇上当上办公室主任后给家里带来的“小便宜”，父亲开始琢磨了“到底是博士大呢，还是镇办公室主任大呢？”聂致远回答说“博士又不是官”，父亲说“官都不是，那读它干什么呢？”一副赤裸裸的钱权至上价值观暴露无遗，正像篇中所说：“鱼尾镇的人没啥文化，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标准就是当没当官，发没发财，讲别的，他们不能理解。”没有文化和生活的闭塞，使得小镇上的人们除了穿衣吃饭以外，人情、面子几乎就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这是聂致远这样的知识分子无法跨越的一道沟壑，因为学术必定需要独立于市场和政治，这就意味着挣钱和当官必定不是知识分子的目的所在。

聂致远的第二层压力和困境是来自同学蒙天舒。蒙天舒一出场便抛出“屁股它能决定脑袋”的“屁股中心定律”，他采取考试靠抄袭、考研究生靠投机取巧、优秀博士论文靠抄袭、对名教师和名编辑阿谀奉承等一系列无利不往的办事手段。然而这一切却使得蒙天舒日益发达，迎娶娇妻，仕途上也越走越高。而自己呢，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豪情壮志反而使自己深陷不堪的泥潭，“有些事你去搞了没人说你坏，不搞没人说你好，可搞不搞对自己那就大不相同呢”。篇中聂致远的妻子赵平平似乎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个时代的真言，“搞”还是“不搞”？恪守还是随波逐流？这似乎是摆在每一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一个普通人面前的一个难题。

聂致远同时还受到来自市场的冲击，特别是文史哲这一类被视为“无用”之学的知识分子更有切身的体会，在聂致远读大学期间，就有同学认为历史专业挣不了钱，在宿舍办起了小公司，更有同学劝他说“数清楚曹雪芹有几根头发有什么用？在知识经济时代，最要紧的就是把知识变成生产力”。无疑，市场经济这条诱人的利益链条，衍生出一套价值系统，甚至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不动声色地解构人们对文化和知识的信仰，对知识分子提出了挑战。

聂致远还面临着生活方方面面的挑战，有来自家庭的、社会的、制度的和自身的。《活着之上》之所以有很大的可读性，或许就在于主人公聂致远的设置合情合理又贴近小人物柴米油盐的琐碎生活，他并不是只闻圣贤、不食烟火的知识分子，他同时又是面临着养家糊口的一个现实中的普通男人，他有着对理想世界的追寻和守望，也有小人物切实的落寞和迷惘。

二、艺术和格局

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感觉上犹如一股连绵不断暗涌的波涛扑面而来，少了一份让人喘息的空间。情节的设定几乎走向了单一往复的循环，面对一次次丰厚报酬的诱惑，聂致远断然拒绝，拒绝之后又陷入全面经济危机，面临家庭困顿的压力。对高校腐败和社会潜规则的问题，作者一件接连一件的丝丝入扣的叙述，难免会陷入材料堆积的嫌疑。这就好比一幅中国式精工山水画，中国艺术讲究“真水无香”的天心自然，即使是经过人工细细雕琢，也要尽力除去人为的痕迹，而《活着之上》正是缺少“妙手偶得之”的美感。写文章和作画一样，同样需要“留白”，掌握好主题、画作在白纸中的适当比例非常重要，好的文学作品，会给读者留有想象和参与的空间，而一个不成熟的作家，常常会迫不及待地把东西填满，不懂得退让和放弃。《活着之上》这部作品匠心显露无遗，缺少自然的衔接和适当的“留白”。如果从作者极力要突出的知识分子生活与精神的窘境以及揭示高校体制运行的种种劣行来看，这部小说无疑是成功的，现实主义题材，作者向我们呈现的一个个情节和画面的确是再现实不过了，然而，小说既然是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活着之上》显然缺乏这种艺术的美感。作者阎真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自己的写作时说：“我的写作原则是现实主义，这对我来说意味着零距离地贴近生活。”所谓零距离，只适合放在选材贴近生活的层面上来说，如果作品贴得太近，只是对现实世界镜子式的原型映射，缺乏适当的艺术加工和提炼，那么这种“零距离”并不是一件值得褒奖的事情。

宋徽宗赵佶和南唐后主李煜皆为亡国之君，所作之词大多感叹自身命运的悲苦，但后世对两者的词的评价却褒贬不一，普遍认为李后主的词更胜一筹，何故也？从感情上看，两者的词大多是绝命之词，感叹自己命运之悲之无常，情真意切，然而宋徽宗赵佶却只停留在呜咽和哀号的层面，似乎要将自己的一肚子苦水倾倒个彻彻底底才罢休，而李煜的《虞美人》等词作的境界就全然不同了。正如王国维所言，此人的词到达了释迦、基督的高度，他的词中关注的不再是个人的疾苦，而是天下苍生所有的苦楚，他写“己”即是写“世”，写“世”源于写“己”，最后这句大气磅礴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承载了芸芸众生之无奈的、超越了时间、地域，种族的普世悲情。这便涉及我们对《活着之上》的另一个观感，那就是格局小的问题。知识分子的题材，代不绝书，相比优秀的作品，譬如鲁迅的《在酒楼上》《祝福》《故乡》《伤逝》，钱锺书的《围城》，这就相当于把宋徽宗的《燕山亭》和李煜的《虞美人》放在一个天平上去看，孰重孰轻，一目了然，一个是反复咀嚼自身的悲欢，以这份悲欢为全世界；一個是能够跳出现世的悲欢，承担起存在的价值苦难。

格局上不够开阔，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是人物形象单一凝滞的性格较为扁平，不够饱满和复杂。主人公聂致远的形象似乎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一身正气、黑白分明的正人君子，而蒙天舒则是在任何一件事上都投机取巧、唯利是图，这种设置无疑使人物走向了“单向度”“脸谱化”的趋势。相比而言，聂致远的妻子赵平平算是一个相对饱满的形象，有血有肉，敢爱敢恨。她为进入学校编制而心力交瘁、和朋友攀比、嗔怪丈夫无钱无权，但同时，她又有可爱的一面，在世俗的压力面前，她一直没有背弃过聂致远，从聂致远一清二白的学生时代就相伴相依，在自己的母亲面前，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丈夫，可以说赵平平是兼具爱慕虚脱又坚守信念的小市民。另外，作者在小说中树立的二元对立的价值体系也是有待推敲的。小说中以聂致远和蒙天舒为代表的两种学者身份似乎是永恒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一味为学术净化与琐碎淡然的世俗生活似乎也是一种二元对立；而高升者和进编制者的手段也一定就是上不了台面的绝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和现世利益一定存在二元对立的冲突？这些点线面的处理还不够完善和成熟，所以有人说这部作品缺乏“大将之气”不是没有道理，对人性描摹的复杂性和对社会问题多层面的剖析都不够深入，这就是这部作品格局上不够大气的深层原因。

三、对意义的追问

当然，阎真在《活着之上》中，也试图做“厚重”的努力，对生存意义的探讨，这是在大篇幅日常生活琐碎的描写中的升华。如果说哲学是爱智慧，是对生存、意义乃至存在的思考，那么《活着之上》有一种试图达到哲学之境的努力，主人公聂致远一直在试图寻找所谓活着的意义。从一开始选择历史专业，遭到家人的反对，理由是“这个专业没有饭吃”，但聂致远并不以为然，他觉得“历史中藏着世界上所有的秘密，关于时间，关于人生，关于价值和意义”。正是怀着这样的执着和热情，聂致远明确了他的意义，就是“成為一名历史学家，把前人的事迹和思想整理得清清楚楚，告诉后来的人”。到聂致远当了老师，他对自己的定义是“我想自己影响世界那不可能，影响几个人还是可能的，那些道理总有一些人听进去，那就是我的人生意义”。后来见到一对起早贪黑的摆小摊位营生的安徽夫妇，聂致远感叹“活着就是道理，好好活着就是硬道理”。经历越来越多的事情，聂致远甚至对世俗人生有了一种包容的态度，他包容了每一个人的活法，包容了生命的千姿百态，包容了每一个人对“活着”的不同意义，“一个人越是意识到了时空的无限性，就越要承认世俗人生的合理性”。但是他对知识分子的“意义”仍然是清醒的，是一种自觉的对身份的坚守：“如果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就把很多想法放下来了。什么意义啊，责任啊，天下千秋啊，都与我无关，盯紧眼下的生活就可以了。这样看来，街边卖大饼的大叔是幸福的，把大饼卖出去就是意义；扫街的阿姨也是幸福的，把这条街扫净了就是责任。我把课上好了，把工资领回来，既是意义，又是责任。也许我唯一的痛苦，就是要对学生讲更深的意义，更大的责任。知识分子不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价值。如果我不想当个骗子，我得承认这种意义和责任的真实存在，何况我也感到了这种真实存在。这既是意义的渴望，也是内心的真实。以生存的理由把这种渴望的真实扼杀掉了，那我就对不起司马迁，对不起曹雪芹，对不起无数在某个历史瞬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坚守者。”作者对知识分子意义的追问，正好可以用小说名字来回应——活着之上！超越“活着”，知识分子还要担负起对精神文明的传承和坚守，恪守着这个社会的正义和良知，这是责任，也是意义。

虽然《活着之上》这部小说在艺术和格局上仍有提升的空间，诚然不够步入经典作品的分量，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在当代出现的现实意义难能可贵。在市场化和“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兴起的大背景下，《活着之上》引发我们对精神、文化缺失的思考，对知识分子自身的社会功能和身份特征的反思；对当代知识分子而言，《活着之上》就是一部呕心沥血的警示录；同时，《活着之上》也切入到生活的内部，观照每一个普通人对“活着”意义的追问。正如此部作品在获得路遥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所言：“阎真是清醒而自觉的现实主义写作。”从1996年的《曾在天涯》到2015年的《活着之上》，这期间阎真的几部小说问世，都带着反思和批判的文学立场，在当代，这样的严肃作家应该获得这个时代的褒扬和敬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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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阎真.知识分子精神生态的零距离表达——《活着之上》写作随感[J].当代文坛，2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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