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辛卓

摘 要：《子夜》与《长恨歌》都描绘了上海这座城市，但两部小说中的上海留给人的印象却大相径庭。茅盾的《子夜》继承了宏大叙事的传统，作者站在社会与时代的高度上，从大处着笔，描写了一个“大写的”男性化的上海。而王安忆的《长恨歌》继承日常生活叙事的传统，作者从个体经驗出发，描绘个体生活中的小事，从细节落笔，描写了一个“小写的”女性化的上海。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除了时代背景的不同，还有作家写作目的的不同。这两种上海印象互为表里，两相对比有利于完善对上海的理解。

关键词：宏大叙事 日常叙事 上海印象

上海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历尽风云变幻，以包容的姿态容纳了来自各地的人口，多元的文化在这里交织缠绕成一匹繁缛的锦缎。上海是纷繁复杂的，它将各个侧面的倩影映入不同作家的心湖，以诱人的魅力吸引着众多作家在作品中描绘它的音容笑貌，并带给人不同的感受。本文就以茅盾的《子夜》和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例，浅析这两部作品中的上海给人的不同感受。

一

从结构上看，《子夜》线索纷繁，且众多线索同时展开，相互交织勾连，形成网状结构；《长恨歌》线索单一，以一个女人一生的经历去描绘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上海。在《子夜》中，作者以吴赵斗法为主线，五条线索交织缠绕，贯穿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各个阶层，一个线索勾连着几条线索，一个镜头紧跟着一个镜头，线索纷繁，叙事节奏紧凑，反映了当时上海经济政治上的风云际会，将经济与政治形势描绘得淋漓尽致，气势磅礴。几条线索交相辉映，建构起支撑史诗的骨架。而《长恨歌》的线索单一，就是王琦瑶的一生。王安忆说：“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①纵观王琦瑶的一生，其命运可谓是跌宕起伏，既曾游弋于上海的上流社会，享受过荣华富贵，又曾在上海弄堂中谋生，尽心弄好日常的一蔬一饭。然而传奇的情节散落于繁琐的叙述中，其戏剧性被淡化了。叙事者站在城市的制高点，其视角与鸽子的视角重合，俯瞰王琦瑶的一生，俯瞰上海这座城，在叙述的过程中加入大段大段的描写与议论，使小说兼具散文的色彩，放缓了叙述的节奏，且形成一种疏离感。因此，王琦瑶的一生虽然是传奇的一生，但她的故事读起来却并不会让人感受到大起大伏，而是细水长流的歌哭。

从内容上看，《子夜》通过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图解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描绘上海“大写的”历史；而《长恨歌》通过描写日常生活，勾勒一处处细节，描绘上海“小写的”历史。《子夜》中描写了上海的政治、经济、思想，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等，描绘出各个阶层的人物，如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建官僚等。《子夜》中的上海是动荡的、纷繁的、喧嚣的，是宏大叙事中的上海。《长恨歌》的主人公王琦瑶的眉眼是不清晰的，通过文本，我们仅能得知这个人物的整体气质。王琦瑶是上海弄堂女孩的代表，代表了上海弄堂女儿的共性。王琦瑶是上海的一个“象”，②上海的历史融汇在王琦瑶的生活中，细细碎碎的片段汇成一条光阴的河流，河流映射出上海四十年的天光云影。《长恨歌》的历史背景是十分复杂的，书中人物生活的时间与解放战争、大跃进、自然灾害、“文革”等这一连串的历史事件相重合，但在作品中几乎看不到这些大事件。这些历史事件的影响渗透在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比如，人物的穿着打扮和所用的器物就有着鲜明的时代感，透过他们的服饰就可将人物的生活阶段与历史背景对应起来。通过阅读服饰和器物的变化，读者不难想象出这段历史上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长恨歌》中，无数的细节建构成民间的历史，“这是由无数细碎集合而成的壮观，是由无数耐心集合而成的巨大的力”③。

《子夜》中人物活动的背景与《长恨歌》中的背景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子夜》中的背景多是为人物和情节服务的。“太阳光射散了阴霾的云气，像一把火伞撑在半天。寒暑表的水银柱依然升到八十度，人们便感得更不可耐的热浪的威胁。”④燠热的氛围和人物燥热的心绪相符：林佩瑶与雷鸣之间炽热的情感，众多人物之间激烈的争论，男人与女人的调笑取乐。“从早上起，就没有一点风。天空挤满了灰色的云块，呆滞滞地不动……好像心事很重”⑤，“猛然一个闪电在窗外掠过，接着就是轰隆隆一声响雷，似乎书房里的墙壁都震动了，奔马一样的豪雨也跟着就来”⑥，“此时雷声已止，雨却更大，风也起了”⑦，“雨是小些了，却变成浓雾一样的东西，天空更加灰暗。吴荪甫心里也像挂着一块铅”⑧，这些背景分别在吴荪甫感到公债市场不利焦躁不安地等待消息、听手下人报告家乡的劫后损失、听到自己在公债市场失利，以及屠维岳平息工潮的消息迟迟不来等一系列事件中出现的，表现了人物暴躁、烦闷、抑郁的心绪，并且这些背景穿插于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使情节愈发波澜壮阔。而《长恨歌》中的背景多是拟人化了的，是可亲可感的。“流言是混淆视听的，它好像要改写历史似的，并且是从小处着手，它蚕食般地一点一点咬啮着书本上的记载，还像白蚁侵蚀华屋大厦。它是没有章法，乱了套的，也不按规矩来，到哪算哪的，有点流氓地痞气的……它是连根火柴梗都要拾起来作引火的，见根线也拾起来作穿针用的。”⑨在王安忆的笔下，抽象的流言有了具体的形态。炭火、滚汤、蔬菜、窗幔、灯光等，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物品是人物内心的外化，不是这些意象营造出温馨的氛围，而是一缕缕温暖自人心溢出，悄悄潜入各种事物中，脉脉温情氤氲在周围的空气里。这些背景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着上海的柔韧苟且与细腻绵长。

《子夜》中的世界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因此《子夜》中的上海具有阳刚之气；而《长恨歌》中的世界是以女性为中心的世界，因此《长恨歌》中的上海具有阴柔之美。在人物的设置上，《子夜》中男性力量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全书的主人公吴荪甫具有极强的男子汉气概，是一个极有魄力和铁腕的民族工业领袖的代表，在经济上和思想上支配着身边的人和事，譬如领导创立益中信托公司，谋划吞并小工厂，企图建立他心目中的资本王国，任用屠维岳压制工人运动，控制亲人的行动……书中的重要人物如赵伯韬和屠维岳等也具有很强的阳刚之气。《子夜》中也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但她们大都是男性的附属。以林佩珊为中心的小资团体的生活看似悠游自在，愉悦浪漫，但实际上尽是空虚与迷茫。张素素渴望狂风暴雨式的大刺激，就是想以此填补生活的平淡和内心的空虚。经济上的依附和思想上的空虚使这些“小资”注定成为不了上海的主流，只能受吴荪甫们的支配。而在《长恨歌》中，却是女性力量占据了主导地位。主人公王琦瑶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是追求时尚的，上海亦然；王琦瑶是讲求精致的，上海亦然；王琦瑶是细腻温婉的，上海亦然。上海的历史变迁，上海的文化精神，上海的物质文明都通过这位上海女子的一生表现出来，不免沾染上了女性气息。《长恨歌》中的男性，除了李主任外大多数男人都具有女性化气质。比如程先生，他事事为王琦瑶着想，温柔体贴，生怕唐突了王琦瑶，始终小心翼翼的，多了女人般的温婉含蓄，少了男人般的炽热坦率。李主任是全书中唯一具有男子汉气概的人物，然而对于他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作者只是略点了几笔，详细描写的还是他在王琦瑶身边的情形。endprint

二

综上所述，《子夜》紧紧围绕主流历史，在国家与阶级的层面上，通过交错复杂的网状结构，跌宕起伏的情节，宏大开阔的背景，构建出一个官方的男性化的上海；《長恨歌》通过描写日常生活，在个人的层面上，努力淡化政治色彩，运用简单的结构，散文化的情节，建构了一个民间的女性化的上海。

何以两部作品中的上海印象如此不同呢？原因有二：一是两部作品中的上海所处时代背景不同，二是两个作家的写作目的不同。《子夜》中的上海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这一时期，上海成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掌握着经济政治命脉，军阀混战，社会动荡，资本家纵情享乐，工人阶级境遇悲惨，民族工业被买办阶级打压，举步维艰……这一时期的上海是动荡的、混乱的、充满危机的，这就为茅盾构建史诗提供了契机。而《长恨歌》中的上海是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的上海，这一时期的上海虽然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没有外族的入侵，相对于30年代的上海，这时的上海政治上比较稳定，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因此，40年代到80年代的上海相较于30年代的上海而言是静止的。相对静止的上海为作者探寻上海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提供了可能性。作家的写作目的对于两部作品中上海印象的形成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茅盾深受传统的家国意识的影响，具有入世的儒家精神和强烈的时代意识，在革命失败后，他将革命的热情转入文学创作中，因此，茅盾在创作《子夜》时，必然要在国家和阶级的高度上描写上海，必然要肩负起反映时代精神的使命，继承宏大叙事的传统，他在文学中表现重大的社会和时代问题。茅盾并无意于描写上海，上海只是承载茅盾政治思想的一个媒介，只是小说的一个背景，作品中所有对上海的描写都是为人物和情节服务的。而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基于她独特的历史观：“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⑩在这样一种历史观的引导下，使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力避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描述，而是对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进行细致的描绘。

《子夜》和《长恨歌》在某种程度上是互补的。《子夜》展现了在上海发生的宏大历史，而《长恨歌》深入到上海的芯子，阐释出上海的精神；《子夜》谱写出阶级斗争的壮丽史诗，而《长恨歌》通过描写一个人的离合悲欢，写出一个城市的隐痛。将这两部作品对比着看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上海的历史和上海的精神。

① 王安忆：《重建象牙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② 方锦珠：《论〈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的文化实质》，《学理论》2013年第17期。

③⑨ 王安忆：《长恨歌》，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第9页。

④⑤⑥⑦⑧ 茅盾：《子夜》，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第169页，第171页，第173页，第176页。

⑩ 徐春萍：《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文学报》2000年10月26日。

参考文献：

[1] 杨扬.上海的文学经验——小说中的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2] 王宏图.上海都市形象建构与日常生活、身体神化中的欲望书写[Z].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际学术研讨会.

[3] 黄金.细节中的宏大——再论《长恨歌》[J].名作欣赏，2013（11）.

[4] 方锦珠.论《长恨歌》中王琦瑶形象的文化实质[J].学理论，2013（17）.

[5] 郑庆民.男性世界女性化的悲剧——从王安忆《长恨歌》谈起[J].北方文学，2012（11）.

[6] 王玉屏.文学中的器物形象及其审美价值——重读王安忆的《长恨歌》[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