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 敏，王维国

（1. 东北财经大学 数学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2.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一、引 言

上世纪中期，伴随经济增长向技术和创新驱动方式转变，劳动力需求结构的调整引致许多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扩张，随后这些国家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高等教育溢价降低的现象，Freeman（1976）将这一现象定义为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即大学生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了其工作所需。过度教育本质上与失业类似，意味着人力资本的浪费与教育资源配置低效。中国自1999年开始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到2014年，包括网络、成人本专科招生数以及研究生招生数在内，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计高达3 891.8769万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高达39.39%，①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以及《联合国教科文数据库》。中国已经进入世界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但据国际劳动组织《就业报》以及麦可思《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伴随高等教育扩张，我国大学毕业生起薪持续走低，McGuinness（2006）、Leuven和Oosterbeek（2011）等基于实证分析框架证实了过度教育会对工资产生惩罚效应。即“过度教育会降低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阻碍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进而使教育回报降低”。

总体上看，目前针对过度教育工资惩罚效应的研究，总体上得到了相对统一的结论：恰好匹配工人挣得比相同教育水平但过度教育工人要多，但过度教育工人挣得比相同工作又恰好匹配的工人多。对于教育不足则呈现相反的结论：恰好匹配工人挣得比相同教育水平但教育不足工人要少，但教育不足工人挣得比相同工作且教育职位匹配工人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