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里，张 斐

（1. 中国人民大学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872；2. 湖南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中国不仅迅速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阴篱和成功实现快速增长，而且成为促进全球经济摆脱低迷深渊的中流砥柱。究其原因，几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于中国政府在2008年11月出台的总额“四万亿”新增投资为主的一揽子“逆经济周期”的刺激计划。从这项计划实施方向来看，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方面，重点向重大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灾后恢复与重建、自主创新与结构调整、民生工程、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以及社会文化事业等相关行业和企业倾斜；另一方面，向中国中西部地区、弱势群体相关联的行业和企业倾斜。①参见2009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虽然这项计划已经完成，但其实施效果至今一直备受关注和争议，且这些争议更多体现在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就业和投资等宏观层面的效应上（Wen和Wu，2014；Ouyang和Peng，2015；Richard 和 Marc，2015）。

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快速“起低回升”相伴随的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企业的杠杆率在整体层面不断上升，且呈现出结构性特征（钟宁桦等，2016），这也成为推动全社会杠杆率上升的主要结构性因素。由此引发的思考是，“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中国经济增长恢复注入了活力的同时，是否促进了全社会负债水平特别是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水平的迅速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