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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卫生运动中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标准应用现状及对策分析*

2018-03-13刘美德曾晓芃

寄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 2018年4期
关键词:生物标准培训

张 勇 刘美德 钱 坤 佟 颖 曾晓芃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预防医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13)

病媒生物防制起源于我国过去的“除四害”运动,主要是在爱卫办(Patriotic Health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PHSI)的主导下进行的(陈戊申等,2008)。按2010年颁布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的要求,全国爱卫会办公室负责全国病媒生物控制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各省级爱卫会履行本省(直辖市、自治区)病媒生物防控的宣传、实施、检查、表彰先进及当地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县级爱卫会要对病媒生物防控工作进行指导、监督;组织专业机构对防控效果进行评估,并及时解决存在问题(汪诚信,2010)。由规定中可以看出爱卫办是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主体,承担着防制工作的规划、协调、管理、实施、指导、监督、评比等主要工作。而对病媒生物进行监测是实施病媒生物控制的首要前提(赵冰, 2006),它不仅指导制定防制工作规划以及采取合理防制措施,而且也是评价病媒生物防制效果不可或缺的手段。近年来,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对病媒生物的监测也碰到了类似缺少规范与指导(曾晓芃等, 2010)、社会化防制产业监测水平不足(潘国绍等, 2003)、群众参与不够(徐火周等, 2005)等一系列问题。

为了给负责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卫生行政部门提供决策与管理依据(曾晓芃,2004),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病媒生物控制标准专业委员会发布了包括《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蜚蠊》(GB/T 23795-2009)、《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蝇类》(GB/T 23796-2009)、《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蚊虫》(GB/T 23797-2009)、《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鼠类)(GB/T 23798-2009)等系列标准(曾晓芃等, 2006; 曾晓芃,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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