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

一个到健身房锻炼的年轻姑娘，上跑步机仅两分钟后猝死；据说身体不错的中年男子为赢取优惠券，参加商家跳绳活动时突然倒下；精神病人上错公交后失踪，后被发现死在一座废弃工地。这些悲剧触动人心，随之而来的巨额“索赔”或追责，在信息时代传媒的放大效应下，更是成了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争议事件。

弄明白死因，找到“责任者”，讨个说法，依法索赔，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但过度的“维权”很可能演变为纠缠胡闹，非理性的诉讼很可能变成“滥讼”。没有根据的天价“索赔”不仅导致宝贵司法资源的浪费，还使得全社会因过度索赔而“过度自保”，甚至陷入人人自危。结果是，维系社会运转的社会信任遭到伤害，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法治共識受到侵蚀。

我们的社会实际上已经在承受过度“维权”滥讼的恶果。由于担心家长“维权”，有的中小学已经尽可能减少体育课、集体出游与课外活动；为了促进突发心脏病急救工作，国家和一些企业在地铁站、公园等公共场所配备傻瓜式“自动体外除颤仪”，但却遭到不少单位拒绝，因为哪怕用除颤仪将人救活了，也很可能因为采取了电击方式而面临巨额索赔。

在社会转型期，部分群体本就存在心理焦虑。而过度“维权”滥讼显然使得社会焦虑感百上加斤。

（摘自环球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