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

只有通过改革化解长期存在的深层次、根本性矛盾，中国经济才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对中国经济走势的判断更趋分化。在看多者眼中，中国经济增速已然中期见底，今年增速可能会略高于去年，一改逐级下探之势。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内第四次调高中国2017年经济增速，使得乐观情绪愈加高涨。近期国债期货刷新上市以来新低，经济表现好于预期引发市场对政策收紧的担忧，竟成一个触媒。

审慎的分析人士并不赞同过度乐观，毕竟第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出现2016年以来的首次下降，虽然放缓幅度低于市场预期。大多数市场机构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6.5%以下。

应当说，对中国经济的乐观预期具有一定依据：IMF认为，全球经济正处于同步增长的“甜蜜期”，2017年世界经济增幅将达到3.6%，较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美欧经济景气度环比继续回升，10月美国制造业PMI大幅回升1.4个百分点，欧元区制造业PMI更是录得2011年以来的新高。从国内来看，在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去产能、去杠杆等结构取得阶段性成效，产能利用率不断回升，消费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新动能新产业正在孕育。

但是，目前全球及中国经济的复苏基础并不牢固。新兴市场需求已经出现下滑势头，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未来如果全球货币政策正常化速度超预期，世界经济增长将重又面临风险。在中国经济企稳中，周期性因素扮演了重要角色，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依然存在，防风险挑战仍然严峻。对已取得的业绩感到欣慰，对增长前景抱有信心，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过度乐观则不足取。

去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新的季節性特征，季初回落而季末上冲，短期月度间的差异造成了市场情绪的大起大落。其实，就若干重要指标的移动平均值来看，经济活动相对平稳，既没有出现持续强劲的反弹，也未出现断崖式下跌。

应该意识到，此前有利于经济企稳回升的若干短期政策性因素，未来作用将逐渐消减。上半年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催生了房地产销售的火爆，减缓了房地产投资的下行速度，却也透支了未来的销售，8月以来房地产销售增速已大幅放缓。财政支出进程加快，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基建投资的高增长，下半年财政支出增速持续放缓，与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的严监管相叠加，基建投资增速将承压。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困扰中国经济已久的结构性问题并未出现实质性改变。尽管供给侧改革和环保督察带动了工业品价格的上涨，使得工业企业利润持续回升，但是，这一势头向投资的传导并不顺畅，制造业投资仍然低位徘徊，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并不高。年初以来，工业企业杠杆率平稳下降，但是，8月以来地方国企资产负债率连续两月大幅回升。未来地方国企杠杆率能否重新降低，关系着地方债务风险和国企高杠杆两只“灰犀牛”能否驯服。

陆续公布的各省份三季度经济数据，可谓中国经济的生动写照。与前年同期相比，以往处于增速“领头羊”地位的重庆、贵州经济增速出现回落，这对投资驱动模式的可持续性提出考问；山西、陕西、广东、浙江等省份经济增速加快，但驱动因素并不相同，前两者主要仰仗原材料价格大幅回升，后两者则归功于率先转型培育新动能，可持续性更强。

中国经济已告别高速度增长的阶段，质量和效率应当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着眼点。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九大上，“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并没有再提“GDP翻番”之类的数量目标，发展的充分和平衡得到空前重视。大会提出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并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要实现这些令人向往的目标，改革尤其是与防范“灰犀牛”有关的改革需要加速。在地方债管理上，制度建设已相对完善，但是，欲落到实处，还需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进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协调部门监管等相关改革的配合。去杠杆方面，国企仍是重中之重，其进展不仅关乎去产能和防风险，也决定了扩大对民间资本的开放、提振企业家信心等政策的效果。只有加快金融监管改革和国企改革，把杠杆率真正降下来，央行行长周小川警示的“明斯基时刻”才不会成为现实。

在多次成为经济增长“缓冲垫”的房地产领域，去年以来，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共有产权房等举措，朝着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迈进，但是，房地产市场长效调节机制仍待完善和明晰。

全球及中国经济的企稳复苏，为推动诸多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阻碍何在，其实已广为人知。只有通过改革化解长期存在的深层次、根本性矛盾，中国经济才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过度乐观与悲观均不足取，未来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取决于改革有无真进展。

（摘自《财新周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