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宝 金灿灿 计艾彤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系，北京 100083)

1 引 言

人们在关注农民工进城务工为城市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时，却往往忽视了农民工积极心理的发展。北京市农民工具有数量多、行业分布广泛、社会保障相对完善以及生活成本较高等特点，因而关注北京市农民工心理资本状况并分析可能的影响因素，对于全国农民工群体而言将有很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农民工积极地应对以北京为代表的城市生活，实现自身价值。

心理资本是个人在发展中所保持的积极的心理状态(Luthans,Avolio,Avey，& Norman,2007)，具有积极心理资本的农民工可以增强心理弹性和韧性，提高主观幸福感，有效应对在务工期间面临的各类问题(李强，梁栋，陈坡，徐玮，2017)。目前已知的影响心理资本最重要的组织因素是组织气氛(Qadeer & Jaffery,2014)。组织气氛是员工对自己职业情况的知觉(Claudia & Anitei,2013)。在企业中，组织可以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心理工作环境，员工通过形成积极的心理资本提升自己的生产能力作为回报(Sen & Elmas,2015)。与企业员工相比，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更差，他们大多是基层或一线员工，通常更注重薪酬而不是组织气氛，对于这样的群体组织，能否可以通过改善组织气氛从而提高他们的心理资本？

尽管少有研究探讨组织气氛对心理资本具体的影响机制，但实际上组织气氛是可能通过某些中介变量对心理资本产生影响的。感知社会支持就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它是个体所知觉到的被他人支持和关照的程度(邹泓，张春妹，2006)。首先，稳定而良好的社会支持可能与组织气氛相联系(Claudia & Anitei,2013)。受组织气氛的影响，人们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既可能来源于组织中的上级或雇主(Wang,Zhang，& Jackson,2013)，也可能来源于自己的家庭(Claudia & Anitei,2013)。除此，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他们在组织中的社会支持也往往也来自于自己的同乡、工友和社会团体。可以推测，良好的组织气氛将有利于农民工感知到多种社会支持。其次，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在积极心理资本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通过对个体提供应对压力和鼓励的资源而提升心理资本(隋杨,王辉,岳旖旎,Luthans,2012)。在中国文化背景下，Hui等人(2014)证实了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对心理资本的积极影响。

综上，基于组织气氛和感知社会支持与心理资本的密切关系以及组织气氛对感知到社会支持的显著作用，本研究提出假设H1：在农民工群体中，组织气氛可以通过感知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对心理资本发挥作用。

另外，随着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比例逐渐上升，农民工性别差异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研究发现，男女农民工在心理压力、城市适应、寻求社会支持以及心理失范上存在不同(胡宏伟,曹杨,吕伟,2011；李卫东,李树茁,费尔德曼,2013)，而这也可能在农民工心理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有所体现。性别因素的背后隐含了很多社会心理特质的差异，从社会层面来说，男性和女性被社会赋予了不同的性别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心理资本的获得(Newman,Ucbasaran,Zhu，& Hirst,2014)。因此在组织气氛、感知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的关系中可能受到性别的调节。本研究提出假设H2：性别可能会调节感知社会支持在组织气氛和心理资本之间的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利用节假日或下班时间在北京市农民工比较集中的朝阳、海淀等区选取不同行业的农民工508名。删除填答不完整的问卷后，最后得到有效问卷500份，问卷回收率为98.43%。其中男性307人(61.4%)，女性193人(38.6%)。被试年龄分布从18岁至59岁，青年农民工367人(35岁及以下)，占73.4%，中老年农民工133人(35岁以上)，占26.6%，平均年龄为31.28±8.38岁。被试从事行业分布为：建造业49人(9.8%)、建筑业56人(11.2%)、运输业45人(9.0%)、批发零售业95(19.0%)、住宿餐饮业107人(21.4%)、服务业94人(18.8%)、其他行业52人(10.4%)、缺失2人(0.4%)，覆盖行业较广，具有一定代表性。

2.2 研究工具

2.2.1 组织气氛

修订自朱瑜(2004)编制的“组织气氛问卷”。利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技术，删去鉴别力较差、因子载荷低于0.40的题目，同时修改相应的表述使其符合农民工特征，最终保留26个题目用作正式研究，分别是工作结构、工作自主、温暖支持、工作目标、奖励取向、管理效率、质量取向等维度。采用4级评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计算各维度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明该维度组织气氛越多。在本研究中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5、0.61、0.65、0.78、0.70、0.62、0.71。

2.2.2 心理资本

修订自张阔、张赛和董颖红(2010)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量表”。经过测量工具有效性检验之后，保留21个项目，包含自我效能、自信、希望和韧性四个维度。问卷采用7级评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计算各维度平均分，得分越高，表明该维度的心理资本越好。在本研究中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4、0.73、0.85、0.79。

2.2.3 感知社会支持

采用刘礼艳等(2011)编制的“农民工感知社会支持情境问卷”。通过设定两个既定的情境，按照在此情境下发生的事情，呈现出不同施助来源给予个体的支持，让被试选择其感知到的帮助的大小。情境问卷一9项，测查的是身体受伤情景中农民工对来自熟人和非熟人的社会支持的感知程度；情境问卷二7项，测查的是失业情境中农民工对外界提供的信息和非信息支持的感知程度。采用7级评分，从“我感受到极小的帮助”到“我感受到极大的帮助”，计算各维度的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农民工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多。本研究中，问卷一对熟人支持的感知和对非熟人支持的感知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5、0.81，问卷二对信息支持的感知和对非信息支持的感知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4、0.76。

2.2.4 施测和数据统计

采用纸笔测试的方式，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组织。施测时根据农民工用工单位特点进行。如果人员相对集中，就采取团体施测；人员较为分散则采取单独施测。测试前宣读指导语，由农民工独立完成问卷，如不解可向主试询问，测试完成后当场回收问卷。采用SPSS 22.0和AMOS 22.0进行数据分析。

3 结 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被试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在对农民工群体进行施测的过程中，主试强调问卷的匿名性、保密性，并说明数据仅限于科学研究用，以达到尽量控制共同方法偏差来源的目的。此外，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结果表明，未经旋转得到12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所解释的变异量为25.98%(<40%)。由此可见，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并未造成太大影响。

3.2 组织气氛、心理资本和感知社会支持的特点

表1 不同性别农民工的组织气氛各维度得分的差异比较(M±SD)

表2 不同年龄农民工的心理资本各维度得分的差异比较(M±SD)

表3 农民工组织气氛、心理资本和感知社会支持的皮尔逊相关

注：***p<0.001，**p<0.01，*p<0.05，下同。1=工作结构，2=工作支持，3=支持温暖，4=工作目标，5=奖励取向，6=管理效率，7=质量取向，8=自我效能，9=韧性，10=希望，11=乐观，12=对熟人支持的感知，13=对非熟人支持的感知，14=对信息支持的感知，15=对非信息支持的感知。

当因变量为感知社会支持时，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Wilk’sλ=0.99，F(4,493)=1.94，p>0.05；性别的主效应不显著，Wilk’sλ=0.99，F(4,493)=1.31，p>0.05；性别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Wilk’sλ=0.99，F(4,493)=0.78，p>0.05。

3.3 组织气氛、心理资本和感知社会支持的关系

将农民工组织气氛、心理资本和感知社会支持的得分做皮尔逊相关发现，组织气氛各维度与心理资本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组织气氛各维度和感知社会支持各维度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心理资本各维度与感知社会支持各维度也呈现显著正相关，所以可以考察感知社会支持在组织气氛和心理资本关系上的中介效应(见表3)。

以组织气氛为预测变量、感知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心理资本为结果变量，做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如图1所示，并对模型拟合情况进行验证。各拟合指标均良好，χ2/df=5.23，NFI=0.91，CFI=0.92，NNFI=0.91，RMSEA=0.09。根据温忠麟(2014)提出的基于结构方程的中介分析流程，可以认为感知社会支持在组织气氛对心理资本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1.29%，因此，假设H1成立。

图1 感知社会支持在组织气氛和心理资本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进一步分析在组织气氛、感知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的关系中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参照温忠麟、侯杰泰和马什赫伯特(2003)提出的跨组比较的方法进行比较。定义下列相互嵌套的模型：

无限制模型(模型1)：两组的模型结构相同。

测量模型相等(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限定不同的组的结构模型部分对应的预测路径系数即因子载荷相等。

结构模型相等(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限定不同组模型的所有路径系数相等。

表4 各回归模型拟合指数

结果发现，模型1和模型2不存在显著差异，Δχ2(12)=10.74，p>0.05，模型2和模型3存在显著差异，Δχ2(4)=42.01，p<0.001，这表明男性组和女性组在组织气氛、感知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的中介模型上存在显著差异，即是说性别在该中介模型中起调节作用。因此，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假设H2成立。对两模型回归系数的比较发现：(1)男性组的感知社会支持对心理资本的预测系数显著大于女性组对应的预测系数(β男性组=0.47，β女性组=0.13，C.R.=3.50，p<0.05)，男性组的组织气氛对心理资本的预测系数显著小于女性组对应的预测系数(β男性组=0.20，β女性组=0.67，C.R.=-5.76，p<0.05)；(2)男性组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7.82%，而女性组不存在中介效应(见图2和图3)。

图2 女性组测量模型

图3 男性组测量模型

4 讨 论

本研究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探讨了如何提升农民工心理健康，促进城市融入。结果表明，女性农民工感知到的组织气氛得分显著高于男性，中老年农民工心理资本得分显著高于青年农民工。进一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感知社会支持在组织气氛和心理资本中的中介效应，且此中介效应受性别的影响。相比女性农民工，男性农民工的中介效应显著。

4.1 组织气氛、心理资本和感知社会支持的特点

在组织气氛的研究中，性别的差异一直备受关注(Shalmani,Qadimi,Praveena，& Cherabin,2015)。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中，女性感知到的组织气氛要比男性更多，这与国内针对企业中一般员工的调查结果相一致(詹文慧,高金金,陈毅文,2013)。这可能是因为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心理需求，倾向选择不同的职业(Milyavskaya,Philippe，& Koestner,2013)，而不同职业的组织气氛高低并不相同(Randeloviĉ & Stojiljkoviĉ，2015)。女性员工的工作多是社会取向的(胡翔,李燕萍,李泓锦,2015)，倾向于人际互动的工作，因而她们大多从事的是服务业、餐饮业或零售业等行业，通过建立人际关系，感知良好的工作(组织)氛围以减轻自身压力，这满足了女性归属的需求；而男性多期望更高的收入和自主性，一些技术性较强的职业则可满足类似要求，例如建筑业中的水电工、跑运输的司机，这类职业工资高、有难度、可替代性弱、独立性和自主性强，忽略人际和谐和组织气氛，使得胜任和自主的需求被满足。当各自的需求被满足，可以提高他们的积极应对能力和心理适应(Milyavskaya，Philippe，& Koestner,2012)。

农民工作为城市的外来群体，在城市融入的过程中受到心理资本的影响。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展类似，农民工也出现了中老年农民工群体。既然出现了青年和中老年群体两个世代，心理资本是否可能在这两个世代上存在一定差异？本研究对比分析了青年农民工和中老年农民工后的确发现，中老年农民工心理资本的各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青年农民工，这表明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了代际差异。中老年农民工年龄较大，经历丰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成熟的解决问题的模式，对不确定性有较强的耐受力，对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抱有乐观的心态；而青年农民工的工作经验、技能和人生阅历相对较少，对人对事容易理想化，在应对困难时解决办法不多，容易产生自卑、抑郁等心理问题，阻碍了积极的城市融入(廖全明，2014)。

4.2 组织气氛预测心理资本，感知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心理资本可以从个人层面和组织层面进行开发已在学界达成共识，但缺少相应的实证研究(谭美金,毛晋平，2013)，本研究试图从组织层面探讨提升农民工心理资本的可能心理机制。关注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有利于他们不断提高心理素质，融入城市生活。本研究结果表明，感知社会支持在组织气氛对心理资本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符合保护性因素理论模型中的保护-保护模型(金灿灿，邹泓，李晓巍，2011)，即不同保护性因素间可以相互作用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良好的组织气氛作为保护性因素，可以让农民工感受到自己的需求被组织所关注，降低个体的压力感，而个体所感受到的组织—个体关系可以延伸到个体—个体之间，增强了个体对周围社会支持的感知，既提升了农民工应对压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满足了他们对于社会情感的需要(Wangombe,Wambui,& Kamau,2014)，因此两种保护性因素叠加促进了心理资本的形成。这提示用工单位如果能够更多关注农民工的生活和发展，使农民工感受到自我价值和他人的帮助，那么他们会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融入到新的环境中。

跨组比较的结果发现，性别在该中介模型中起调节作用，男性农民工的中介效应显著，女性不存在中介效应。首先，性别的差异反映出角色要求的不同(Simon,2002)，社会角色理论指出社会对男性有更多的工作角色期望(Eagly,1987)，对女性有更多的家庭角色期望(谢菊兰,马红宇,唐汉瑛等,2015)，这导致男女获取心理资本的渠道和方式存在差异。其次，保护-保护模型也有多种模式，对于女性农民工来说，感知到的组织气氛较多，已基本可以满足她们的心理资本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外在社会支持的影响，因此保护性因素之间属于饱和关系，即感受到较多的组织气氛可能限制了社会支持对心理资本的影响，使得中介效应不显著。男性农民工承担了任务重、难度大的工作，组织气氛需要结合感知到的多种社会支持，帮助他们提升心理资本，保护性因素间呈现出倍增关系。这提示我们营造良好的组织气氛对农民工的心理资本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于男性农民工，还可通过提高自身对社会支持的敏锐性和感知力来促进其心理资本的发展。

此外，本研究也有一定不足。第一，研究只是单纯地横向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收集纵向发展的数据，因果关系的解释力度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第二，不同性别、年龄的农民工人数比例有一定差异，数据结果的稳定性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5 结 论

(1)感知社会支持在北京市农民工组织气氛对心理资本的预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2)感知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受到性别的调节，对男性而言，组织气氛可以直接预测心理资本，也可以通过感知社会支持间接作用于心理资本；对女性而言，组织气氛只能直接预测心理资本，不存在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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