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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习者派生词的词素与重音意识*

2018-03-09李俊敏

应用心理学 2018年1期
关键词:词素词根词缀

李俊敏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杭州 310015)

1 引 言

语音意识(phonological awareness)体现读者对词的语音信息进行迅速、准确解码的能力,词素意识(morphological awareness)体现读者对结构复杂词进行词素区分和理解的能力。作为元语言知识(Deacon & Kirby,2004),这两种意识之间有紧密联系(Casalis et al.,2004;Nagy et al.,2006)。例如,语音意识强的儿童其词素意识也强(Fowler & Liberman,1995;Shankweiler et al.,1995)。

研究发现,语音意识和词素意识之间的关系与词素类型有关。比如说,英语派生词(由词根+派生词缀构成)的后缀可分为中性(如-ness)和非中性(如-ity)两类(Tyler & Nagy,1989)。由词根和中性后缀构成派生词的重读音节和词根所构成词的重读音节一致。例如,HAppiness(重音所在音节用大写字母表示)和HAppy的重读音节是一样的。然而,由词根和非中性后缀构成派生词的重读音节和词根的重读音节却不一致。例如,相对于Active,acTIVity的重音位置后移到了词缀之前的位置。这种能够正确判断词根在添加中性或非中性后缀后形成的派生词,其重音是否保持不变或后移所具有的意识被称为词素的重音准确性意识(morphophonological accuracy),简称重音意识。

研究表明,英语母语儿童(小学三年级学生)只有在其语音意识和词素意识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具有重音意识(Jarmulowicz et al.,2008)。英语母语儿童的词素意识和重音意识与其阅读能力显著相关(Jarmulowicz et al.,2008;Jarmulowicz et al,2007)。同样,在词汇判断任务中,随着词素结构复杂性程度增加,成年人的反应时也增加(Deacon et al.,2006)。拼写能力较弱的成年人在拼写词素结构复杂的词时会发生许多错误(Fischer et al.,1985);他们对多词素非词进行解码的能力,和确定重音位置的能力也与其阅读能力相关(Wade-Woolley & Heggie,2015)。

然而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简称二语学习者)是否具备和英语母语者同样的词素意识仍存在争议。有研究表明,二语学习者识别派生词时倾向于使用整词加工的认知策略(Silva & Clahsen,2008;Clahsen & Neubauer,2010;Clahsen et al.,2010)。例如,在掩蔽启动词汇判断实验中,和无关词(如dark)作为启动刺激相比,英语母语者对启动刺激位派生词(如neatness)对目标词(如NEAT)的促进作用,与和原词(如neat)对目标词的促进作用一样强;然而,若被试是以德语、日语或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派生词对目标词的启动效应显著小于原词对目标词的启动效应(Silva & Clahsen,2008)。这说明与母语者相比,二语学习者缺乏词素意识。但也有证据表明,二语学习者对派生词的认知加工策略与英语母语者相似(Diependaele et al.,2011;Portin et al.,2007)。例如,Diependaele et al.(2011)发现,和英语母语者情况相同,母语为西班牙或荷兰语的英语学习者在语义透明派生词(如hunter)为启动刺激和相应词根(如HUNT)为目标刺激条件下的启动效应最强,在语义不透明的假派生词(如corner)为启动词和相应假词根(如CORN)为目标刺激条件下的启动效应次之,在启动刺激(如turnip)和目标刺激(如TURN)之间只有词形重叠没有词素结构关系条件下无启动效应。这些研究则说明二语学习者与母语者一样也具有词素意识。

对于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的探索目前并不很多,但有关英语多词素词(指由几个词素构成的词,包括屈折词和派生词)的研究有一定的共识,即屈折词在识别早期存在词素分解过程。例如,李俊敏等(2014)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识别屈折词(由词根+屈折词缀构成,如boys)和派生词时均有词素分解过程,但是,他们对屈折词的词素意识似乎比对派生词的词素意识更强。Liang & Chen(2014)也发现,对于屈折词的词素分解,英语水平高的中国英语学习者与英语母语者的机制是一致的。虽然这两项研究一致表明,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屈折词发展明确的词素意识,但是,对派生词是否也能发展清晰的词素意识还缺乏足够的证据。而英语学习者是否具有重音意识,目前尚无文献涉及。

鉴于此,本研究将分别以假派生词词汇判断任务与假派生词朗读任务,对英语学习者是否具有词素意识与重音意识进行考察。笔者认为,①如果大学生英语学习者对英语派生词能够形成明确的词素意识,那么,相对于没有词素结构的假词,他们对于由词缀和词根构成的假派生词的词汇判断的反应时将会更长,错误率也会更高。反之,如果他们对这两种假词词汇判断的反应时和错误率均无差别,则说明他们对英语派生词没有发展出明确的词素意识。②如果大学生英语学习者对英语派生词没有形成稳定的重音意识(注:如果不具备词素意识,也无法形成重音意识,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那么,他们朗读由中性词缀和非中性词缀参与构成的假派生词时在重音位置上也不会有显著性差异。

2 方 法

2.1 实验一 假派生词词汇判断任务

英语母语者对前缀de和非词joice构成词缀假派生词dejoice的否定判断比他们对非前缀te和非词joice构成非词缀假派生词tejoice的否定判断更加困难,因为他们识别词缀假派生词时有一个词素分解过程(Taft et al.,1986)。双语者也可能发展类似的词素意识。例如,以法语为母语的不同水平英语双语者,和他们对非词缀假派生词情况相比,他们对词缀假派生词词汇判断的反应时较长,错误率较高(Casalis et al.,2014)。对于中国大学生英语学习者来说,如果他们对英语派生词发展有清晰的词素意识,那么在词汇判断任务中,他们对词缀假派生词(如printful)的反应时将会长于他们对非词缀假派生词(如printfil)的反应时;同样,对词缀假派生词的错误率也会高于非词缀假派生词的错误率。

2.1.1 被试

被试为某校38名大学生(其中,16位男生),平均年龄为21.56岁。被试均通过大学英语国家IV级考试,其大学英语国家IV级考试分数(简称IV分数)的最低分、最高分和平均分分别为458、632和569。

2.1.2 材料

关键刺激词为4组假词(见附录I),分别为30个词缀假派生词(简称MP),由词根+后缀构成(如print+ful);30个非词缀假派生词(简称NP),由词根+后缀改变一个字母后形成的非词缀构成(如print+fil);30个非词假派生词(简称NMP),由非词+后缀构成(如drimb+ful)和30个非词缀非词(简称NNP),由非词+非词缀构成(如drimb+fil)。与NMP相比,MP的词根部分是词,而NMP是非词,因此NMP的词缀结构不如MP清晰。填充材料为词长与关键刺激没有显著差异的120个真词。其中,30个与MP对应的派生词(如painful)、30个与NMP相对应的单词素词(如dragon)和60个其他词。采用拉丁方设计,确保同一个被试不会看到相似的MP和NP,或相似的NMP和NNP。

2.1.3 过程

使用DMDX(Forster & Forster,2003)呈现刺激和记录被试的反应。实验过程是,在显示器中央呈现刺激。刺激呈现1500毫秒(ms)或者直到被试做出按键反应后进入下一个试次。刺激以小写形式呈现,字体是36号Times New Roman。以口头和书面语两种形式给出指导语,要求被试对显示器中央呈现的刺激做出反应:如果是词,按“Z”键;如果是非词,则按“/”。实验开始有16次练习。实验结束时每位被试获取30元报酬。

2.1.4 结果与讨论

错误率超过平均错误率(ER)2.5个标准差被试的数据被删除,反应时(RT)低于250ms或高于平均反应时2.5个标准差数据的被删除(Casalis et al.,2014),数据删除比例2.7%。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实验一反应时和错误率平均值(标准差)

用R和Ime 4(Bates et al.,2012)分析错误率分数和正确反应的反应时。其中,正确反应时经过负转换(-1,000/RT)以减弱正偏态分布。分析中,被试和项目为随机因子,被试的IV分数、MP vs NP和NMP vs NNP为固定因子。

图1 MP和NP条件下,错误率和IV分数的关系

图2 NMP和NNP条件下,错误率和IV分数的关系

错误率结果表明,MP vs NP条件下,IV分数主效应显著(z=2.93,p<0.01),MP比NP错误率显著高(z=13.28,p<0.001),如图1所示,IV分数与MP vs NP交互作用不显著(z=1.04,p=0.30)。NMP vs NNP条件下,NMP vs NNP的主效应显著(z=6.12,p<0.001),IV分数主效应不显著(z=1.60,p=0.108),如图2所示,IV分数与NMP vs NNP的错误率没有交互作用(z=1.21,p=0.225)。

图3 MP和NP条件下,转换后反应时和IV分数的关系

图4 NMP和NNP条件下,转换后反应时和IV分数的关系

反应时结果表明,MP vs NP条件下,英语水平主效应不显著(t=1.48,p=0.14),MP比NP反应时显著长(t=3.28,p<0.001),如图3所示,IV分数与MP vs NP交互作用不显著(t=1.50,p=0.135)。NMP vs NNP条件下,如图4显示,IV分数与NMP vs NNP无交互作用(t=0.93,p=0.353),IV分数主效应不显著(t=0.67,p=0.505),NMP vs NNP不显著(t=1.81,p=0.078)。

和NP相比,被试对MP的错误率更高,反应时更长。这表明,和实验假设一致,被试对于有词素结构假词的否定判断难于他们对无词素结构假词的判断,他们对英语派生词有词素意识。

被试对MP的错误率显著大于NP的错误率,同样,NMP的错误率也比NNP的错误率高,对同一组词被试IV分数越高其错误率越低,但即便是IV分数较低的被试在MP的判断中错误也显著多于对NP的判断。因此,说明无论英语水平高低,被试对于词素结构都是有意识的。

被试对NMP的反应时趋向于比NNP的反应时更长,说明即便是对派生词词缀与非词组成的NMP。虽然词素结构并不十分明显,被试对词缀似乎仍然有所意识。

2.2 实验二 假派生词朗读任务

实验二的目的是探测大学生是否发展重音意识,即对于假词根之后添加中性词缀或非中性词缀生成的两种假派生词,大学生英语学习者在朗读这些假派生词的时候,是否会受词缀是中性词缀或非中性词缀的影响而正确读出重音位置。

2.2.1 方法

Wade-Woolley与Heggie(2015)要求被试读出一串假词词根(如chosure和distone)后,再读出相应的假派生词(如chosureness和distonity)。本实验模仿Wade-Woolley and Heggie(2015)的实验任务并稍作改进:被试读完词根后立即读派生假词,以确保假词根重音的随机性不被改变。因为词根是假词,其重音位置可能是随意的。例如,chosure可以读作CHOsure或choSURE。因此只要被试朗读带中性后缀相应的派生假词时的重音位置与其词根的重音位置不变,如,CHOsureness或choSUREness都算作正确。而对于非中性词缀的派生假词,则无论词根的重音位置是否差异,派生假词的重音都应该在后缀前一个音节,即diSTONity是唯一正确的读音,无论词根的读音是DIston或diSTON。

2.2.2 被试

同实验一。

2.2.3 材料

实验材料来自Wade-Woolley and Heggie(2015),包括两种不同后缀的假派生词:一半假派生词带有中性词缀,一半派生假词带有非中性词缀(见附录II)。

2.2.4 过程

实验过程分两个步骤。第一步,全部被试同时完成阅读理解测量。题目来自2014年6月和12月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真题的阅读理解部分。测试之后,每位被试均确定他们之前没有读过这些文章。第二步,被试逐人进入一个小教室完成重音判断任务。被试朗读一个假词(如chosure或distone)之后马上朗读相应的派生假词(如chosureness或distonity)。一位英语专业研究生协助录音。实验结束后,采访大部分被试,问是否知道词根加后缀后可能会导致派生词的重音变化,被试均回答不知道。

2.2.5 结果与讨论

由另外两位英语专业研究生为评判者,她们分别对每位被试朗读每个派生假词重音位置的正确性进行判断:对于中性词缀,重音位置与相应无词缀假词一致的为1分,否则为0分;对于非中性词缀,重读为词缀之前一个音节的为1分,否则为0分。对于重音无法判断的情况,不予计分。最后,两位评判者对其评判结果逐一核对,两位评分者信度为R=0.83。当出现分歧时通过协商达成一致或者不予计分。对于中性后缀和非中性后缀情况,不予计分比例分别是1.02%和1.34%。

表2 实验二中被试得分

用R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以非中性词缀和中性词缀假派生词的判断正误得分和IV分数为固定因子,被试与项目作为随机因子建模。

结果表明,被试对中性后缀(t=17.94,p<0.001)和非中性后缀派生假词(t=15.58,p<0.001)朗读重音位置的准确率大于随机出现的可能性,说明被试具有重音意识。

被试对中性后缀假派生词朗读重音位置的准确率显著高于他们对非中性后缀假派生词朗读重音位置的准确率(t=2.43,p=0.016),说明中性后缀导致的重音位置不变的规则较易学习,这与Tyler & Nagy(1989)的结论相一致。同样,如表3所示,和中性词缀的情况相比,被试对非中性后缀假派生词重音位置的准确率与其IV分数的相关性更强,两种后缀的准确率与阅读理解分数却没有相关性。这说明非中性后缀的重音规则习得更难,因此更能反映它与英语水平的相关性。

表3 被试的各种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注:中性后缀和非中性后缀分别指被试对中性后缀和非中性后缀假派生词的判断准确率分数。*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1水平上极显著相关。

3 总讨论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研究表明,通过大学英语国家IV级考试的大学生对英语派生词不仅具备有明确的词素意识,也具有重音意识。

本研究实验一中,被试的英语水平是一个连续的变量,但它和词素分解没有交互作用。该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二语学习者的词素意识与其语言水平关系不大,与前人研究一致Diependaele et al.,2011;Du?abeitia et al.,2013;Casalis,et al.,2014)。比如,Diependaele et al.(2011)的研究发现,英语水平较低和英语水平较高的英语学习者都具有词素意识。他们认为,派生词的词频通常低于词根词频,因此儿童阅读时会更依赖词根的识别。在二语学习过程中,初学者也会对带有可识别词根和有词素结构的词进行分解性理解。因此词素意识与语言水平关系不大。

实验二的结果支持Clin et al.(2009)和Jarmulowicz et al.(2007)的发现,即,二语习得者具有词素意识,且在朗读结构复杂词时,能够无意识地运用词缀的中性和非中性特征而确定词的重音位置。实验二还进一步表明,英语学习者在派生后缀类型和重音位置关系方面的意识受英语水平(四级成绩)的影响,即英语水平越高的英语学习者越能正确分配结构复杂词的重音位置。非中性后缀往往对所有读者都比较难,对于母语者而言,阅读能力差的读者会比阅读能力好的读者更容易受到影响(Shankweiler et al.,1995)。同样,实验二也发现,非中性后缀的重音判断比中性后缀与英语水平的相关性更高,说明非中性后缀的干扰更大。

然而,本研究并未发现阅读成绩与实验二的重音位置的准确率具有相关性。笔者推测,该结果可能是由于中国的学习者在学习英语时,语音意识对阅读的作用有限所致。汉语中,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但字是词素而非音素。在阅读过程中,语音和词形之间的联系比较微弱(Randall,2007:76-77);Mcbride-Chang et al.(2005)对香港和湘潭幼儿园儿童进行了一项汉字辨认研究,结果发现,视觉空间关系与阅读的相关关系特别强。因此,似乎可以推断中国学习者受母语迁移影响,在学习英语时更依赖视觉作用而非语音意识。英语为母语的儿童在小学时期随着阅读能力的增长,逐渐发展了语音意识和词素意识,因而重音意识与阅读能力呈现相关。而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阅读时受母语的负迁移影响,更依赖视觉信息,而非语音信息,因而重音意识与阅读能力没有相关性。

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先发展了语音意识和词素意识,而词素意识又包含了词素的语音,语义和句法知识,甚至词形表征等等,这些方面独立发展最终汇合为更大的词汇系统(Jarmulowicz et al.,2007)。词素意识对于单词的解码非常重要,重音意识则是在词素意识后发展起来的。本文的两个实验发现,二语学习者似乎与母语者一样,当英语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具有词素意识,并且形成了重音意识,这种重音意识并非来源于显性的规则习得,而是一种隐性的习得。

4 结 论

两项实验研究一致表明,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具有词素意识,而且他们的这种意识受其英语水平影响不大。不仅如此,他们还具备了由于词素类型不同引起派生词重读音节位置变化的隐性知识。这种隐性知识与其英语语言能力显著相关,却与阅读能力不相关。

李俊敏,李德高,马博森(2014).英语学习者英语屈折词和派生词识别加工中的差异.外语教学与研究,6,90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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