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翠 玲

(西安财经学院 文学院，西安 710061)

“生活审美”是“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的、现实的、原生态的生存性活动中展开，以生活所用之物为审美对象，以实用性、功利性为基础和前提审美活动”。刘纲纪说：“中华民族历来就有伟大辉煌的美学传统，美渗透在人民、社会的各个方面。”[1]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审美活动，中国古代生活与审美有着内在的、深层的、普泛的关联：审美性是中国古代生活极为突出的一个特征。本文拟从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的民族特性角度对中国古代美学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对以艺术审美和审美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进行一些补充，对现代社会生活提供一些反思和借鉴。对论题进行阐释之前，需先对“中国古代生活审美”做以下两点说明：

第一，“中国古代生活审美”不是全称判断，中国古代生活并非全部是具有审美意味的活动，这样理解极为荒唐。“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的研究确指对中国古代现实生活中具有审美意味的行为活动及相关内容的研究。对其研究不否定中国古代生活具有的伦理性、政治性、经济性，审美性与伦理性、政治性、经济性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生活的多维性。

第二，对古代生活的研究要尽可能真实、客观，尽可能原生态的还原其原汁原味的生活状态，但生活于现代社会的我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带有现代的思维，“现代化—现代性”是现代人反观古代世界的原初的解释学视野。但正因如此，我们才发现儒家“礼”制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举手投足中渗透出的审美意味。

中国古代生活审美问题研究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的生成原因、民族特性、社会形态和现代转化。本文侧重探讨了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的五个民族特性：形式礼仪性、伦理道德性、切身体验性、圆融整一性、内在超越性。这些民族特性的形成植根于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和重视生命的生命文化。

一、 形式礼仪性

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的形式礼仪性根源于中国的礼文化。礼或源于上古宗教祭祀，或源于上古民间习俗，或为了节制人情欲望，又或三者兼而有之，是诸多原因共同合力的结果。但无论产生缘由为何，均昭示着人们对有秩序的稳定的生活的渴盼。因此从夏朝开始，经由商朝到周朝，人们模仿大自然的秩序法则，创立、完善了礼乐制度，并将礼提到了“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高度。

以秩序为核心的具有审美意味的礼渗透在中国古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明堂宫室方面，帝王用九间殿堂，公侯厅堂则为七间或五间，一品、二品厅堂为五间九架，三品至五品厅堂为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厅堂为三间五架。在衣着方面，黄色、龙纹为天子专属，红色、紫色、蓝色亦属尊贵之色，青色、绿色则为卑贱之色。在出行方面，骑马、乘车坐轿均属王侯特权，士商贱民不得用之；宋太祖赵匡胤下诏令曰：“大小官员相遇于途，官级悬殊者即行回避，次尊者领马侧立，稍尊者分路行。”祭天敬祖、国家结盟、诸侯朝聘、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对各阶层也皆有严密的礼法规定。这种礼制规范下的房屋、服饰、车乘等虽然主要服务于封建等级的规章法度，但同时也给人以齐整有序、规范合度的美感。

“礼”的审美性突出表现在仪式化(形式化)的言行举止中。以“燕礼”为例。燕礼是诸侯贵族在闲暇之余为整合上下情感而举行的宴饮。在宴饮中，国君、卿、大夫、宾、主按其身份各入其位。入座后首先进行“一献、一酢、一酬”的主宾献酬礼。接着进行“四举旅酬”。在此过程中有不同的音乐伴奏：首先堂上的乐工在瑟伴奏下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等曲。其次，吹笙者站在钟、磬中间吹奏《南陔》《白华》《华黍》等曲。再次，堂上堂下交替演奏乐曲：堂上鼓瑟《鱼丽》，堂下笙奏《由庚》；堂上鼓瑟《南有嘉鱼》，堂下笙奏《崇丘》；堂上鼓瑟《南山有台》，堂下笙奏《由仪》。最后，奏地方乐曲《关雎》《卷耳》《鹊巢》《采蘩》等。此过程中有时会穿插射箭活动来娱乐宾客。宴饮伴随着程式化、节奏化的入席、作揖、举杯、听乐、射箭等活动，不仅是喝酒吃饭，更重要的是在文质彬彬的举手投足间慢慢体验喷香的狗肉、甘醇的美酒、文雅的诗歌、华美的音乐，这种端庄有序，进退和谐的宴饮就是一种极具审美意味的生活。程式化的礼节会让人觉得冗长而烦琐，但也正是程式化的活动进程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审美体验。

这种形式礼仪性不仅体现在上层贵族的生活审美中，也体现在文人士子的交往中，他们见面即躬身、作揖、口呼“贤兄”“贤弟”。即使就某个问题争论到非常激烈的“目裂颈赤”，依然要“高拱手，低曲腰”(见金圣叹快哉三十三则)。这是典型的肢体艺术。这种节制的言行举止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群体人际关系的和谐安稳，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种文质彬彬、张弛有度的美感。

这种言行的形式礼仪性伴随的肢体艺术也体现在市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如进餐时，长者举箸后晚辈才可动手进餐；进餐后，先离席者要手举双箸说“慢用”后再离开。路途相遇要“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

礼要求人们要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得随意张扬自己的个性，与现代倡导的独立、自主、自由相背离，但规范个体言行有利于社会群体的和谐、稳定，与形式礼仪性伴随的肢体艺术具有超时间性，因而即使在现代依然具有一定的适用空间。

二、伦理道德性

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伦理德性和政治性并不减弱美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反而强势诉说着美对现实强烈观照和介入。艺术审美侧重纯粹的审美性，生活审美兼有实用性和审美性，这是生活审美区别于艺术审美的关键，是生活美学现实性的突出表现。“以善为美”“美善合一”是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的突出特点。

中国古代的“善”“美”“道”三者处于相互交渗的未分化状态：行道为善，道具有现实功利性；乐道为美，美虽具有超越性，但仍以现实功利为基础。行道和乐道的现实功利性使“善”在中国传统中始终处于比“道”和“美”更高的位置。许慎《说文解字》中“美”被释为“美与善同意。”唐徐铉解释为“羊大为美”。大羊、肥羊可以给人们提供更多肥嫩鲜美的羊肉，实用性越强，审美性越强。中国早期的美和味觉、嗅觉等生理欲望的满足(善之初始意：“有用”)密切相关。伦理之美与实用之美不同，根源和基础却在实用之美。

中国古代重视伦理审美有三个原因：首先，周代商立国，周统治者认为商灭亡的原因是“惟不敬德”，因而周推崇“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将审美道德化，并把它作为一个国家政策进行了有效推广，使伦理德性审美成了周人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则。其次，小农经济使农民较少关心国家责任和社会权利，他们需要能适当关照他们生活但又不过于打扰他们生活的统治者。相对于国家的富庶和繁盛，他们更希望过平稳安定、能满足基本温饱的生活(国家的强盛和富庶意味着让统治者有更多的享受，对普通民众来说影响甚小)。强化道德修养而不强调责任义务(与道德修养相比，责任和义务是极其生硬而略带强制性的词汇)更适合这样的国家。再次，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大量美色、美物伤身、伤人事件，美由于生理感官的享乐性及超实用的奢侈浪费，导致人们认为(纯粹)美有时具有非道德性、反道德性(这方面的代表思想是墨家学派)。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追求美的本性不可抹杀。孔子、孟子等人将美引向道德，认为追求美应以不伤害德性为前提，合德之美才是美之本性(孟子的“与民同乐”就是合德为美)。

在肯定、赞美现实生活基础上追求善、追求德性是中国古代生活审美中非常突出的现象。赖德菲尔特(Robert Redfield)指出在农业社会中农民认为农耕是一种具有尊严的生活，是一种具有德性的劳作，他们以这一生存方式和这种身份自豪。古代劳作之美是生活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人通过农耕劳作把握当下，乐观展望未来，将德性和生活融和不弃。德性和生活相融从德性角度讲，可使德性的追求有丰厚充实而感性的内容，此为伦理审美化；从审美角度讲，可使美的追求因伦理的维度拥有超越性，此为审美伦理化。

德性修养在三方面与审美相通：首先，道德与审美共通于幸福，德性修养给主体带来的愉悦感类似于伴随审美活动的愉悦感。德性的自我完善带给人一种幸福感，与审美活动中主体心性的圆满自足感类似，因而德性修养可通向审美之境。其次，德性修养和审美都追求一种类宗教性的情感极致体验和最高精神境域，纯粹、庄严、肃穆、崇高、丰满。德性修养的最高之境天地境界也是审美的最高境界。再次，道德和审美均是人类超越现实世俗之沉的途径，二者是人类认识自身追问生命意义最终确立的核心价值，德性最终必然趋向审美。

德性为美不仅是外在与人为善，更深层内在地体现为一种人格美。修身养性是中国人(特别是“士”阶层)特有的生活方式，中国古人对自然界现象如日食、彗星、地震、植物生长、动物奔跑等观察和思考不是为了探寻自然事物之奥秘进行征服改造和使用，主要是因为这些自然物既能够启迪人性，揭示人生伦理德性真谛，又能赏心悦目、怡情养性。这种人格美在中国古代男子被称为“君子”，女子被称为“淑女”。

三、 切身体验性

笠原仲二说：“中国人最原初的美意识直接起源于味觉体验。”[2]5中国古代饮食“甘”“美”均指肉体的、官能的体验，指食物含在口中引起的口舌的快感和由此带来的心的喜悦和快乐，所以中国人原初的美的意识主要是“某种对象所给予的肉体的、官能的愉悦感”[3]6。这种肉体性、官能性意指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的切身体验性。汉学家安乐哲认为中国哲学是过程式思维，在生活过程中中国古人发现美，进行审美活动。李泽厚也说：“实用理性之思维……极具具体情境性。”[3]212实用理性思维的情境性暗含日常生活审美之维的情境性。

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的切身体验性与三方面内容相关：

首先，与中国的重生、重身思想相关。中国的生命文化将生前世界和死后世界束之高阁，将重心放在了此世的生活。重生意识直接导致身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根基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丝毫不得损伤”是“重身”“重生”意识的极端表达。重视身体既有注重养生渴望长生之意，也有在现世此在生命中尽可能审美生活之意。“重身”“重生”思想使中国古代生活审美具有鲜明的切身体验性，“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人们在现实时空中真切体验春花秋月，切身享受夏风冬雪。

其次，与中国群体性文化相关。渔猎文明导致西方古代获取生存资源需要人与自然搏斗，西方个人意识和主体意识形成较早，在日常生活中更强调个体的英勇和独立。中国古代农业文明需要依赖自然，生产生活中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群体性生产生活使中国古人生活审美的切身体验性与西方不同：西方古代的生活审美中现实情境只是个体之美的背景或舞台(“独乐”)；中国古代的生活审美中现实情境是群体性审美的必然前提和要求(“与人乐”)。举例说明：古代中西方都重视体魄锻炼。西方展示体魄之美的舞台是战场和竞技场，战场和竞技场仅是展示英雄人物个性之美的舞台和背景，参与者是“竞争者”“观众”。中国古人体魄之美主要表现在射礼中。射礼时主、客、宾皆要参与，在酒的雅兴和音乐的韵律中展开，比赛虽有胜负，但重要的是展示谦逊有礼的品行，最终达到一种宾客尽欢、其乐融融的目的更重要。[注]战争和竞技赛在古希腊非常频繁，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礼射在中国古代也非常频繁，大射、宾射、燕射、乡射涉及了从天子到诸侯再到平民的各个社会阶层，并且男女均可参与。礼射经常和娱乐性的歌舞活动结合在一起，是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群体性文化是生活审美的切身体验性更鲜明。

再次，与中国古代的非宗教文化相关。西方基督教渗透在日常生活如餐饮、婚嫁、生死等各个方面，体验神性美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神具有非实体性和超越性，在现实中人们只能通过静观或冥想神而无法切身感受神性之美。中国传统文化无外设的“神”“上帝”，价值之源虽与“天”相关，但“天情”却下通万物生命和每个个体身心，个体自身之生命之美、生活之美也可通过体验周遭万物生命之美而上达价值意义之源“天”。西方的二元文化更侧重在教堂中通过冥想来体验神性之美，中国文化的“形而中”[注]西方文化将本体界和现象界决然区分，本体界是“形而上”层面，现象界是“形而下”层面。中国文化的本体界和现象界杂然相融，有学者将此特点概括为“形而中”。用西方术语来描述中国文化总有些削足适履，但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又是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性使中国古人将家庭和田园作为其生活审美的主要场域。与教堂相比，家庭和田园更具有生活审美的切身体验性。明清时表现极为明显：达官显贵、文人士大夫、市井商人“随时即景就事行乐”(李渔语)：从饮食、衣物、到房屋、冶游，“睡有睡之乐，坐有坐之乐，行有行之乐，立有立之乐，饮食有饮食之乐”[4]321，无不竭尽所能营造一种审美的氛围，并在其中切身体验享受颇具审美意味的生活。

四、 圆融整一性

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的圆融整一性主要表现为：

首先，多种感官在生活审美中的交互感通。西方古代文化中视觉、听觉被视为高等感官，与美密切相关；嗅觉、味觉、触觉被视为低等感官，与美的关联性较弱。中国古代文化中各种感觉器官都处于平等地位，没有高卑、上下之分，“味觉和嗅觉、视觉和触觉(就所谓‘色’而言)、嗅觉和听觉(闻芳香)、嗅觉和视觉(以鼻观)等等之间的感觉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2]19宴饮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生活美学。在宴饮中人们享用美食，同时观看乐舞表演，人们在视(观看美食、舞蹈和美女)、听(听音乐)、嗅(闻美食)、味(吃美食)等多种感官交感中全身心审美。

其次，身、心的交融合一。西方传统文化对身心关系有诸多探讨，占据主流的思想是身体及与身体相关的欲望乃万恶之源、灵魂应掌管身体，是典型的宗教型的身心观。与此相反，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流的思想是身心一体、身心交关而相通。郭店楚简上“仁”字的一种写法是“身”上“心”下，这种“从身从心”表明中国古代文化中身体占据基础性地位，“仁”即要关爱生命自身。审美活动时这种身心整一性表现为身体感官的愉悦居于首要地位，但同时这种身体感官的愉悦必须上升为心理的、情感的、精神的层面。仅停留于身体的活动被斥之为“纵欲”。以青楼文化为例：男子到青楼不仅为了寻找声色之乐，而且为了寻找一个曼妙的女子与她谈论诗歌、欣赏音乐、辨析书法、对弈棋路。身体方面的口腹之欲、男欢女爱固然留恋，但更让男子流连忘返的是青楼女子们曼妙的才情，琴棋书画的畅谈赏玩带来的精神的愉悦。

再次，人伦的和谐。中国古代五伦核心是通过伦理道德控制个体行为，以达到个体与个体和谐相处。“礼”的践行是一种颇具审美意味的身体行为艺术。个体行为之美推广可达到一种人群的谐和安稳(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家族之美)，进而实现天下大乐的社会美。这三层关系(个体言行之美、家族群体之美、社会大同之美)中天下大乐由于众多原因难以实现，但前两层在现实中得以实现。

最后，人与自然万物同生共存是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的重要内容。花鸟鱼虫、云山水竹被不厌其烦地雕刻在窗格家具上，烧烤在杯盘碗碟上、织绣在衣服被褥上：中国古人竭力让自身随时随地生活于自然万物中，享受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的岁月。

上述四个层面的审美虽然在具体的审美活动中各有侧重，但这种圆融整一性却是作为基础和前提潜存于每次具体的审美活动中。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的圆融整一性与中国古人的整体性思维相关。这种整体性思维可追溯到“心灵宁静和真理自明的神话时代”。在神话时代，人们认为世间万物是一个有机整体。万物有灵和交感互渗是这个时期人们认识事物的两种基本思维方式。随着历史发展，人类的自我意识逐渐从这种原始思维中产生。西方的自我意识发展较为充分到最后分解了这种原始思维，中国由于农业文明和宗法社会的传承较好地保存了这些原始的思维方式，万物有灵和交感互渗这两种整体性思维方式形成了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的圆融整一性。

五、内在超越性

人活着不仅要满足肉身所需，还要追寻生命意义和价值。西方古代通过外在的、理性的、求知的方法追寻意义和价值之源，中国古代通过内在的、反省的、修性的方法追寻。这种内在超越[注]“内在超越”“外在超越”是中国学者在中西文化比较时使用的术语。“外在超越”指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用理性的方式(中世纪时期用静思冥想的方式)来追溯价值之源；“内在超越”指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人通过个体的修养或持守来体验价值之源。这种“内在超越”的个体体验性和审美心胸理论有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的心性基础。但“超越”一词产生于西方现象界和本体界二元对立的文化语境中，中国古代文化中现象界和本体界、超越界和现实界是相互交涉、离中有合，所以用“内在超越”来形容中国文化特性时应非常谨慎。上述内容参见耿开君《“超越”问题：“内在”与“外在”》，《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1期；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意义》，辛华、任菁编《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参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的目标是身心的安顿、深层生命的慰藉；最终的结果是人与世界以本然之态相遇，万物皆能以自在、本我呈现。儒家的“修身”，道家的“涤除玄览”“观复”“心斋”“坐忘”“虚以待物”均强调通过主体自身内转，让心灵虚空，然后参天地化万物，以物言物，在审美中完成自我的内在超越，达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意境。

儒家的内在超越可成其道德宇宙，道家的内在超越可成其艺术天地，佛家的内在超越可成其宗教境界。中国的儒家、道家、佛家(禅宗)均不脱离现实的感性的日常生活，所以儒家内在超越形成的生活美学是伦理型的生活美学，认为人生之美就在于反求诸己，有德性的人生活本身就是完满的，极具审美性。孔子“曲肱而枕”即是一例。道家认为自然、自由，会通物我、忘情融物的生活就是个体在人世最美的生活。南泉普愿禅师说“平常心是道”，其与“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一起将超越界渗透、贯通、落实于日常琐细的现世界。这种现象界和本体界不割不碍的琐碎的生活既是宗教的生活，也是极具审美意味的生活。需要强调的是儒家、道家、禅宗不同样态的带有内在超越性的生活审美不同于现代社会分化之后的伦理美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美学，是处于专业未分化的前现代社会所独有的带有整一性的原生态的生活审美。

追慕永恒是人类恒久不衰的主题，超越的目的是永恒。中国古代生活美学的内在超越性使人们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追求永恒：其一，放下心来与万物同在。心自在、圆满、无待、不执念，自由便可得。我自在，万物即可自在。渔夫、樵夫、隐士(山林的隐士和闹市中的隐士)，虽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但因其恬静的心境、乐天旷达的胸怀，所以在心性上超越了日常的钓鱼、打柴、闲谈到达一种审美的自由和永恒。其二，瞬间即永恒。时光匆匆易将人弃，古人却执着留恋生命中琐细的灿烂：“海枯石烂，桃花依旧”。这种瞬间即永恒、“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生命智慧也是把握永恒的一种方式。陶渊明在“草盛豆苗稀”的田耕生活中依然能欣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乡村美景；苏东坡在连续贬谪中依然能煞有介事的享受“东坡肉”“东坡帽”：他们的日常生活颇具审美意味。

通过内在超越以追求永恒、直达生命深层，有一种内在的自觉自在，是一种极具个体性的情感体验，展示了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独特的民族性。

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农耕社会转为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现代科学技术使中国现代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浅表消费性、急速虚拟性、机械功能性的现代生活危机重重。生长发育完成于农耕社会的中国古代生活审美“能否为”工业转型的现代社会提供一些借鉴呢？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生活审美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生活审美的“礼仪”“形式”植根于人类生命深层无意识的秩序感、节奏感、韵律感，因而具有跨时代性。现代社会各种群体性的节庆、假日，个体性的毕业典礼、婚礼、丧礼正是古代生活审美形式礼仪性的现代传承，“离婚典礼”“分手饭”更集中体现了人类对秩序感、节奏感深入骨髓的依恋，这正是中国古代生活形式礼仪性现代化、现实转化的深层基础、必要前提和现实可能。第二，现代社会商业浪潮夹裹着人类，使人们不自觉地以金钱、资本和消费为“生活审美”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代注重伦理德性情感的生活审美如若摒除了非现代性的“五伦”观，融入现代的个体自主、人格独立等意识和情感，有利于纠正甚至能在根本上引领现代社会以资本、消费为“生活审美”带来的系列根本性问题。正如薛富兴所说：“中国发达的生活审美传统——塑德重情，将塑造克己爱人的君子伦理人格、经营与体验人伦(亲人、朋友、同事)情感，当作人生美感创造之重要方面，以伦理美德培育为温暖人情奠基，将积极性人伦情感的培育与体验理解为日常生活审美价值之核心环节，融伦理与审美于一端、化善为美，为当代……复兴生活美学，具有广泛的思想启示意义。”[1]第三，切身体验性源于中国的“重生”“重身”传统，搁置过去与未来，在现世中挖掘生活的审美性、享受现实生活的滋味，这是中国古代一个核心的生活审美精神。现代社会随着电子产品在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人类越来越依赖于电子网络，不仅是青少年，甚至许多成年人都变成“宅男”“宅女”，把生命挥洒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在虚拟世界中进行着替代性的审美活动。注重现实，注重在现世中进行审美的中国古代生活审美精神有将现代人从虚拟世界中拉回现实的强大力量，对沉溺于虚拟世界中以假想性审美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生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