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西 洁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从汉代司马迁“发愤著书”，到唐代韩愈“不平则鸣”，再到宋代欧阳修“穷而后工”的诗学命题，形成中国古典诗学领域的一组悲剧命题，构成诗学领域的一条理论线索。这条理论线索，贯穿着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长河，揭示出每一朵绚丽浪花背后的悲剧人生意蕴。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提出“发愤著书”之说，成为中国古典美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在司马迁之前，关于“发愤”之说已屡有论述。《论语》中最早使用了“发愤”一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屈原在《楚辞·惜颂》中提出“发愤抒情”说：“惜颂以致愍兮，发愤以杼情。”他说自己身虽疲病，犹发愤懑，作此辞赋，陈列利害，渫己情思，以讽谏君主也。[1]121《淮南子》中亦有类似记载：“且喜怒哀乐，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此皆愤于中而行于外者也。”“且夫身正性善，发愤而成仁。”这里“愤于中”即充盈于心。“发愤”即圣人勃然而起。虽然“发愤”的说法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但司马迁独特的思想和人生磨难促使他在先秦诸子和屈原的思想基础上进行了提升，系统地形成“发愤著书”说的要旨，成为这一悲剧命题的起点。至唐，在散文文体文风改革中提倡明道说的韩愈，在其《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不平则鸣”说，这个观点不再是明道，而实际上是缘情，强调主体的内在情感输出，是司马迁学说的延展。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以梅圣俞人生的困境为依托，强调作家坎坷的人生经历形成文学创作较高的艺术成就。穷到极而工到顶，的确反映了许多著名作家的人生。从司马迁，到韩愈，再到欧阳修，这条悲剧线索贯穿在诗学领域，以悲苦之音吟唱人生，反映时代生活，展示了作家的创作激情，体现了创作动机，揭示了文学创作的艺术本源，展示了中国传统诗学一种特殊的审美价值。

一、“发愤著书”——创作激情

(一)“发愤著书”观点的提出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写到了自己与壶遂之间的讨论，有关“述”和“作”的资格问题。继而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七年，而太史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2]1181

在《报任安书》当中，司马迁非常详细地叙述了自己遭遇李陵之祸的经过之后，再次感叹：“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3]1181-1182这段感叹，和上引《太史公自序》文字略有不同，语意基本相似，其中同时出现的“发愤而作”之语。司马迁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著作，“大氐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些著作的产生，都是因为西伯、孔子、屈原、左丘明、吕不韦、韩非等人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情，让将来的人能够了解其志向。

《报任安书》中又言：“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这句就前文所举往事，进一步陈说其中尤为突出的历史人物左丘明与孙膑，遭遇人生困厄之后，退而论列己见写为书策，著书立说以抒发内心的怨愤，以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司马迁由古人谈到自己：“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者言也。”[3]1182司马迁终于在古人的经历中看到了自己的生路，决计忍辱含垢，坚持他的著作理想。

(二)形成原因

司马迁“发愤著书”观念产生的最初的最直接的动因是李陵事件，这件人生大祸彻底打碎了司马迁的世界，逼迫他在痛苦中重构人生。“发愤著书”的完成，坚实的支撑力量是情感的力量，父亲的嘱托及其司马迁自负的性格都是重要的因素。同时，司马迁个人价值观的追求，执着的立名意识是他的精神需要，也成为“发愤著书”的心理动因。

1.李陵之祸

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艰苦力战之后，兵败投降。消息传到朝廷，汉武帝震怒，朝臣也纷纷责骂李陵背弃朝廷投降。司马迁看到汉武帝寝食难安，想为汉武帝解忧，同时他愤怒于安享富贵的朝臣对冒死涉险的将领毫无同情之心。于是，他挺身而出，陈述李陵投降是出于无奈，以后他必将伺机倒戈一击，报答汉王朝。然而，司马迁为君王分忧的一片忠心，并未感动汉武帝，反使他大为震怒，使自己获刑下狱，遭受残酷的“腐刑”。司马迁本人，具有浪漫的诗人气质，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都能处处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李陵之祸对于司马迁而言，是感情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司马迁与李陵没有什么特殊交情，所以，无论从私交亦或从官职责任来讲，他都没有替李陵辩护的义务。替李陵辩护的理由，完全是他根据自己对此人的行为品质的判断，显示了他浪漫的诗人气质。

2.感情需要

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后，他的内心是十分屈辱痛苦的。他感叹奴隶婢妾尚且能够下决心自杀，何况像他自己如此受辱的情况？然而司马迁说自己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在污浊的监狱中，遭受刑罚，忍受侮辱却不肯去死，是因为遗憾自己内心未完成的心愿——著述历史。首先，这是父亲临终的嘱托。汉武帝举行封禅典礼，身为太史令，司马谈却因病滞留洛阳，已经走了一半的路，不能继续，他痛苦遗憾，一病不起，临终之前执手嘱托，将已经开始的《史记》的写作事业交给了司马迁。对于父亲的敬重，深厚的感情，使他无法放弃自己的诺言，为了一时的自尊放弃生命。其次，司马迁精神性格中的自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司马迁曾说：“仆少负不羁之才，常无乡曲之誉。”(《报任安书》)从这句话中，我们能够看到司马迁对自己才能的自负。司马家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源远流长的家族，其家族在陕西韩城的繁衍也是显赫繁盛的，特定的家庭环境使司马迁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这些都是司马迁自负的因素。从为李陵辩护这件事本身，我们也能看到司马迁性格当中的自负。李陵兵败投降，汉武帝焦虑不安，大臣不敢言，唯独司马迁站出来为李陵说话，这种率性源自他骨子里的自信自负，他相信自己能够说服汉武帝，解帝王之忧，救李陵于危难，等待他立功归来。然而突如其来的横祸击碎了他的政治前途，他对父亲的承诺，特定的精神心理、感情的平衡，使他投入到《史记》的创作之中，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这也是一位学者对君主淫威和残酷的命运所能采取的反抗形式。

3.个体价值观的需要

以孔子为中心的儒家学派在价值观上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在两者产生矛盾的时候，提倡去抑制、牺牲自我价值以服从社会、群体的利益。司马迁的价值观不同，他非常注重个人的价值。所以，《史记》中歌颂历史上实现了自我人生价值的众多英雄，他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从对传名天下的追求中，我们能看到司马迁强调个人人生目标，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反对个体对群体的依附。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实质，是从历史变迁中探索人的能动性，揭示人的价值和意义，在此基础上归纳出历史发展、社会治乱的规律。[4]157-158《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以泰山与鸿毛的比喻很明确地提出不同的价值观需求。对于如何实现“重于泰山”的人生价值，司马迁强调“立名”。他在《孔子世家》《伯夷列传》中多次引用孔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可见他对“立名”的重视，并将其作为自己人生价值观的追求。特别是遭受了巨大的人生灾难之后，“发愤著书”就成为一项借助叙事形态重新恢复人作为信仰者的身位的奠基性事业。[5]人生困厄，使他愤激，使他产生更加强烈的“立名”追求。这时，承诺父亲的著述工作上升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使他超越自我极端痛苦的情感，从悲苦低迷中解脱出来，产生继续生存下去的强烈愿望。他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就是启示人们从整体的原则出发去理解一切事物，把任何事物都当作大自然的一部分，也就是将任何灾难看作大自然因果链条的一环，这样去理解思考，从而使人从困难中超脱振作起来。读《报任安书》，我们能感受到司马迁正视苦难，毫不掩饰自己的痛苦情感，他的“立名”的价值追求又使他能通过“发愤著书”阐释人生，演绎历史，认识自己的存在，体现生命的价值。

二、“不平则鸣”——创作动机

(一)“不平则鸣”观点的提出

在散文创作方面提出明道说的韩愈，又提出了“不平则鸣”说。“不平则鸣”说实际上是缘情，并不属于明道。韩孟诗派尚怪奇、重主观的诗歌思想，与当时的讽喻说是极不相同的。“不平则鸣”显然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一脉相承。只是司马迁更趋向于对作家创作缘由的探索。韩愈“不平则鸣”的诗歌主张，对于绝大多数元和诗人来说，使他们进一步意识到诗歌创作的源泉和动机。[6]124

贞元十九年，韩愈所作《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外者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7]201韩愈认为文学生于不平之中，人生越是不平，产生的文学作品越是美好。针对孟郊仕途的坎坷失意，生活的穷愁困苦，韩愈作此序宽慰。“不得其平则鸣”就是鸣其不幸。

关于这个观点，韩愈后来在《荆潭唱和诗序》中也有表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7]212-213从中可见，韩愈认为文学家善鸣者常常是怀才不遇者，穷愁困窘是造成作家内心“不平”的重要因素。由于时代原因，韩孟诗派诗人大多充满不平，遂发抒于作品之中。“不平则鸣”的观念，实质上是屈原“发愤以抒情”，以及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文学传统的进一步发展。“穷”的境况造成艺术家心理失衡，而艺术家通过“鸣”使自己内在的愤懑情感得到宣泄，从而恢复心理平衡。“不平则鸣”展现出创作的主要动因。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的需要、动机主要是由内心的不平衡所唤起。人的一切行为动机的最终目标都是使人回到心理平衡状态。[8]86由此分析，艺术家创作文艺的动力主要源于艺术家的心理失衡。心理失去平衡，使艺术家内心产生通过创作、通过情绪宣泄来恢复心理平衡的内驱力。[9]268-275

(二)形成原因

韩愈倡导的文体文风改革是以“文以明道”的口号相号召的，这是中唐古文运动的主要宗旨。但是与此同时，韩愈从理论与创作实践上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文以明道”无疑是纯然功利的文学观，“不平则鸣”却是倾向于抒情与写实的，它反映了被人们逐渐认识并重视的文学抒情的特点。在韩愈的思想中出现这样一个与他的严格道统观念颇不协调的观点，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1.清寒的出身与悲苦的生存状况

韩愈的青少年时代一度是在动乱不安的战乱中度过，也是备尝颠沛流离之苦。《新唐书·韩愈传》中记载：“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领表。会卒，嫂郑鞠之。”[10]3865韩愈幼失怙恃，随兄嫂生活，后兄长又死于贬所，他又跟随嫂子回到河阳故里。后来中原兵乱，他随全家人到处避乱。幼年的苦难促使韩愈勤学苦读，渴望出人头地。入朝为官之后，韩愈由于直言进谏也是屡遭贬谪。他因作《谏佛骨表》力谏宪宗迎佛骨，触怒宪宗，被贬潮州，个人的贬谪失意已是灾难，幼女病死途中更是飞来横祸，使他痛苦万分。“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于商南层峰驿，即瘗道南山下。”(韩愈《女挐圹铭》)惊悚痛苦之情，恍惚愧悔之意融于字里行间。

孟郊的家族门第衰微，父亲早亡，其母含辛茹苦将孟郊兄弟抚养成人。为谋求仕进，他刻苦攻读，备尝羁旅劳顿之苦。韩愈多篇诗歌中感叹孟郊贫穷寒酸的生活状况。孟郊自己的诗歌中也常常隐含着难言的苦涩与无奈，贫寒窘迫的生活，无情地摧残了他的身体，也给他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不幸好像死死缠着他，孟郊的三个儿子于元和三年春相继夭折。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人生之三大不幸都降临在孟郊的生命中。他的悲苦命运化为“不平之鸣”，苦吟出泣血的文字。

李贺富有才华，又自称宗室之后，有着强烈的功名意识，却因为避父亲名讳而不得举进士，后来也只能就任卑微的官职。冷清寂寞困顿的生活，病弱的身体，死亡迫近的可畏，使他的作品充满凄厉不平之鸣。韩愈、孟郊、李贺、贾岛等人，寒微的出身，生活的困厄，体弱多病的折磨，使他们焦虑压抑。这是他们产生“不平之鸣”的根本情感动因。

2.强烈的入世思想

“不平则鸣”说与明道说能够同时存在于韩愈的文学思想中，也是由于他的强烈的入世思想。由于这种强烈的入世思想，便把不平之鸣、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发抒和重功利的文学观统一起来了。[11]262积极入世，追求建功立业是汉以后读书人的生活模式，唐代文人更是如此。唐代统治阶级以进士举士，学而优则仕，刺激了文人的从政热情。中唐时期，虽然开元盛世的局面已经逝去，但一度“中兴”的时代使韩愈等人积极追求仕进，以期有用于世。韩愈一生都在为理想而奋斗，曾上《论淮西事宜状》，支持裴度。后又上《论佛骨表》，谏迎佛骨，论佛道之弊。他有雄心壮志，但科举之路却十分坎坷。“中兴”的时代，充满希望的氛围，韩孟诸人积极仕进，却遭遇连连的科场失意之苦。交游、干谒、入幕、外放、贬谪，韩孟诸人既有着羁旅行役之苦，又有着宦海沉浮之悲。他们既不为现实社会所重视，所追求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尖锐矛盾，这就使他们经常处在痛苦和矛盾之中。政治上的压力极大地加剧了他们的心理冲突，为了宣泄内心的愤怒与不满，那颗躁动不安的灵魂转而把不幸受阻的政治抱负化为诗歌创作的激情。[12]65强烈的入世思想与现实的坎坷困顿之间的矛盾，也是形成其不平之鸣的重要因素。

3.执着的立言意识

儒家讲立德、立功、立言。以立言追求文章之不朽，求得生命之不朽，这反映在中国古代许多文人的人生道路中。追求文章不朽对韩孟等人的影响也是很深刻的。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子厚斥不久，穷不及，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韩愈强调文学对人生的传世不朽的价值。以韩孟为首的作家创作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苦心追求，呕心沥血，艺术风格上大胆创新求变，这实质上是他们强烈的立言意识的折射。这种强烈执着的立言意识，与司马迁也是一脉相承的。

三、“穷而后工”——创作本源

(一)“穷而后工”观点的提出

欧阳修在《梅圣谕诗集序》中写道：“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13]10-12这是欧阳修继韩愈“不平则鸣”之后，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所做的进一步的阐发。在这段话中，欧阳修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他所说的穷，是指仕途坎坷、人生困窘，坎坷、困厄出诗人。同时，欧阳修认为“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欧阳修认为“愈穷愈工”，生活愈是困窘，内心之苦闷忧愤愈是深厚强烈，发而为言，就会形成优秀的作品，所谓穷到极而工到顶。

欧阳修在《薛简肃公文集序》中亦有言：“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这是对其“穷而后工”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二)形成原因

1.困窘的生存状况

欧阳修自己对于穷苦的生活是有深切体验的。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但四岁父亲去世，失去依靠，生活陷入贫困。母亲在艰难的生活中给了他良好的教育，亲自教他读书，用芦秆作笔，在沙地上教他写字。欧阳修刻苦攻读，24岁进士及第，入朝为官。他为人刚劲正直，风节凛然，一度被贬夷陵县令；后因积极参加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被贬滁州；晚年又被贬亳州。一生宦海浮沉，三遭贬谪，对人生命运的变幻和官场的艰险有着深切的体验。欧阳修的好友梅尧臣年轻时由于荫补做了下级官吏，屡次考进士总遭压抑，困厄于州县十多年，虽沉沦下僚，却非常关心时政。他的诗歌关心民生疾苦，写日常生活琐事，抒写人生之不得志，发出困厄者穷愁苦闷的感叹。欧阳修基于自己的人生体验，对好友梅尧臣人生遭遇与创作的理解与感叹，提出“穷而后工”说，反映了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

2.清醒自觉的创作思想

北宋初年，西昆体盛行，面对这种形式主义诗风，梅尧臣感叹：“迩来道颇丧，自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辨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梅尧臣呼唤道的建立，与当时经世致用的思潮相统一，经世致用思潮是促成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14]41。他提倡诗三百的“刺美”精神，同时对于屈原“作《离骚》”做出高度评价：“自哀其志穷，愤世疾邪意，寄在草木中。”梅尧臣的评价，显然也是寓含着他自己“哀其志穷”和“愤世疾邪”的思想感情的。欧阳修针对梅尧臣“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不得奋见于事业”的人生遭遇，提出其“穷而后工”说。其重点是强调诗人之穷与诗之工的因果关系。诗人之“穷”主要是指其不能施理想抱负于社会政治，而生活在底层，因此却造成诗工的条件；有利于深入社会人生，激发自己的“忧思感愤”之情；愈穷则生活感受愈丰富，产生优秀感人的作品。[15]138梅尧臣与欧阳修的思考，都反映了他们一种创作上的自觉追求。

四、结语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总结出了古人创作的一条普遍规律，揭示了创作激情的内在作用。韩愈“不平则鸣”强调激情来自于人心中的不平之气，阐释了人的心理失衡，通过创作得到平衡，揭示了创作的动机、缘由。欧阳修“穷而后工”则通过作家的艺术成就探寻作品之工的本源，强调这激情与不平源自于人生的穷困郁积。他们的理论主张相互补充，相互发挥，成为探究文学创作本源的系统学说，共同构成了诗学领域的悲剧线索，贯穿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展示了中国传统诗学一种特殊的审美价值。后来，陆游说：“盖人之情，悲愤积于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渭南文集》卷十五)李贽说：“古文圣贤，不愤则不作。”(《忠义水浒传序》)孔广德说：“或则感愤而抒议论，又或则蓄其孤愤而行之于歌咏，无非愤也，即无非忠也。”(《普天忠愤集自序》)他们都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精神上有不同程度的联系。[16]98他们又将这种“愤”上升到“忠”的高度，对司马迁等人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构成了我国传统诗学的一个优良传统。